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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26歲青年的困惑：我這樣無用的人為什麼會出生

2023-09-04 | 來源: 澎湃新聞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編者按】

一個找不到出路的青年，最後容納他的地方，只有家嗎？

26歲的余明，成為“家裡蹲”三年了，這樣的生活並非如人們想象的舒適愜意，甚至可以說毫無輕松可言。他每天躺在床上，不吃飯，有時打自己的頭。

和余明一樣的隱蔽青年，匯聚在網絡群組中。自從消失在社會空間後，他們的內心世界也被折疊進角落，少有人聽見。

今年6月，我們聯系上余明，他有很多話想說，他搞不懂，“像我這樣無用的人為什麼會出生？”他苦苦思索自己困境的來源，找不到答案。

成為“家裡蹲”的前史，是余明不甘的掙扎：他出身農村，早早輟學，在社會上屢屢受挫。當痛苦越來越深，他退縮回了家中。他想過奮力生長出一個自我，但感覺到的是，他難以決定自己。

1980年5月1日，《中國青年》雜志曾刊登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在信中，潘曉敘說了自己不被理解的苦惱、孤獨。信的最後，她說：“我相信青年們的心是相通的，也許我能從他們那裡得到幫助。”

今天，我們報道余明的故事。他也有很多問題想問：人到底應該怎麼做才能讓生活變好？一個人如果“失敗”了，要如何度過自己的一生？

不出門的青年

頭腦裡的想法猶如亂麻，躺在床上，余明感到厭煩，又開始打自己的頭。他26歲，正值青年，但2019年開始，他幾乎沒有出過家門，每天躺在床上。他故意傷害自己的身體，不吃飯，餓到快摔倒的時候，對付一口，大量地吸煙。這樣的生活持續三年之久。

“在家裡蹲10年整了，感覺蹲煩了，想找個活兒幹”，5月，余明在貼吧發布了一則簡短的求助帖，自稱從高一蹲到現在，因為長時間缺乏跟陌生人的交流，現在不敢出門。

配圖裡一只青蛙仰面倒地，花白肚皮，兩腿叉開，雙目呆愣，像是自嘲。後來，我才知道10年是他的誇張說法，在他眼裡，沒有正經工作都算家裡蹲。

看到我留的約采信後，他很快聯系了我，又急切地發來一千兩百多字自述經歷：他小時候在農村長大，高一才接觸電腦游戲，結果一發不可收拾，逃課玩游戲。同時，他受到當地流傳的“讀書無用論”的影響，高一沒讀完便退學了。

之後，他跟著親戚去重慶做裝修，看到別墅區和他差不多大的年輕人開著跑車，內心激起巨大的變化，“為什麼人跟人有這麼大差距？如果天生我才（材）必有用，那我這樣無用的人為什麼會出生？”

逐漸地，他墮入為出身而自卑的泥沼，坐公交地鐵會因為別人一個遠離的動作酸楚，路上會因為別人的時尚打扮無地自容，後面嚴重到無法上班，失去與外界交流的能力，只能蹲在家裡。

他常常思考貧富差距問題，“社會發展的（得）太快了，一旦被甩下，就再也追不上了，除了留在原地自怨自艾，什麼都做不到。”

現在，他急於改變困境，“如果您有什麼辦法能夠引導一些年輕人回歸社會，請務必那麼做。”

我的內心受到了震動，為他對困境深刻的反思力，以及他願意關心同類。他在自述的最後說：“我不覺得誰打娘胎生下來就是徹頭徹尾的廢物，希望每個人都能過充實的一生。”

像余明這樣長期繭居家中的青年，被稱為“隱蔽青年”。1998年，日本精神科醫生齋藤環首次對其進行了定義：年輕人在未患有精神疾病的前提下，脫離社會至少半年，幾乎拒絕參加所有社會活動，始終處於宅居在家中的狀態。

在國內，這個群體常被形容為“家裡蹲”或者“啃老”，有嘲諷懶惰之意，似乎這更多是個人因素所致，但研究論文指出，社會轉型、就業等宏觀因素是塑造隱蔽青年的根本。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師郭娟在論文《家庭關系的視角：隱蔽青年研究的可能路徑》中介紹，就業市場的擠壓逼迫年輕人在高壓力、嚴苛的社會系統中尋找新出路，容易出現以逃避社會行為為特征的隱蔽青年，面臨“失敗”與不適應，這當中一部分人只有由家庭接盤，才能得以安身。

今年2月，我注意到“隱蔽青年”這一社會現象，試圖了解他們真實的生存處境。但采訪隱蔽青年是極其困難的事，他們隱匿在社交網絡中，有的收到私信後直接拉黑；有的電話了一次，再發消息，卻發現已被刪除；有的極為社恐，始終不願見面。

余明是唯一一個主動說明情況，並且願意見面的人。根據他的說法，要是去年我聯系他，他很可能不會理會，而現在他剛從河南老家回到曾經工作的重慶，准備“脫蹲”，回歸社會。

脫蹲後，余明貼的牆紙。本文圖片除特別標注外，均為受訪者供圖

6月，我在重慶渝北區見到了余明。他一米七的個頭，身型瘦小，站在火鍋店門口，微側身子，向我招了招手，仿佛靦腆稚嫩的高中生。我迎面走去，一進門看到他已經點了滿滿一桌的配菜，一副要招待客人的架勢，我才恍然想起他已是26歲的青年。

吃完火鍋，我們去他租過的小區，居民樓外部全部翻新，認不出當年的模樣，他給保安遞煙、打火，說著一口流利的重慶話，打聽這棟樓這些年發生了什麼。

我有些木然，見面前，余明曾對我說，“我在網上打字還行，跟陌生人說話很緊張”，他很小心地答應了采訪，“您不嫌棄我不會說話就行。”離開居民樓後，我主動提起：“感覺你也不是很社恐。”

余明說，自己的緊張多出現在“能力不足” 的場合，比如面試或者看到有階層差距的人，平時和保安、店員交流不會緊張，“感覺人人平等。”而他學會遞煙是以前外出裝修，小區規定外來車輛禁止進入，而他的工友給保安遞煙、說好話，有時對方會放行。“很多這樣的規則。”

