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億萬富翁變身為中國最懼怕的批評者
作者祁福德（Mark L. Clifford）/譯者：林玉菁
黎智英在全球擁有億萬房產，為什麼選擇留在香港為民主自由獻身？
讓黎智英與眾不同的，不僅是衣服。 過去三十多年裡，他一直是自由與民主的堅定捍衛者，言辭激烈，批評香港與中國的領導人。 如同香港七百萬人中的數百萬人，他不相信共產中國，並希望這座城市能夠享有1997年北京接管英國殖民地時所承諾的權利與自由。
他很有錢──遭到政府追捕前，黎智英的財富估計達到十二億美元，這是黎智英十二歲時到香港所賺來的財富。 抵港時他口袋裡甚至連五塊錢都沒有。 他自掏腰包，捐出超過一億美元，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
他手中極受歡迎的《蘋果日報》與《壹周刊》雜志，主導了香港的政治議程，最終成為這個從未享受過民主的城市中的反對力量。 “中國共產黨如此痛恨黎智英，因為他們怕他的媒體帝國。”資深記者程翔說。 程翔曾對北京持同情態度，因此在香港的共黨喉舌《文匯報》擔任高級職位。 “他的媒體對香港的民主化非常重要。 共產黨將宣傳視為生命線，而黎智英的媒體帝國成功駁斥他們的許多謊言。”
他無畏無懼。 二○二○年，當政府禁止紀念天安門屠殺時，黎智英在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傳統的六四紀念地──孤身跪下，點燃一根蠟燭。 他告訴法庭：“如果紀念因不公而死去的人是犯罪，那麼...... 讓我接受懲罰。”隨後，他因煽動非法集會而被判囚14個月。
當代中國最重要的政治犯，“盯上我，也是很自然的”
香港擁有幾十名億萬富翁，但當這座城市的自由逐步被削弱時，卻沒人敢站出來反對中國。 香港孕育了許多勇敢的民主運動者，卻沒人能像黎智英那樣，透過大眾媒體的聚光燈滋養這場運動，更別提金錢上的資助。 這場運動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生運動以來，對中共最大的民主挑戰，黎智英則是發動運動的要角。 幾乎是十億人中的唯一者。 二○二○年一次對話裡，隨著對他的指控不斷增加，黎智英感慨道：“他們盯上我，也是很自然的。 我擁有支持運動的反對派報紙。 我公開疾呼反對共產黨。 我參與每一場抗爭（示威與游行）。 對他們來說，我就是麻煩制造者。 他們不打壓我、要我閉嘴，是很難的。”
你不能輕易定義黎智英這個人。 身為務實的成功商人，他會用結果導向來看待人權運動。 他關心自由，但你不太會聽到他談論社會公義。 他的哲學接近自由主義，認為政府除了維持秩序及強有力的法治外，應該扮演有限角色。 身為天主教徒，他是類似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的激進反共派。 這位波蘭教宗在1980與90年代鼓勵東歐和蘇聯的民主起義。
黎智英是當代最重要的政治犯之一，然而，他在美英兩國政治光譜中的右翼支持者，遠多於左翼。 他的閱讀量驚人，更是多產的專欄作家，渴望成為公共知識分子。 但他太專注行動，難以融入中國劉曉波、蘇聯亞歷山大. 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或波蘭亞當. 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等人的知識分子傳統。
寧願為自由民主入獄，也不願放棄這座“給了我一切”的城市
跟許多良心犯不同，他不屬於任何政黨。 黎智英是個商人，深信市場經濟，也相信經濟成長對推動自由的重要性。 政策制定讓他覺得無聊。 他擁有企業家的確定與直率。 他的解決方案很簡單，甚至有過度簡化的傾向。 這些方案圍繞著更自由、更民主及更少的政府管制。 他談的不是普世人權，而是價值，特別是他所謂的西方價值，即自由、寬容及透過運用法律給人們安全感。
“他很不同。”美國聖母大學政治學者，生於香港的許田波指出。 “許多自由斗士經常是尋求注意力的律師運動者或知識分子。 他是個商人，基本上只是真心關懷他的家園──香港，及民主志業。”她記得2019年底，當他跟李柱銘在紐約的美國外交關系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中演講時，觀察者驚訝發現他“並未說出任何過於挑釁的話”，並且“相當溫和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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