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周刊
21世纪乃至疫情以来不断加剧的不确定性,让陈旧的经验与解释快速失效。我们需要极富洞察与活力的书写来描述生活,重整面对此刻与未来的信心。
今年同样是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人——获得“历史感”的一年。在变动与危机面前,历史的偶然与流动清晰起来。
我们终于短暂地抽身于日常琐碎,开始将视点移至微小个体之于历史的行动与位置,在小我之外,留意到他者的存在与绵延的远方。
除了在社科论述与历史经验,以及虚构的故事中抵达世界的某种真实,我们还需要关心科普与艺术。
在互联网信息泛滥的当下,常识反而是稀缺的。科学与技术诸领域的进展与普及,背后蕴含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如今泛滥的狂热情绪,它是及时的冷却剂。
艺术则是感性的,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对于文明及其成果的反思甚至不满。艺术予人慰藉与美的感受的同时也教人反思,让理性不至于成为可怖的牢笼。
新周刊如今在各个领域寻找刀锋好书,是因为我们相信:
阅读是感知他人经验与思想的最佳方式,是世界背离狭隘与愚蠢、走向美好与团结的前提。
“低音与棱角”是第一届刀锋图书奖的主题,同样是我们所秉持的评选原则。我们想要找到那些关注普通人又敏锐的作者与作品。
相比“超人”们的丰功伟迹,日常事物与一个个具体的小人物可能更具有一种永恒性。他们值得被书写,需要被记录。阅读中,普通人的视角不容忽视,我们需要听见他/她们的“低音”。
与此同时,作品又不能流于琐碎,历史毕竟不仅仅关于皇帝面对斑驳宫墙时的遐思。
我们希望找到真正具有思考力与洞察力的写作,所谓发现“棱角”。
这两个关键词贯穿了本届刀锋图书奖评选过程的始终,它们不仅适用于历史图书,同样是我们对小说、纪实、社科、艺术、科普图书的期待。
经由推委会与新周刊内部投票与评议,我们最终评选出以下涵盖36本作品的终选名单,
“新周刊·刀锋图书奖年度十大好书”(包括社科、历史、艺术、纪实、小说、科普图书)将在本周五(12月17日)揭晓,敬请期待。

严飞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作为社会学学者,我这次提名了多本纪实类书籍。在我看来,社会学研究者一定要进入田野,不要蜷缩在舒适区里。
如果只是利用各种数据在电脑上做精致的定量分析,那是不够的。数据分析当然重要,它可以在宏观层面展现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我们也希望在微观层面进入社会的不同群体,深度触及他人的心灵世界,了解普通人的困境与期待、爱与恨。
城市社会学奠基人、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说过,做实际的研究“一定要把自己的裤子的屁股部分弄脏”,意思就是一定要在田野、在现场才能看到真实的社会场景,看到普通人的故事。所以,我在阅读时,也会更加关注普通人、边缘人这些小人物的故事。
目前的中文非虚构领域,理论的介入可能还不够。国外的非虚构作者常常在写作中加入大量的社会学研究,马修·德斯蒙德撰写《扫地出门》的时候,就在书里加入了大段注释。
今年比较惊喜的是,我注意到了一些作者自觉的社会科学分析框架,字里行间非常清晰。但总体而言,我们的非虚构写作依然缺少理论分析,也缺少更多的方法论的自觉与反思。
罗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我爱读各种旅行类图书,特别是跟特定区域有关的,比如西伯利亚、蒙古、中亚、伊朗、南亚等。因为我研究中国古代周边地区的人群,(而这些地方)跟我的专业研究有点关系,所以我通过阅读这类书来进入这些地方、理解这些地方。