那頓火鍋中，他首先把話題切入到“隱蔽青年”現象。余明說，像他這樣的群體是個大問題，並且會越來越宗教化，“因為人是社會的人，必須要找到認同感，在現實生活中，他找不到認同感，只有從網絡上尋求認同感，加入抽象的組織，然後對反對他的人進行無差別攻擊。”

除了“宗教化”以外，余明的口中還不時冒出很多術語，原子化、公平、壟斷等等。這些都是他從網絡上了解到的，現在余明統稱這些詞為“虛無縹緲的東西”。

到重慶後，余明正在找工作。最想做的工作是網絡運營崗，想學點東西，“（因為）每天沒事幹就上網，有很多事情雖然沒有做過，但都看過。”

網絡運營崗的最低學歷要求是大專，每通電話打過去，余明都誠懇地表示，他沒經驗，願意學，工資無所謂，可以幹一段時間，您看可以就留下，不行就走人。打了八九通電話，每次對方都說“等消息”，卻沒有了音信。

這幾天，他放棄投簡歷了，想到了提升學歷，先自考大專，再考本科。他估算了下，需要四年半，但到時他已經30歲了，想到這裡，他有點氣餒。但他想如果真需要學歷，他只能白天抽空備考，晚上跑單送外賣。

余明還說，當下他能找到的工作只有保安。我順勢問，為什麼不願意幹保安呢？他皺著眉說，“保安不能幹一輩子吧，就算能幹一輩子。掙錢太少了，而且沒有進步，那等著你的就一定是淘汰。”

他態度堅硬，我沒機會開口。幾天前的一個晚上，余明去電瓶車電池租賃店，遇到幾個外賣員，打聽了送外賣的門路，我帶著一種總想立馬幫他找到出路的想法，又問他是否願意做外賣員。

“我不會去幹任何沒有成長的行業……”余明說，他還是想做“緊跟時代”的工作，這樣能看到一個行業變遷的趨勢，最想做的是去證券公司上班，這樣能接觸到各個公司的領導，“這個對你開闊視野的幫助太大了，你如果在那裡面上班的話，想做點什麼就太輕而易舉了。”但他又說，聽說券商招聘不看學校，只看能帶來多少資金，他知道自己進不去，“只是想想。”

這一天聊到最後，我感覺有點疲憊，我內心期待他接受當下，再慢慢尋找機會，但他似乎沒有這樣的想法。

輟學

第二天早上，我給他發消息，約定在他家附近的社區門口見面。會合後，我們一起走到附近的公園。余明告訴我，他偶爾散心，可能會去這個公園。

重慶地勢高低起伏，遠處白霧茫茫。我們沿著馬路爬坡，車流聲和喇叭聲吵鬧，兩人變得沉默。余明突然想到了什麼似的說：“我感覺我們所謂的自卑啊，可能也是自己看不起自己。你在外面走著，沒那麼多人看你的，都看不見，怎麼能看不起？”

他轉頭看著我，自嘲地笑了笑：“等什麼時候感覺無所謂了，可能也就是擺爛了？還是跟自己和解了？”

不過，余明說，在進入社會之前，他不是這樣的。

1997年，他出生在河南省湯陰縣的村莊裡，家住兩層水泥平房。小時候，他常常騎著自行車在村莊間穿梭，到處玩。春節，父親還會從遠方捎回來音箱，他度過了一個簡單快樂的童年。

余明老家的灶台。

他的父親是建築工人，母親是藥廠工人，父親一年到頭跟著工程走，承擔了家庭的主要生計。

每年回家，父親總會和他說起在外幹活的趣事，比如雲南香蕉特別便宜，一塊錢買了很多，和工友一起吃都吃不完；再比如在雲南買了一碗羊肉湯，肉很多，老家的羊肉湯幾乎只有湯水。

為了讓兒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余明的父母特意在縣城買下了50平米的陪讀房，余明在村小讀完一年級後，他們就把他送到縣城小學。

這時起，年僅8歲的余明便離開了農村。母親辭職照顧他的生活，由於鄉鎮交通不便，母子倆只有逢年過節才回到老家。

余明告訴我，他從小能感受到，父母在意他的學習，會聯系老師詢問他的情況，還經常對他說，“讀了書以後能過好日子”，但是他並不能理解，眼前的生活並未讓他感覺辛苦。對他來說，讀書意味著“給家裡完成任務”。

如此讀完了初中，2012年，余明中考結束，他的成績距離縣城最好重點中學的分數線差0.5分，他的父親花了幾千塊錢找關系，將他送入了重點高中。

余明回憶，進入新學校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卑。

身邊的同學都在討論各種游戲，而他從未接觸過互聯網。第一次去網吧，他不知道怎麼開機，還是同學幫忙按的開機鍵。

玩起來後，游戲深深吸引了他。坐在教室裡上課，他的大腦仍會控制不住地模擬游戲的場景，而之前他能接觸到的娛樂活動不外乎踢球、卡片、玻璃彈珠。

為了玩游戲，他晚自習和同學翻牆到網吧通宵，早上再回到教室睡覺。一星期100塊的飯費，他拿出80塊用在游戲上，常常餓肚子。

開學剛過兩個月，他就被叫家長了。父親在電話裡生氣地責問他，他硬氣地回嘴：“我說我玩又怎麼了？只要不影響我成績就行，我想玩就玩。”

游戲越玩越瘋狂，余明說，那是因為生出了“報復”心理。班級裡起碼有一半的同學家裡有電腦，他內心埋怨父母，“為什麼我不能從小擁有一台電腦呢？”他不敢直接要求，因為前兩年奶奶乳腺癌，已經掏空了家裡的錢。這其間，他曾暗示母親，但這輕微的希求聲被忽略了。

