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死證清白”悲劇背後的女性維權困境...

2023-09-24 | 來源: 中國慈善家雜志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如何追究加害人的法律責任，如何給予受害人更多的理解、支持和關愛？這才應該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共識。

最近，一則出自海南省文昌市公安局的立案告知書引發關注，其內容顯示，“黃某某強奸案”一案，經查，該局決定不予立案後又發現新的證據，現已立案偵查。

之所以會受到大家關注，是因為一個多月以前，受害人義女士已經自殺身亡，這遲來的正義，她已經無法看到。

今年7月15日，海南文昌的義女士遭到了當地一水果店老板黃某的強奸。事後報警，卻被回復“因現有證據不能證實有犯罪事實發生”，不予立案，黃某被釋放。7月23日，義女士留下遺書，選擇跳水庫這樣的極端方式“以死證清白”。

短短的八天，發生了什麼？

從現有的媒體報道來看，從事發，到兩次和解不成，再到報警被問詢，義女士在這八天內，是被一步步地推向了懸崖邊緣。

“我怕告不贏他”

在義女士的遺言中，有這麼一段：“我恨不得殺了那個壞人，我恨自己不懂得用法律來保護自己。我不懂法律知識，把罪證也弄沒了。我害怕告不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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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女士的絕望背後，不僅是一個刑法上的問題，也更是一個社會問題——強奸立案難、證明難。

通俗一些來講，想要認定是否存在強奸行為，有兩個必要條件：發生了性行為、女方非自願。而這兩個條件，都需要由證據來支撐。

刑事案件的證據標准是“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而強奸案件的特性決定了，證據想要達到確實充分的標准，是存在極大的難度的。

比如，證實雙方發生了性行為的證據，例如發生經過的錄像、從被害人體內提取到的加害人的精液、從加害人體內提取到的被害人人體細胞成分、從犯罪現場衣物上提取到的加害人的精液，等等。證實女方非自願的證據，例如證人證言、錄音錄像、聊天記錄、雙方身上是否有傷痕，等等。這些證據，要想獲得，極其艱難。

而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也就是說，如果受害人沒有直接證據，只有自己的“一面之詞”，即使加害人承認了強奸行為，也不能認定有罪。

義女士在案發後，並沒有選擇第一時間報警。甚至在事後，還通過洗澡試圖洗刷掉身體上的“污垢”。正是如此，被強奸最直接的證據幾乎消失殆盡。

其實在各類強奸案件中，大部分受害人在案發後都沒有選擇第一時間報警，或是懼怕於錢權勢力的威脅，或是懼怕於“蕩婦羞辱”的輿論，通常就會選擇隱瞞或者和對方私了。有媒體報道，國際數據顯示，性侵受害人10個人中只有1個選擇報警，而中國大陸的統計顯示，嚴重性侵犯的報案率還不到10%。

或許，這也就更能理解，強奸立案難、證明難的現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