梁永安
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文学博士
我喜欢看关于人心细微变化的文学作品。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城市化、中产化阶段,随着新型生活方式的建立,很多东西就开始细化、虚化了。
即使是生活中很小的细节,都会激发我们很多的感受。这就使我们的生命有一种新鲜的、对于外部世界的体会,然后在一种“无形”中,我们去拥抱这个世界,或者说连接这个世界。
张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所提倡的“新女性写作”,看重女性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我认为它应该对两性关系和性别意识有锋利认知。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丰饶的而非单调的,它犹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
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女作家,比如丁玲、萧红和张爱玲,有着不同的审美取向。虽然她们的作品都有女性意识,但面向并不相同。
丁玲关心社会问题,她塑造的人物莎菲代表了一代人对于现代女性的想象;萧红凝视女性的低微处境,《生死场》里边有许多深刻而令人惊骇的女性身体书写;张爱玲则是在日常生活脉络里边书写男女间微妙的权力关系,从《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女性受迫害的一面,也能看到作为加害者的女性的阴暗,这是张爱玲深刻的性别视点。
这些作家和作品构成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优良传统。今天的青年一代女作家,更多是在书写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生存,虽然写作技术上也很精进,却少有前辈女作家的深刻和锋芒。
笛安
作家
近些年,在各类图书排行榜上,尤其是文学类榜单,我们看到的还是老面孔,没有看到真正在市场上有绝对优势的新作家。
我选择新锐作家的标准很简单,就是要有辨识度。为什么?就我的经验而言,青年写作者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鲜明的辨识度,但它会随着年纪和写作经验的增长慢慢变少。
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写了很多年,他后期的作品会慢慢变得厚重,棱角会被磨圆。早年间一些鲜明的特色,他会用另外的方式沉淀在字里行间,而不是明晃晃地外露。
我会把辨识度作为我的第一标准,然后其他事情都可以讨论。所以我提名周恺,我认为他在语言、节奏、小说气息的处理等几个方面,都极有辨识度和个人特色。

王笛
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对我来说,阅读就是我的精神寄托,我的思想源泉,我和这个世界进行交流的媒介。要保持思想的敏锐、研究的活力、写作的深度,就要阅读、阅读、再阅读。
现在书籍面临着短视频泛滥、公众号文章短平快、碎片化阅读的严峻挑战。书籍要与短视频进行竞争,这是站在不同起跑线的竞争。所以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使阅读更有必要、更有吸引力、更加持久。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人是有思想的,思想产生文字。所以读书读的是文字,文字再通过你自己的想象和理解,转化为一个你所理解的真相或者世界,这恰恰体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
这届图书奖的主题“低音与棱角”让我想起著名历史学家王汎森那本《执拗的低音》。“低音”这个词来自日本思想史大师丸山真男。在丸山真男看来,一个人的思想或一个民族的思想里,总有一种背景性的、不那么主流的,但是一直潜伏在那里的声音,叫“执拗的低音”。“棱角”显示个性和锋芒,它传承了一种传统,在这个时代又表现出自己的个性,这就是“棱角”。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优秀的历史、社科类书籍应该是面向公众的。它的结构、行文、论述、风格都要足够亲和,但同时要有深厚的学理基础。
近两年来,我觉得历史、社科类图书表现出一种特别强的跨学科的性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问题几乎都是综合性的问题。学者以前在象牙塔里比较关注本专业的问题。现在的很多历史、社科读物,由于它是面向公众的,它从问题角度介入,所以都是跨学科的。

祝羽捷
写作者、策展人
过去的艺术书以权威性的艺术史为主,但现在越来越细分,有专门讲艺术市场的,有分解当代艺术各个环节的——比如策展类、美术馆运营方面的书籍——把艺术行业的方方面面都涵盖了。
我的一个明显感受是,过去可能是一个展览做成一本画册,如今会以某个展览作为契机,把艺术家的生平梳理一遍,再约许多人去写文章,形成丰富的内容。诞生于展览、却不只是为了展览而存在的艺术书,以后会越来越多。
以前,艺术家接受的早期艺术教育,看的是一些黑白的或粗糙的印刷品,难以充分理解作品的伟大之处。他们要去现场看了实物,才知道原来色彩是这样的。如今,随着印刷质量与扫描技术的精进,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再版书和高精度图片,感受艺术作品的更多细节与色彩。这对当下热爱艺术的人来说,确实是一种幸福。
就我个人的艺术阅读而言,重要的艺术书肯定是要认真研读的,但我自己喜欢读那些蕴含女性视角的艺术史书写,像贡布里希、詹森这些艺术史家都是男性,没有一部艺术史正典是由女性来书写的。所以我在硬核读书会写专栏的时候,一方面在时间上连接古典与当下,一方面也在添加自己作为女性的真实感受,这是过去为人所忽略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