高中的課程不再像初中一樣，考前臨門能一腳趕上。余明光顧著玩，等到高一下學期准備追成績時，發現功課量太大，趕不上了。

影響他的還有“讀書無用論”。余明記得，他上高一那會，身邊的同學都說“學不學無所謂”。如今，他無法說清這些聲音是誰傳出來的，如何傳播的，但當時的學生都在說，而他相信了。

最貼近他經驗的例子是，村子裡的包工頭小學都沒讀過，但開豪車、穿西裝，經常請人吃飯，還有大學生在工地上給他做財務。

那會，他在普通班，重點班被單獨安排在對面教學樓，每次余明五點半起床去教室，對面的燈已經亮了，十點下晚自習，對面的燈還是亮著。課間時分，他也沒看到他們出來透風。他納悶，學得這麼苦，這有什麼用嗎？

盡管他從小成績優異，初中還曾代表學校到縣裡參加物理競賽，“沒有一天喜歡過讀書”，余明堅定地說。

中考英語考試前，即使老師提醒過簡答題抄一下題幹或原文可能都有分，但他最終只把選擇題胡亂填完，簡答題全部空著，因為“沒意義，沒勁”。

最終導致余明做出休學決定的是一件事。那一晚，余明逃課被發現，班主任打電話給家長。父親在電話裡故意虎他，要是天天玩就別讀書了，不行就去打工。

余明說，不讀就不讀。

2013年春天，余明16歲，他休學了。坐在前往太原的火車上，他想到馬上能掙錢買電腦了，興奮不已。他以為，外面的生活應該很好。

社會

剛來到工地，一線體力勞動辛苦與臓污的景象，赤裸裸地展露在余明面前。他沒想到，父親是在這樣的地方工作。

最先讓他震撼的是工地上的飯菜，米湯沒有米，只有湯水。饅頭被水泡花了，鹹菜一點油水也沒有。那晚，他寧願挨餓也不吃飯。

他帶著自嘲的語氣，向我歷數他在工地幹過的活：他先是被派去把水泥鏟到推車上。他身體瘦弱，在老家只做過掰玉米、拔草的農活，鏟不動水泥。後來又被派去鏟沙子、搬磚塊、開線盒。最後，他綁鋼筋、開升降電梯，總算幹得動了。很明顯，他看穿了父親是想嚇退他。

幹活時，他有些恍然，怎麼前兩天還在學校，現在就到工地了，他有時會哭。

最讓他難以忍受的是，工友下班便去嫖娼。在廢木板堆起的臨時飯桌上，他們吃飯、打牌，隨時會提起嫖娼的話頭，“那女的……怎麼樣”，笑聲此起彼應，有起哄的，還有拿人開玩笑的。

余明發現，除了女性，一同遭到嘲笑的還有殘障工人。在他的理解裡，在封閉的建築工地，“人性之惡”被放大了。

“都跟行屍走肉差不多”，余明說。他回憶起，在學校，他有一群朋友，有錢一起花，離開學校後，他才知道休學那一天，同伴在他書桌裡放了一兜零食，他沒來得及說一聲道別。他告訴我，這些同伴現在處對象反對婚前同房，“對女性負責。”

余明說，那時他曾向父親提出，想回去讀書。但父親反問他，是想回去玩還是讀書？余明誠實地回答，是想回去玩。他記得父親說，那不可能。

那是2013年，全國房地產行業高歌猛進的一年。據國家統計局消息，在整個房地產開發投資的金額中，西部（包括重慶）的增長為22.6%。新一輪房地產的擴張，直接帶動了家庭裝修行業的發展，作為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行業湧入了一大批工人，不適應工地的余明在父親的安排下，跟著叔叔開始學做貼牆紙。

剛去到重慶，新鮮的城市生活令余明悸動，尤其是輕軌，居然可以從居民樓中間一穿而過。他迷住了，正好進出站只收一次錢，他來回乘了很多遍。

他對裝修工作很滿意，跟著叔叔做學徒，每天提著機器出門。當時裝修市場好，叔叔做裝修有了點名聲，有機會挑有錢人家的活，一次掙的錢是普通人家的好幾倍。

進到有錢的業主家時，余明為豪華生活所驚詫，就像從電視裡搬出來的一樣——健身房、游泳池、電影院。他好奇極了，到處參觀，跟管高爾夫球場的工作人員說好話，讓他進去看一眼，但被拒絕了。

還有一次，他看到了一台留聲機，像他在上海老電影裡看過的那種，伸手想摸，結果被叔叔制止，“你不要亂動人家東西”，他總是被這樣提醒。

貼牆紙的活不難，主要步驟是裁剪、塗膠、鋪平，他學得很快，一個月就上手了。那會，他們進賬多則上萬，少則一千。余明相信“努力就有收獲”，渴望“大展宏圖”。他計劃著，等賺了錢，先弄個牆紙店老板當當。如果經營得好，他還可以開連鎖店。

余明在打膠水。

有時，他們也跟房地產承包商對接裝修活，有到外地做活的機會，余明興致很高，特別向往大城市，先後去了杭州、武漢、成都。去杭州的時候，其他工友幹累了躺在床上不想動，他老往外跑。

過了一年半，余明的父親看裝修工作前景好，跟著來了重慶。余明向父親要了自己之前幹活掙的4000塊錢，買了人生第一台電腦。

“特別開心”，剛擁有電腦，余明上癮了般，晚上下班回家，玩到凌晨四五點。第二天幹活昏昏欲睡。有時裁剪不齊，有時鋪得不平整，老被扣錢。

過了兩周，有一天他正在玩游戲，父親怎麼喊他都不停，大聲訓斥，讓出來談話，問他准備以後怎麼樣？

他賭氣說，就這樣。他還沒反應過來，父親急了，抓起幹活的麻袋甩向他，袋子裡有電鑽，余明的頭立刻流血了。

父子倆冷戰了幾天，父親哭著向余明道歉，沒被接受。余明問父親要來了自己掙的一萬多塊錢，一個人帶著台式電腦，跑到老小區租房，不再跟著父親和叔叔做裝修。

余明說，獨自租房後，他第一次獲得“完整的自由”，游戲玩得昏天黑地，想睡就睡，餓了就吃，吃飽了又玩。他一度以為這是他想要的完美生活，“我覺得人生理想實現了。”

