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 回县城女青年陷入婚姻困局：结婚 = 下嫁(图)

“女孩子被催婚的压力最大，说媒的人特别多的时候，大概是26～28岁。”欧阳静说。欧阳静是江西财经大学的教授，也是最早关注到县域体制内女性婚恋问题的学者之一。

“比如说以前有几十个人天天来催你，到了29、30岁，可能只有几个人。30岁以上，几乎没有什么人来给你说亲了。因为你的机会、资源越来越少，周围人的信心也越来越弱。”欧阳静的访谈对象，都是县城体制内的女性。过了三十岁，大概率只能找体制外的，或是离过婚的男性。这就是她们面临的现实处境。

2019年，欧阳静完成了一篇名叫《县域体制内的“剩女”——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的论文，她在论文写道：“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特点，主要出现在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其中女教师是剩女主体，县乡女公务员呈现出越剩越多的趋势。”

欧阳静有一位36岁的学生，同时也是她婚恋调研的访谈对象。学生告诉她，到了这个年纪，身边催婚的人都消停了，包括领导、同事，在她面前也不会轻易聊到结婚的话题，“大家都知道你就这样了。”

成都，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处?视觉中国

如果没法在社会“约定俗成”的年纪顺利结婚，取而代之的，就是对个人价值的全方位否定。孟佳经常听到别人议论隔壁乡镇单位一个50岁左右的未婚大姐，“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毛病？”要么是精神上的，“性格是不是有问题”，要么是生理上的，身体是不是有缺陷，生不了孩子。

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环境带来的焦虑感。

在河南家乡的一个体制内岗位工作的晓媛身边有不少单身朋友。她们表面看起来过得很开心，私下聊天时，才会透露，自己焦虑得不得了，父母每天在耳边念叨。有人说气话，“干脆找个人随便嫁了。”晓媛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看见台上像是强行凑成一对的新人，新娘年轻漂亮，至于新郎，“长得很不行。”她替那个女孩感到惋惜：“我们受教育多年，有才华有头脑有理想，婚姻到底给女性带来了什么呢？”她在社交媒体上提醒那些想要回乡发展，又有结婚意愿的女性：没有做好下嫁的准备，千万别回小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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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媛是身边不少人的羡慕对象。她已婚，丈夫也同在体制内。晓媛来自一个条件不错的双职工家庭，丈夫的家庭也不比她差。两个人性格合得来，又门当户对。但晓媛也做了让步，比如接受一个精神上不完全契合的伴侣，“我要是用这个标准，估计这辈子也找不到对象。”

晓媛喜欢看书，历史、哲学、心理学，她跟丈夫探讨书里的内容。丈夫是医生，人更务实，这些书没看过，接不上话，只能用“嗯、哦”来礼貌回应。两个人拌嘴，晓媛也会攻击丈夫：每天按部就班地生活，从不审视自己的人生。

丈夫也不理解，晓媛为什么总是那么喜欢追问意义。一个月到头，有人发工资不就完了吗？生活的意义，就是工资到手，每周出去，穿暖吃好，多开心，为什么总是要追问那些东西呢？

“我工资还比你高呢。你每天都想这些东西，工资还是那么少。”

无论被动还是主动，许多县域体制内年轻女性停留在了单身状态。

欧阳静的论文中，引用了一组她在中西部一个县城里拿到的数据。数据来自县里的民政局、组织部、人事局、团委、妇联、教育局和卫生局：

“D县自2008年以来新招聘总人数为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在这些女性中，目前30岁以上未婚女性约有248人。”

这意味着，在8位女性中，至少有1位大龄未婚。在她们中间，很多是县城里最优秀的女性，比如女公务员、女干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