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从妈妈的房子里滚出去了....(图) |
仅仅几秒钟后我就突然冷静下来，随后就被内疚感笼罩。我抱着受到惊吓的猫，轻轻地抚摸着它，试图安抚它的恐惧。看着它渐渐放松下来，突然间，妈妈的声音和场景在我脑海中浮现：“我是生你养你的妈妈，你居然还敢顶撞我！”随后，我想起了她拿着衣架毫不收敛地抽打我，而我一边被打哭一边试图逃跑的场景。
这让我觉得很恐怖，我竟然在不知不觉中，继承了她的这份愤怒和暴力的冲动。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情况只存在于我与小猫的相处中。
我的潜意识里知道，小猫依赖于我无法逃离，正如我的妈妈对待作为女儿的我那样。当时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呼吸，都重复着曾经我妈妈的影子。
自那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自己，而那些不断重复的与她相似的片刻都告诉我一个结论：无论我如何尝试与母亲保持距离，那些与她相似的部分，如同根深蒂固的藤蔓，已经在我的体内中生根发芽。我带着她的痕迹成长，成为了一个既有她的影子，又试图寻找自我独立的女儿。
延续、中断
很久以来，我都认为我和妈妈之所以变成这样的关系，单纯是我和我妈之间的问题。毕竟在社会文化的讨论中，母女会天然地亲近彼此、相信对方会无条件地认同自己。如果我做不到那样，那只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但随着我逐渐成长，我开始意识到，虽然可能存在每个母亲的个人性格和经历所导致的问题，但同样不能忽略她们所经历的社会问题。
上野千鹤子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中提到：个人对母亲的怨恨和疗愈的当然只能自己解决，但是在此之外，如果不去剖析、理解时代背景和社会结构，就无法打断母亲传向女儿的暴力和干涉的连锁。
上野千鹤子
回顾我妈妈的经历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其中并不难理解她为何是一个如此好斗、冲动、信奉丛林法则、功利主义、强势且非常具有行动力的人。在她所生活环境，女性如果没有上述特质，很难在残酷的生存与竞争环境中“活出头”。
她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生，生活在揭阳普宁的一个小农村。他们有七个孩子，我妈妈在家中排第三。在潮汕重男轻女的文化背景下，我舅舅是唯一一个男丁。“男丁稀少”成为他们家庭在整个村子中被边缘化甚至霸凌的原因。
她重复讲述了其中一个故事：在又一次本应属于他们的东西被人抢夺占据后，我的外公、外婆，也就是她的爸爸妈妈似乎再次选择了沉默。而还是小女孩的她则是冲动又鲁莽地拿上长棍去找当事人要个说法，质问对方为什么要将自家挖的水截走。
和我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妈依然会气得咬牙切齿：“我当时经常在想，为什么我不是一个男人，为什么我不会功夫或者武术，这样我们家就不会被欺负了。”
这份刚强，让她成为当时少数没有选择留在老家，而是出去闯荡的女性——上世纪80年代以来，潮汕普宁汇集了大量工厂，对女工一直有着大量需求，女性在当地大多能有不错的岗位和薪酬，更不会向外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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