完美生活持續了一個月，有一次，余明吃完飯坐回電腦前，他盯著看，不知道做什麼。他發現，沒有朋友一起“開黑”，打游戲變得沒有意思了，而此時他的朋友都在上學。這是他離開學校之後，第一次體會到孤獨。

余明曾經租住的房子，房租500塊一個月。澎湃新聞記者陳媛媛攝

“落差”

一個多月後，手頭的錢越來越少，余明開始跟著一個先前認識的武漢大哥做裝修，沒活就呆家裡看點動漫。但大哥的活太少了，他在網上又找了一份游戲代練的兼職，幫人打段位，水平不好，只掙了幾百。後來，他做過網購刷單、賣過成人軟件，一兩個星期掙一千多，再難找到活。

2015年夏天，余明母親帶著妹妹從老家到重慶生活，不停給已獨自租房半年的余明打電話，讓他回家，再加上父親又一次鄭重道歉，即使父子倆依舊有芥蒂，余明同意回家了。

他繼續跟著父親和叔叔貼牆紙，也很少通宵玩游戲，按部就班工作了一陣子。但身邊人並不知道，他的內心出現了異樣。

他越來越感受到豪華生活帶來的強烈沖擊。那時候他的心不在游戲上了，“感覺人家的生活好像比游戲要有趣得多。”他開始感覺到自己之前的目標難以啟齒，“你說一個人的人生追求就是買台電腦，這不可笑嗎？”

他內心時常有無名的怒火湧上來，狀態時好時壞，好點了就能去上班，差了就上不了班，一年只有半年的時間在工作。那時，余明剛滿18歲。

余明說，以前在老家縣城，他所看到的貧富差距在可接受范圍內，所以只能說是羨慕。最早他羨慕過六年級同學的變檔自行車，他們霸凌過余明。

放學時，這些男生騎著大幾千的嶄新變檔自行車，經過他身邊時伸腳踢他的自行車——一輛比較破舊、父親撿來後改裝的車。

以前他想不明白，為什麼明明有三個同學和他一起轉學過來，卻唯獨他受欺負？進入社會後的生活讓他有了新的體會——個別裝修經理對待業主和老板說話“極其諂媚”，而對於他們這些普通裝修工人則是“大呼小叫”。這樣的區別對待和小學霸凌他的同學相似，他們給父母是公務員的同學買雪糕，卻從來不會過問他。

那場霸凌的結局，余明說，後來他忍了一個月，“頂不住了。”他撕心裂肺地哭著告訴父母，無論如何都不上學了。父母拗不過他，考慮到他成績好，便同意他在家自學，沒再回小學。

“受欺負肯定接受不了，人人都接受不了。”和休學時一樣，他開始無法繼續幹裝修活。父母以為他只是不喜歡幹裝修，托親戚關系給他找房產中介的工作。但沒人找他買房，一個月只租出去兩套，開業績會經常挨批。還有客戶私下說，“你找個小孩賣房，誰相信你？”

他提起一件沖擊了價值觀的事：當時店裡區域經理的親叔叔找經理買房子，經理多收了他叔二十多萬，老板得知後，還誇這位經理有本事，給公司帶來了效益。

“我老老實實地上班，什麼都按章程辦，反倒在哪也不受歡迎，那些耍滑頭的，反倒是走到哪都受人歡迎。”余明很氣忿，這位區域經理後來自己開了分店。

這是他第一次產生了無法融入社會的感覺。他還想到，以前經常去裝修的豪華KTV，表面上老板是政府工作人員的親戚，實際上是兩個人合伙經營。他發現學校教育裡強調的品德，在社會上行不通。

余明說，當時他心理狀態越來越差，在外工作他感覺火氣上來了，馬上跑到衛生間拿水沖一下；他還開始大量地抽煙，希望讓內心平靜；在家裡就打頭、打身體，不停地想，為什麼壞人能掙錢，為什麼好人要吃苦？

他下定決心要掙錢，要當惡人。

“位置”

我們第一次見面，在嘈雜的奶茶店裡，余明滔滔不絕地分享了解到的理論，以解釋自己為什麼心理失衡淪為家裡蹲。采訪到第三天，我終於問出了一直想問的問題：“你輟學真的是因為游戲嗎？”

我想了解的是他心理失衡的起點，他在自述中曾說，第一次自卑是接觸到游戲。

這次，關於輟學的原因，除了游戲和讀書無用論，他提到如果自己一直在鎮上讀高中，沒接觸到游戲，沒有和同齡人比較，可能也不會輟學了。

“別人有，我沒有，我一直挺在意這個”，余明直截說。

他說，當時他沒玩過游戲，會偷偷地把同學說過的游戲名字都記下來，私下去體驗，“想跟別人一樣嘛。”他又主動解釋，其實高中沒有同學排斥他，“我總感覺我好像一直在自己排斥自己，人家當時對我也挺好的，沒有說你一個土包子，連游戲也沒玩過。”

游戲似乎在他心裡承載了更大的意義，我不知道是什麼：“或許你是想跟他們一樣？融入他們？要不然你覺得自己都不會玩的話，你就是一個邊緣人？”

“對，對，對。”他好像想通了當時的心理。

“為什麼一定要成為集體中的一分子？”

“邊緣要受欺負”，余明再次想到了六年級被霸凌的事，他說初中沒被霸凌是因為他朋友多，“我是沾大多數的光。”余明說，他現在也很害怕邊緣。

這一天早上，我們曾經過一家生鮮配送店，門口很多騎手在等待派單。此時，我向他提議可以考慮做外賣員。

“我不知道這麼想對不對，我覺得以後像這種低端工作會被清除。”他聲音往下降，神情苦澀。

“雖然他們人很多，但你其實認為這是邊緣工種？”

“對。”余明解釋，他也不是說想當大人物，“我只想成為能生存下去的主流。”

