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业腐败内幕:药代帮医生买内衣

2023-09-19 | 来源: 极昼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通过药代，张弘参加过很多学术会议。他确实在一些学术会议中受益。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是外科医生，此前经常面对的一个临床问题是，手术中医生们经常需要把患者肢体局部勒紧，这是常规操作，避免术中血液流通产生干扰，却往往会造成患者事后肿胀疼痛。

在一次学术交流会议中，张弘发现，原来术后在患处贴一副止痛膏药就可以解决。那虽然是一场由膏药厂赞助的学术会议，但在张弘看来，实现了“双赢”。

学术会议一般都需要赞助商，如果没这些药企就要“资金自筹”，张弘说，一场会下来至少十来万，医院出不了这么多。虽然是商业赞助，医生讲课内容其实并不受药企控制，很多知识盲点，或困惑许久的问题，借助学术会议，张弘才可以跟行业专家当面探讨。毕竟，他作为一名经常要上手术台的外科医生，很多操作细节是无法在论文中获得的。

他不否认腐败的存在，但也想强调，自己并非罔顾患者的利益。不好用的药，张弘会跟药代直说，“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这个药我不是很认可”。张弘也知道一两个医生“这么多年一分钱不从药代那里拿”，但这样的人在科室内部是孤独的。

从业这些年，张弘经常觉得，外界对医生的期待似乎是既要像个“机器”，还要是个“圣人”。他提到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有回患者的冰袋不冰了，他刚下手术，说等上个厕所给换，但患者等不及，跟进厕所紧急敲他的门，“你们大夫还上厕所？”

“我们不是圣人。”张弘说。忙碌、紧凑是他的工作常态，他有时一天要连做七台手术，手术室超负荷运转不得不喊停，因为找不到再多人力配合支持。他经常从医院出来时已过午夜，第二天照常八点门诊上岗。

十多年前刚当医生时，他月薪不到三千，今年新入职的医生，月薪也就四千。当然，他也承认自己的收入不止于工资。

最近他又买了部手机，新注册了一个微信，用的是别人的手机号和身份信息，打算专门用来跟药代联系。而他身边的医生，有人把药代微信都删了，药代电话则存成亲戚的名字。

反腐行动也不同程度影响到他们在临床上的工作，张弘和同事们在手术时候更谨慎一些，多选用普通手术刀，而不是出血更少但较贵的高频电刀，“别让别人嚼舌头”。一位三线城市影像科医生描述反腐压力之下的医院，选最便宜的造影药，目的是“不出错”。这位医生也坦言，如果他们家人和朋友来，用的都是贵点但副作用更小的那款。

等待价值回归

从基层药品销售到管理几十人团队的大区经理，十多年来，贾如超几乎见证了这个行业每一个阶段的重要变化。他最直观的感受是：行业门槛越来越低了。

他印象中，国内最早一批从业者是转行过来的医生；他最初入职的外资药企，要求员工至少是医学或药学背景，他自己也是临床医学专业出身，经常要在学术会议上主持和宣讲最新的临床研究；到现在，“行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些两极分化”。

近期多家媒体称，国内至少有300万医药代表，贾如超觉得这个数据或许还包含了代理、物流、行政等人员。就业内数量庞大的药代，有多少存在的必要，贾如超觉得需要打个问号。他介绍，目前国内医药市场以仿制药为主，真正的创新药很少，很多仿制药上市超过十年，并不需要大量开会来普及用法用量。

另一方面，大量从业者缺乏专业背景，对医生帮助也很有限，主要工作就是进行利益输送。“即便从道德角度，我觉得这样的药代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贾如超认为，药代发挥作用的空间主要在新药和一些治疗性的药品。他现在主要负责的一类产品虽然也是仿制药，但是首仿（国内第一个仿制），团队招人时他通常会强调专业背景。

他解释，这款首仿药品在业内相对较新，在制定一些癌症患者治疗方案时，很多肿瘤科医生对用法并不熟悉。“推广过程中，我们每个厂家代表都需要临床循证、根据医学研究成果去battle（竞争），跟医生沟通、比较不同的治疗方案。”他觉得这也是药代的价值所在，“可以促进行业间的学术交流，包括治疗方案的多元化，最后不断趋向一个好的结果。”

“只要医疗需求在，医药代表就有存在的价值”，贾如超说。只不过，行业必须做出一定的区隔，“需要厘清哪些是正常需求，哪些是非正常需求。让合理的业务模式回归、学术的价值回归。”贾如超期待这轮整治行动中能看到一些具体的行业规范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