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佛到中国高校,一场跨越半世纪的"文科裁员潮"

_NEWSDATE: 2026-05-02 | News by: 文化纵横杂志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哈佛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大学人文学科式微的表象、背景与成因

理解人文学科的式微危机，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首先是就其在大学中的地位而言，历经中世纪作为神学婢女的经院哲学，到文艺复兴时期转向宗教人文主义的人学，再到近现代世俗人文主义滥觞后逐渐蜕化为支离破碎的高度专门化学问，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衰落其实早已显现，并经过了一个长期缓慢展开的渐进过程。甚或，不妨说，一部大学史就是人文学科不可逆转地走向裂变与失落的历史，也是一个自然科学崛起与实用之学兴起并逐渐在大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此消彼长过程。但是，无论围绕神还是人而建构的统整性学问以及它旨在培养完人的传统理念，让人文学科曾一度成为大学存续的合法性依据与精神根基，甚至堪称当今人类知识的源头或母体，其对近代科学革命的历史贡献不可埋没。不止于此，它还是不同时期推动社会变革的思想动力，如钱伯斯（Ellie Chambers）所言：“尽管人文学科始终关注传统，但该传统的某些方面具有进化意义，18世纪的世俗人文主义是革命与变革的有力前提，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便起源于人类的思辨传统。”［10］雷特尔（Paul Reitter）等学者甚至把人文学科称为19世纪晚期德国的一种“特权资源”，不仅拥有特权地位，而且还是用于应对其他文化威胁而引发意义与价值危机的智力资源。［11］

当然，地位跌落并不意味着人文学科在当代作为学问、尤其是教化与教育价值的消弭，这也是我们理解人文学科式微危机的另外一个角度。从这一角度审视，对于人文学科在大学的科目设置、课程结构与内容、学习要求与学习方式等，尽管长期以来一直有着各种争议，但是无人否认其教育教化价值。近代以来，大学中较早关于人文学科价值的争论当属1828年的“耶鲁报告”（Yale Report of 1828）。针对当时诸如哈佛大学与阿默斯特学院等压缩古典语言课程的本科教育改革，耶鲁大学旗帜鲜明地表明其坚守古典教育的立场。它认为，古希腊语与拉丁语是众多现代民族语言的源头，对这些文本的学习不仅是造就博雅之士的基本要求，有助于其“形成品味，以思想和措辞来训练心灵，并获得高尚、纯洁和简洁的感受”；而且，它也是学生接受更高层次专业化教育的基石，因为古典课程的学习是有用的，它在为现当代作品注入了基本理念的同时，也为其他学科乃至实利之学提供了最为有效的智力训练。［12］

进入19世纪下半叶，尽管“耶鲁报告”对古典课程的坚守并不能阻挡大学教育快速世俗化的潮流，但是，它关于博雅教育的理念却为此后美国大学独特的通识教育模式形成与推广奠定了精神基础。埃尔斯（Edward L. Ayers）甚至认为，到20世纪初，在部分常春藤联盟大学的推动下，人文学科作为一种糅合了德国研究型大学、牛桥传统与法国公务员训练的各种元素粘合剂，反而在世俗化时代站稳了脚跟，成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基础。［13］这种经实用主义改造的理念与模式曲折绵延至今日，就是人文学科几乎成为所有美国大学通识教育中必修的模块。哈佛与耶鲁等综合性大学自不待言，就是以工程技术见长的麻省理工学院与加州理工学院等，也普遍设立人文学科系科与专业，无论主修什么专业，都要求学生必须在人文学科领域完成规定的学习单位。概而言之，所谓文科式微或危机论并不意味着人文学科教育价值的贬值，相反，为能够更好地服务于通识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往往更为重视人文学科学术水准的提升，使之具备可与其他学科媲美的实力。

最后一个审视角度是关于人文学科本科专业乃至学科规模的缩减，这才是当下人们为之忧心的文科危机论最典型的表征。如前所述，就长时段的历史而言，大学的世俗化与人文学科高度专业化，是人文学科专业吸引力下降且难以逆转的宏观历史成因。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各国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普遍引发了一系列涟漪效应。一方面，由于专业设置具有低成本优势，且学习门槛相对较低，人文学科招生数量大幅增长。尽管其占总体的比例相对其他领域确有持续下降趋势，但因为分母扩增，实际招生的绝对数量仍非常可观，如在OECD国家，据统计，2000—2012年人文学科毕业生的绝对规模依旧增长了1.4倍［14］，如此势必导致劳动力市场中的供需关系失衡，以及就业机会与就业的专业对口比例大幅下滑。另一方面，在世纪之交，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引发经济社会变革，也促发了劳动力市场对理工科（STEM）专业的旺盛需求，相较于人文学科，理工科专业就业机会以及获得高回报工作的优势日益凸显。

故而，在此消彼长中，若以就业市场论长短，人文学科专业自然难掩其江河日下的颓势。正如洛塔鲁（Daniel Rotaru）所说：“在以即时回报为标志的时代，所有的一切都以时间及其生成的利润来衡量，人文学科显然不合时宜了。”他将这种时代症候称之为“市场暴政”的产物，也是以市场为中心与经济为首要动机的大学企业化结果。［15］对于大学中的这种功利转向，佩埃乌拉（Julia Olmos Pe?uela）等人则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长期的政策议程所带来的后果。自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提升国家在全球中的经济竞争力，OECD成员国纷纷把支持与资助的重点聚焦于大学的科学研究及其成果转化，政府关注大学对经济贡献的可量化指标，在强化理工科发展优势的同时降损了人文学科的价值与学术地位。［16］简言之，在大学主动或被动功利化与学生现实谋生压力日益加剧的社会环境中，一向有其独特精神偏好的人文学科，其式微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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