我們再次談及那場霸凌。被霸凌後，休學在家的日子裡，他認真思考了這件事，他得出的結論是，因為他慢熱，剛轉來新班級朋友少，而他的媽媽要照顧妹妹，無法接送他上下學。於是，他決定在初中“重新開始”。

在初中入學考中，余明考到全校第七名，但第一次月考，他的成績劇烈下滑。父親為此氣惱，不知道他把精力都放在了“搞人際關系”上。

一個念頭早已在少年心裡滋長：“我個子不高，力量也不強，肯定不能維護自己的權益，那麼我多認識點人，這樣的話，誰欺負我？”於是，他天天跟同學一起玩，上課有人和他說話，他也積極回應。

漸漸地，余明自覺性格發生了改變，以前他雖然和同學關系好，但敢和同學起沖突，但這時起，他變得常常迎合他人，甚至故意附和強者。

他也成為了霸凌者。他初中的宿舍一共住30個人，他和隔壁班的同學混寢。有一晚，寢室熄燈了，隔壁班一個高大強壯的男生毫無緣由地領頭往余明同班同學的床上尿尿，輪到余明時，他憋紅了臉，終究還是在同學的床上撒了尿。

我愣住了：“你自己曾經不也是被欺凌的對象嗎？”

“我知道他的心情一定是很難過的。”他語氣低沉，“沒有辦法，如果不跟著他一起欺負那個孩子，我就會淪為他。”

余明說：“那個真的很害怕的，我們宿舍住著將近30個人，我感覺如果是你可能也會害怕，就是這20個人如果打你的話……”

後來，帶頭霸凌的男生把被尿床的男生摁到床上扇耳光，“扇了很久很久，我記不清多久了。”余明記得，男孩一哭，對方就打得更厲害，沒有一個人出來阻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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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給那位被欺負的同學買了零食和飲料，並私下道歉，但是對方直接扔了。那周日回到家，余明偷偷哭了。

我以為這件事會改變他的想法。但余明說，後來有一次，他路過女生宿舍區，大門沒有關，他看到一群女生圍著一個女生，拿著帶有毛刺的鐵管往對方身上打。

“很絕望”，余明說，他看到那個女生，想起曾經被欺負的自己。

回溯這些霸凌事件時，他的眼神變得無助。我不再提問。

在那之後，余明如願度過了安全的初中三年。到了高中，交友、融入集體已經成了他的習慣。又或者說，是成為主流、不要挨打。

“我一直提到，我應該有一個位置”，他再次提到剛出來打工的那段時光，在學校裡，他和大多數人在一起，離開學校，買了電腦，作為游戲愛好者，也是多數人的一份子，但是自從他對游戲失去興趣，朋友離他遠去，身邊的工友又比他年長，他發現“在這個時候就是哪邊都沒有我”。

“我感覺人不能決定自己”，余明回憶，早在校園霸凌之前，他受家庭環境影響，已經養成軟弱敏感的性格。在家，情緒表達是被禁止的。他不好好吃飯，不好好睡覺，寫字難看會挨打，他被打後哭，父母不允許他哭。他想把自己關到房間裡躲一躲，父親也不允許，邊吼邊踹門。

和父親相處，他需要倍加小心。余明說，他小時候要不斷揣摩父親的話語，試探究竟說什麼話，才不至於惹惱父親，所以那時他“撒謊成性”。

另一面，父母經常念叨自己的不容易，比方說，特意把魚肉省給他吃，自己只吃魚頭和魚尾，“好像自己不是被愛護著長大的，而是（被）債務壓著長大的。”

在余明的感受中，離開奶奶，跟隨父母到縣城求學後，他的生活便一直被束縛。

“傀儡”，余明這樣形容自己。

“擺爛”

采訪的第四天，我和余明一起來到他2018年創業的公司舊址。白天的重慶觀音橋商圈，就像沸騰的火鍋，火熱喧鬧。這裡的商城和其他地方並無二致，但鑲嵌在重慶起落頓挫的地勢中，立身其間，四面遠遠近近、高高低低的大廈，仿佛頃刻要向我壓來。

觀音橋商圈。澎湃新聞記者陳媛媛攝

右邊的高樓是余明公司的舊址。澎湃新聞記者陳媛媛攝

“所有的（商店）都不敢逛”，余明難受的是，當他走在路上，年輕人打扮精致，這麼高興，而他自己卻那麼不高興。他還告訴我，創業失敗之後，他只有一次送妹妹來蛋糕店，因為害怕，他再未來過觀音橋。

說是創業，那相當於余明“做惡人”的第一次正式嘗試。2018年5月，他向家裡要了8萬，准備自己開游戲科技公司，主要業務是通過讓玩家充值，從上游游戲公司賺提成。

公司剛起步，為了拿下游戲代理權，他故意誇大了公司規模和個人業績，“給他吹了半天”，他頗為得意地說，“說難聽點，當時拿到這個項目都是靠騙的。”

在員工管理方面，他模仿互聯網公司的末位淘汰理念，只要人來了都要，幹得差的走。為了招人便利，他特意在求職網站上充值了1萬，讓公司競價排名靠前。公司選址在觀音橋這樣租金昂貴的地方，也是因為他認為人流大，招人方便。

創業頭一個月，一個員工拉到了做生意的小富二代玩家充了幾萬。二月初又拉到了一個士官，也充值了不少。

那段時間，他自覺特別努力，每天晚上都總結需要改進的地方，有時還請同行吃飯、喝咖啡，請教如何改進管理方式。

到第二個月底，余明隱約有了危機感，不再有玩家充值，店租、員工的房租和工資慢慢超出了收入，他向父親又要了2萬。五個月後，余明的工作室徹底倒閉。

這次創業之前，余明不是沒有做過別的努力。他先後在兩家游戲科技公司工作過。那是2017年，余明的狀態時好時壞，好了就出門幹活，壞了就躺在家裡。到了年底，余明的狀態好轉了一點，他“接受自己是個平庸的人”，於是第一次正式求職，沒有學歷，工作機會很少，當時他唯一能接觸到的工作，名字聽起來不錯，叫“游戲策劃”。

