从哈佛到中国高校,一场跨越半世纪的"文科裁员潮"

_NEWSDATE: 2026-05-02 | News by: 文化纵横杂志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哈佛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由以上三个不同角度审视，或许可以对当代人文学科存在状态与命运做如下概括：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而言，从向往彼岸的信仰皈依，到告别彼岸追求以人为中心的精神完满，再到如今甚至不得不为获得自身合法性而陷入学科化樊篱的蜕变，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跌落的确是一个长期趋势；就当下社会稻粱谋的世俗功用而言，鉴于其知识属性，相对于其他领域，以人文学科为生的空间也委实越来越逼仄，至少在可见的将来未必能有大的改观。因此，倘若以历史上曾有的显赫地位与当下就业的境况而论，人文学科的确风光不再。不过，这种趋势与状态充其量代表人文学科相对于过往的落寞与失意，即便称得上危机，也不过是由环境变迁或外在胁迫而引发的一种集体性忧患意识。而真正的深层危机或许为：在功利主义、消费主义、技术与工具主义盛行和学历日益贬值的今天，人文学科自身及其作为教育资源，是否还有其存续乃至不可或缺的价值？这才是关联人文学科命运的内在危机。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西方社会的文化语境变迁，关于人文学科的内在危机论聚讼纷纭。由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引发的左与右之争，以及后结构主义思潮对传统宏大叙事的消解与解构，一度导致人文学科内部立场在先的对峙与争锋。钱伯斯认为，人文学科内部大致上存在三个阵营：一是传统人文主义，崇尚由古至今各种经典文本与艺术作品对人的精神、理性以及品味塑造所具有的特殊价值；二是功利人文主义，推崇人文学科的世俗与应用价值，如艺术作品的商品化，围绕当代社会中存在各种困境如安乐死、失业与转基因等的伦理慎思与重建，以及服务于人们可雇佣能力的语言沟通能力、逻辑思维、问题解决能力等可迁移的通用性技能；三是社会（批判）人文主义，即一种源于18世纪世俗人文主义的当代表现形态，它关注人的自由及其现实的社会约束条件，主张对社会政治与经济境况执批判立场，倡导社会平等与人的解放。这三个阵营在早期处于彼此和谐共存状态，但如今这三者、特别是在传统人文主义与社会（批判）人文主义之间，正陷入保守与激进、远离政治的纯粹即真善美与一切都政治化的对峙，即一种“文化战争”状态。［17］

“文化战争”不仅表现为人文学科内部关于知识旨趣与价值的裂变与分歧，即坚守人文学科传统价值的保守倾向与倡导社会现实批判的激进倾向之间的对立，而且就是在同一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彼此难以相容的状态。如莫里斯（Rosalind C. Morris）认为，在身份政治崛起的今天，基于女性主义、性别、族群与后殖民等的身份研究，已经让传统的批判理论退化为乌托邦主义，基于政治正确的审查制度反而危及康德式理性与自由等无可争辩的先验价值，传统叙事能力的丧失成为人文学科深陷危机的源头。［18］罗蒂（Richard Rorty）将这种注重身份与文化政治的左派称之文化左派，它既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老左派，也不同于倡导社会改良与政治参与的杜威式实用主义左派，而是旁观者学院左派——更偏好从尼采、海德格尔、福柯与德里达等那里汲取思想，以宏大叙事与启蒙理性为抨击对象，并注重抽象理论建构。［19］如果说在学院左派圈子中，人文学科还仅仅是沦落为远离现实政治的抽象概念与理论建构，那么它的后现代转向更是将自己置于相对主义泥淖而难以自拔。多福森（Christopher O. Tollefsen）抨击道，在过去几十年中，人文学科基本走的是激进解构、政治抗拒与身份研究的“糟糕”路线，怀疑的解释学成为理解人类世界的基本解释框架。任何对真理的主张都被视为对权力的遮蔽，“是精心设计并予以合理化的、隐藏着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以及其他各种主义的谎言”。如此一来，传统人文学科一概被视为身负原罪，“不仅是坏的，而且是无用的”。［20］

人文学科内部左与右、保守与激进以及各自阵营内部的立场之争，其硝烟也弥漫到大学的教育教学领域。诸如，谁的经典文本、文化与地方性知识可以纳入大学课程？大学课程教学中可否以身份政治为由设置诸多红线，而罔顾学术自由的原则？课程知识的合法性依据在于价值或立场，还是客观的历史与事实？特别是在传统上被作为弘扬人类文明共同价值的通识教育领域，上述各种争端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欧美达到了巅峰。为体现身份政治的多元包容理念，通识课程逐渐趋于拼盘化与碎片化；代表西方文明的经典，甚至因其带有中心主义色彩而频遭质疑乃至放逐到边缘位置。如此混乱状态也引起了传统保守人士的强烈反弹，如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布鲁姆（Allan Bloom）认为，这种混乱状态体现了美国当代社会价值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风格，它与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德语学者哲学与思想存在勾连。大学本源于启蒙且志在启蒙，正是传统哲学家的教诲及其理性的沉思，为学术与学科的创建提供了依据并注入了活力。没有了哲学，大学就会失去其生命力并走向没落甚至毁灭。而如今的美国大学已经沦为多种文化冲突之所，各种课程要么更加专业化，要么被包装成形形色色与性别、族裔等主题相关的现代课程，不再关注人的涵养或过问人类面临的重大议题。通识教育内容日益贫乏，甚至成为某种“骗术”。经典逐渐失去其合法性，文学艺术从考古学、语言学与文字学中寻找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哲学则追求自身的科学化，走向了实证主义与逻辑学。如此境况下，“很难想象，大学会有精力或能力形成或改革教书育人的理性，去重建通识教育”［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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