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二代”现象正在蔓延？

2024-04-29 | 来源: 知识分子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近日，北京邮电大学15名研究生联名举报导师压榨学生。在这份长达23页的举报材料中提到，被举报的这位导师，在女儿中考前，先后派遣两位同学为其女儿的科研创新比赛出谋划策，但结果却是失败告终。

国内顶尖双一流211的研究生，参加初中生科研比赛却连榜单都没上去，他们的对手得是什么水平？一些网友找出了参赛的项目，发现很多题目及其专业和深奥，根本不是初中生能够掌握的范围，看上去有枪手代为参赛的嫌疑，因此这类小学生和中学生科技竞赛甚至被认为是“代理人战争”。

姑且不论这些比赛中明显的违规行为，即便是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这些科技含量超标的竞赛背后需要的家庭资源，也让普通人玩不起。

在当下的教育界，“学二代”现象正在悄然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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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二代”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名词，但它描述的现象确实存在。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2015年和2017年三期数据的一项研究，证实了高等教育中“学二代”现象的存在。这项研究发现中国存在着明显的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现象，父母辈接受高等教育等级越高，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就越高。

具体来说，父代最高学历为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学历时，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分别为46.31%、63.48%和83.33%。当父代最高学历为专科时，子女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概率分别为22.66%和11.77%，但父母最高学历如果是研究生，那子女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概率，就会增长为为49.06%和20.83%[1]。

这项研究从统计上指出了中国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现象，这也符合大家通常的印象，父母学历高的情况下，子女会更容易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些学生理所当然地被看作“学二代”。

可是，他们和同学的差距是如何拉开，从什么时候拉开的？在这一点上，上海纽约(专题)大学御风全球社会科学讲席教授吴晓刚和复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胡安宁的一项研究，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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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讨论了文化资本如何影响中国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可能性。按照既有的研究，家庭出身（例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声望和家庭收入）与文化资本占有之间存在持久且正向的联系，越是优势的家庭，文化资本越是丰厚。这种文化资本的分层可以归因于许多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养育方式、家庭学术氛围等。

来自优势家庭的人拥有更优秀的文化资本，这种优势随后转化为更好的学校成绩。在这个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到文化资本再到教育成果的因果链中，文化资本发挥着中介作用。

一项利用北大(专题)、清华和人大自主招生数据的研究就发现。自主招生破格录取的学生更有可能来自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城市家庭和好的重点高中。可从人才选拔效率的角度来讲，获得自主招生破格录取学生的学业表现、社会活动能力、非认知能力、毕业后的计划和实际去向，却和统招学生并无显着差别[2]。

胡安宁在另一篇论文中也提到了文化资本在教育路线选择上的作用。他认为到了高中阶段，在相对封闭的校园环境中，其实无论是父母还是家庭背景对成绩作用都会非常有限。但如果追溯到更早的阶段，比如幼儿园和小学，文化资本的作用会更突出。它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学生的教育过程的管道（pipeline），而不是在促进学生在某一阶段发力完成跃迁。

用比较简单的说法来解释，如果都在标准化考试的框架下竞争，“学二代”们其实未必在实力上更优秀，他们的优势在于父母更擅长为他们选择赛道，去绕过高考这根独木桥。而且这种赛道选择是越早越好，甚至是从学前就开始了。

可以说“学二代”是真正赢在了起跑线上，因为他们的家庭会去选择起跑线。我们看到各类中小学科技竞赛里的神仙打架，是因为“学二代”太多，赛道已经不够用了。因为高考外的升学方式的名额更为有限，所以注定会越来越卷。

不过这也算是一种奢侈的烦恼，因为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些竞赛路线对他们都是封闭的，他们没有参与这种新式内卷的机会，只能死磕高考。因为在更复杂的评估体系中，获取许多关键材料的机会往往与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密切相关，而这些资源对于弱势家庭来说通常难以获得。

文化资本更隐秘的影响在于，它与一个人的性格、价值观和习惯密切相关，不是说改变就能改变的。有些家长意识不到还有其他选择，或者意识到了也很难跟上新变化。

谢爱磊的研究表明，家庭在早期教育阶段在文化资本上的投入，会影响学生在大学中探索，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出路。不同家庭教养风格的不同，导向了不同的大学生活。比方说带不带孩子去博物馆，去科技馆或者去旅游，会不会让孩子去听音乐会，去看体育赛事；家里有没有藏书，会不会带孩子一块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