剛去公司上班，主管什麼都沒安排，讓他玩游戲，余明“懵了”，但還是照做了。玩了三天，主管又讓他去其他游戲裡招願意測試他們公司游戲的玩家，如果對方玩了之後充錢，他就有提成。當時，他對工作模式有所懷疑，還上網搜索，心想在其他游戲裡宣傳自己的游戲，屬於公平競爭，不違法，“這活能幹。”

但幹著幹著他發現不對勁，主管讓他扮演成女玩家，通過跟男玩家處對象的方式，讓男玩家在游戲裡充值。公司總結了一整頁的話術，對方說什麼、怎麼回都有攻略。余明覺得“很別扭”。

他心裡也內疚，要是騙到當兵的，想著對方不賭博、不嫖娼，算是單純的人。如果一次次上當，被戰友嘲笑“你的錢被人家騙啦，你真傻”，相當於“把人往壞的道路上逼”。

幹了兩個月，他的業績也不好，經常復制粘貼話術，“騙人都騙不明白。”相反，他注意到同事整天像心理學研究一樣，鑽研男性心理，業績比他好。

他回憶，當時他的心態又回到了之前的狀態，不停地想，為什麼壞人能掙錢？為什麼好人要吃苦？

在這樣的狀態下，余明萌生了創業的念頭。

他聽說重慶萬州區的游戲科技公司做得更好，他去一家公司，邊做邊學了一個月，認為把流程弄明白了。他特意跟主管搞好關系，看到了後台信息，他希望借此搞懂怎麼找玩家，怎麼穩定玩家，怎麼提高玩家留存率。

“算是從道德上擺爛了。”余明說，他當時在和自己賭氣。

但他難以完全按照這番意旨行事，良心無法自抑地不安、搖擺，一同創業的合伙人嫖娼，他去派出所撈人，仍覺得不恥。

關於那次創業失敗的原因，他總結為成本控制問題，公司租金、員工宿舍房租等費用都過大。

“天塌了，不是說這個工作失敗了，給我的感覺是我的人生失敗了。”回想創業的心態，余明說，他也想證明自己“也許不那麼平凡”。

“越努力受的打擊越大。”對余明來說，感到挫敗的核心原因是，當時有同事和他同時從前公司跳出來創業，對方家境和他差不多，年齡還比他小一歲。余明公司倒閉的時候，對方剛開第二家分店，“如果我不是一個沒用的人，為什麼會輸？”

之前，他原以為在社會上混得不好的人都是心地善良的人，現在他轉變思想，做惡人了，依然賺不到錢。

他得出了新的結論，賺錢多少純粹是能力問題，開始覺得自己是“廢物”。“現在是文明社會，像以前原始部落，這種幹啥啥不行的人，肯定會被族群拋棄的。”他拔高了音量說。

他內心的火來得更頻繁了，余明說，嚴重的時候，他甚至產生了殺人的念頭，只能通過拿拳頭砸牆泄憤。

父親想讓他去看精神科醫生，母親求助神婆，給他做法事。讓他站在陽台上，在四周放一圈黃色的符咒，點燃後，嘴裡念念有詞。

創業失敗後的半年多，他過得昏昏沉沉，到2019年夏天，他不記得是家人提議，還是自己的想法，他回了老家散心。關於那段時間怎麼度過的，他只記得只有吃飯和買衛生紙才出門。再細問，他說，“忘了，那段時間的記憶什麼也沒有了。”

後來，我才知道，當時他從父母那裡拿了將近兩萬回老家，本來想創業做自媒體，但“邁不開步”，最後這筆錢被他用來買電腦零件，自己組裝了一台電腦。

余明買配件自己組裝的電腦。

到了年底，他找了一份小區保安的工作。據他的說法，當時再就業的心態是，“當個保安，一直當到老，老了死了拉倒。”他每天早上打卡，巡完樓坐到亭子裡，下午再巡樓一次，工作就完成了。

在做保安工作的第9天，余明產生了自殺的沖動，他打電話給母親求救，母親讓他趕緊回重慶。此後三年，他幾乎不出門，也斷絕了和朋友的聯系。這是他真正意義上“家裡蹲”的開始。

一代代

離開重慶前，我到了余明父母居住的社區。在這裡，他度過了在家裡蹲三年多的時間。

那是一個老舊的小區，過道裡的牆面污垢遍布，但他們的屋子整潔，瓷磚地面珵亮，客廳的牆邊放著一個黑色裝修工具包。我說明此次來訪，是想了解隱蔽青年本人和他的家庭的困惑。

余明家所在的社區。澎湃新聞記者陳媛媛攝

余明曾說，2019年年底，他回重慶父母家後，一進門，母親抱著他哭了。之後，母親又開始給他做法事。他每次都任由母親擺弄，因為一反抗，母親就哭。父親有意無意地說，“你看吧，都說養兒防老，到我們這兒沒用了。”

父母的爭吵也變多，還摔壞了一部手機。當時的家庭氛圍“死氣沉沉”。

我們圍坐在一起，父親余成林坦率地說，剛開始孩子遇到困惑，自己“老傳統”，不知道怎麼回事，“我爺爺、我父親到我，一代代傳下來就是這麼生活的，怎麼到他那就變了呢？”“這麼生活”，指按部就班地打工、結婚、生子。

他在河南農村出生，初一輟學，19歲相親結婚，22歲有了兒子。余成林說，到了30歲他才意識到要為家庭付出，這時兒子已經8歲了。後來的幾十年，他賺錢養家，一直被責任推著走。他在全國建築工地幹各類活，值得一提的經歷是，2008年奧運會為了保障用電，在內蒙古專門建了一個供電站，余成林便在那個供電站做工，負責把鋼結構焊在一起。

從他發現和孩子溝通有問題之後，他開始反思自己的人生——“我結婚為了什麼？我生孩子為了什麼？我現在工作為了什麼？然後我越想越覺得，我這個人生過得好像就沒什麼意義。”余成林兀自說。

為解開困惑，他去業主家裝修，會和業主聊天，了解他們孩子的情況，他發現年輕人的想法很不一樣。他舉例子，以前他們那一代人是條件不好結不了婚，為什麼這一代人條件好了反而不結婚？

我問：“在余明讀書時期，對他的人生有什麼期待嗎？”

“小地方人思想比較簡單”，多數時候都是余成林在表達，這時余明母親徐曉娟小心接過了話，語速慢而溫和，她穿著睡裙，坐在一張小凳子上，手摩挲著裙擺。

余成林繼續說，他只想著讓孩子好好學習，不要像他那樣做體力活，可以坐辦公室“指揮一下”。上小學的時候，為了幫助兒子學習，他在QQ上加了很多大學生、老師，兒子不會的題，他就去請教別人，再告訴兒子。但是到了五年級，功課難度變大，他就教不了了。後來，這對父母能做的只有盡最大努力把孩子往好的學校裡送。

直到孩子的成績出現問題，他們束手無策，“因為我不懂怎麼教育，總是說你要好好學習，（但）他怎麼樣好好學習？”他的語氣變得激烈。

“（高中）輟學那個問題我是一直糾結的”，余成林猶豫著提起，他說自己一直在外地打工，不了解孩子的具體情況，他始終認為孩子沒有告訴他真相。最初他問過兒子，是在學校受欺負了還是怎麼了，想幫忙解決。兒子只是說，不是，反正不想上了。

“他那會就沒心思學了應該是”，徐曉娟回憶，當時自己晚上跑了好幾個游戲廳找到兒子，苦口婆心地勸也沒有結果。來了重慶之後很久，她才了解到兒子當時的想法是，學習不學習無所謂，只要有能力就行。

他們面對孩子越來越沒轍。直到高一時，余成林要求余明在讀書與打工之間做抉擇。余成林說，他只是想用這種方法逼迫兒子讀書——體驗一下工地的苦，知道打工不容易，再回去讀書。他記得他上初一成績不好，老師越管教他越厭學，父母就讓他去“鍛煉”，最後他留在農村包房大隊蓋房子，從此成為了一名建築工人。

“因為也沒有其他方法可以給我使。”余成林無奈地說。

後來的事就是我所知道的，父子關系因為游戲的沖突冰冷到了極點。回想起那個時刻，余成林還能感受到自己內心的那股憤怒，“最極端的時候，因為他玩那個游戲，我生氣到想把他手給剁了，養他一輩子”，他看著我，“那會兒如果你是創建游戲的人在我這裡，我立馬會殺掉你。”

余成林說，兒子搬出去，仿佛跟家庭切斷了聯系。他去找過余明一次，看到兒子住的樓道很臓，沒有窗戶和陽光，而且兒子工作沒找到，錢也花光了。余成林意識到，強制孩子不玩游戲是不行了，要想辦法接回來，再慢慢引導。於是他先服軟，給孩子道歉，余明這才回到了家。

從這時候開始，他看到兒子玩游戲不再勸阻，只是建議他白天玩，不要晚上玩。可兒子告訴他，別人都晚上玩，他白天沒人玩。他笑著對我回憶，“那我生氣也沒轍了，玩就玩吧，不管他了。”

父子間的關系到余明創業的時候才有所改善。“那個時候很自信，回來跟我們講話啊，我們父子之間也有笑臉，溝通也好很多。”余成林說。徐曉娟也記得，自從離開學校之後，兒子就沒這麼開心過了，盡管她看得出來兒子熬夜工作很累。

余明創業的失敗，夫妻倆是過了一段時間才知道的。那時兒子不接電話，還住在宿舍裡，她擔心兒子，只能自己去找，敲門，喊他回家。

過了三個月後，余明才回到家來，但從此過上了不出門的生活。

余成林說，那時他想到孩子沒辦法改變了，只能先改變自己，用他的原話，“我去努力接近他。”他每天給兒子做他愛吃的，買他喜歡的飲料，吃飯的時候找兒子搭話。有時，他和妻子幹完活回來，兒子卻在睡覺，他也生氣，但還是給兒子做飯。

逐漸，余成林發現兒子對自己態度發生了變化，慢慢開始說話。現在，一家四口有時聊天到半夜一兩點。

“後來我看到的父母是改變過的”，余明特意囑咐過我，因此，在他父母家，我沒有再提起童年時他在家感受到的壓抑。

徐曉娟說，現在生活挺開心的，唯一的缺點就是兒子沒工作，但是他們也沒太在意，兒子找到喜歡的工作最好，錢多錢少無所謂。

“他想要的那種理想生活，我們無能為力。”余成林繼續說，他不了解兒子喜歡的工作是什麼樣的，也沒辦法幫兒子找到喜歡的工作。

在給余明提供10萬創業和接近2萬做自媒體之外，2021年，他們又給了余明30萬炒股。“現在我們大部分的錢到了他手裡”，余成林說。

在余成林眼裡，兒子只是缺少機遇，他提起了一件讓他和妻子都驕傲的舊事。兒子讀小學三四年級時，有一天放學，拿回家一張數學考卷，老師在上面寫了一段評語，“老師說余明想出一種解題方法，連老師都沒想到，老師很欣慰。”

有時候，看到兒子痛苦，余成林也想過，如果之前沒把孩子送到縣城讀書、打工，一直在農村生活，兒子現在可能想得少，也挺快樂的，也許孫子都上學了。

“脫蹲”

家裡蹲那段時間，余明覺得自己什麼都做不成。他睡覺，發呆。上網看很多信息，新聞報道裡提到治療癌症的藥，他就去搜索是否屬實，還看新聞、歷史、科學等等板塊的內容。“爛著也是爛著，躺著睡覺，醒了呢？你總得幹點什麼。”

他還私信攻擊展示游戲奢侈物的博主，“你自己沒本事，靠家裡面的錢，你做的這些視頻也沒什麼人看，你離開這個平台狗屁都不是。”

“當時很偏激的。”他回憶。

這段在他人生中持續了三年的生活，余明似乎很難再追憶了，“渾渾噩噩的，每天差不多，沒什麼好說的。”

拿30萬炒股，也是在家裡蹲期間發生的，余明自我評價：“因為魔怔了。”他在網絡上學習了金融知識，拿到錢馬上投進了股市，“在當時那種狀態的話，如果說拿我的命能賭什麼東西，我感覺我都會去賭的。”他買了兩支股，一支是口腔醫療，一支是實驗室測藥，目前虧損了10萬，還剩下20萬。

如今，和我坐在一起，余明反思過去說，“人無能到極點，只有憤怒了。”他舉了個例子，就像著名的條件反射實驗巴甫洛夫訓狗，當獵犬完成一個動作，必須階段性獎勵，這樣狗很滿足，願意學。同理，如果一個人在社會上一直走在負反饋的道路上，就會越走越不順。

余明對我說，他一直感謝父母沒有放棄他，“如果家庭能夠包容、理解你，你才有家裡蹲的機會，如果家裡不認你了，很多（年輕人）慢慢就演化成‘三和大神’了……如果我父母那時候放棄我的話，可能今天我就進公安局了或者發生什麼事了。”

余明記得，去年父親對自己說：“我難過了這麼多年，你也難過了這麼多年，我想明白了養兒防老不叫親情，叫交易，以後我會盡最大可能幫助你。”

後來，余明決定脫蹲，融入社會，他提到影響他的一個關鍵性事件——廟會。

那是河南農村的習俗，今年春天，余明和同宗族的親戚相聚。他看著親戚們做菜吃飯，四爺爺打趣他，怎麼還沒結婚生子？余明說，他當時感覺很溫暖、親切，“他們不在乎你在外面混得好不好，成就大不大，在他們眼裡，只要回去，你永遠都是他們最親切的後代。”有那麼一瞬，他感覺小時候無憂無慮的日子回來了。

姨父開心地背手騎車，余明羨慕，他發現自己做事功利，很久沒有純粹的快樂了。

余明重新回到重慶，遺憾沒辦法帶著老家的小狗。

廟會過後，他感覺一下子想通了，不想每天想“特別雜的東西”，比如在網上討論國外戰爭形勢。他決定把注意力放到身邊來，去過“正常的生活”，在他的理解裡，那就是工作，再結婚，生孩子，像大多數人一樣。

“這是個契機”，余明說，“我思考了這麼長時間，快十年了。”

余成林也記得，那一天的余明特別高興，兩人電話聊了6個小時，直到凌晨。

想要走出家門的另一個原因是，余明說自己現在“信命”了。家裡蹲的日子，他總在抱怨，後來他看到哲學教授王德峰在講座裡說，自己年輕的時候不信命，後來發現做很多事運氣不好，開始信命。余明說，他現在也進入了這個階段，“我以前還老覺得自己能做成點什麼，結果其實是不行的。”

他甚至覺得家裡蹲時期，自己把失敗的責任歸因於環境、出身是一種逃避行為。他想了想又說，這也是讓自己活下去的手段，“如果我把這些問題全部歸咎於我一個人身上，然後得出結論我是一無是處的廢物，就活不下去了。”

我問他，你後悔放棄讀書嗎？他幹脆地回答，“再問多少次，我也不後悔。”最初，我們聊到校園生活的時候，他一度抗拒，習慣性地說，“對學校完全沒有印象了”“現在把學校忘幹淨了”。

後來，他說，“如果天天想，就走不出來了。”他講到高一那年，辦完休學，離開學校大門的時候，他蹲在地上，一下子哭了。像是命運指引一般，他隱約感知到，“也許這輩子最好的生活就結束了。”

十年後，他重新講起那個時刻，再次落淚。這是他在采訪過程中，唯一流淚的片刻。

現在，余成林告訴我，他願意照顧兒子到不能照顧為止，如果到時候他還不能自食其力，只有自然死去了，“說明這個社會就不適合你。”

“為什麼不現在培養他自食其力的能力？”我不由得想到，當余成林夫婦有一天離開，余明該怎麼辦。

“我怎麼樣培養？”余成林反問我，“底層人能接觸的、唯一改變命運的機會，就是好好學習。”

余成林說，一打工就是一輩子。他在工地上已經幹了30年了。

我們采訪結束後的6月26日，余明在微信裡告訴我，他難得收到了一個面試機會，崗位是運營，他以為是幫助主播更好地發展、管理粉絲群。到了現場，對方給他看了一則視頻，他想，這不就是軟色情輸出嗎？把一個好好的姑娘培養成這樣，他做不到。

7月27日，他又發來消息聊起近況，之前，我們一起去了觀音橋後，他開始覺得出門沒那麼可怕了。最近，他找了份凌晨送奶員的工作，“終究還是不敢跟人交流，不過總算走出去了。”那三天凌晨，重慶暴雨，他送奶被淋濕生了病，感覺憋屈，索性跟著妹妹去雲南同學家玩了。

凌晨暴雨，余明在送鮮奶。

余明之前送妹妹去舞蹈室，不敢進去，躲在牆角。

余明在雲南的旅途中，看到的松鼠。

余明在雲南看到了藍天，他感慨工廠的煙吹到了老家，天經常灰蒙蒙的。

現在回到家，他繼續跟著父母做裝修。他的表弟大學畢業了，一本計算機專業，也沒找到工作，他說感覺學歷好像沒想象得那麼管用。

他自我批判道：“上學時期我就不努力，貪玩不寫作業是常有的事，喜歡擺弄自己那點小聰明，還沾沾自喜，覺得用短時間就能掌握解題思路，根本不需要大量刷題和背誦，那是笨蛋才會做的事情，結果就是嚴重偏科，成績趕不上一步一個腳印的同學。進入社會也沒有好轉，依然想著通過找竅門的方式迅速提高自己的生活檔次，一度把那些個掮客投機者當成目標，最終啥也不是，既沒有投機者的頭腦，也沒有勞動者的韌性。”

他稱自己為失敗者，但失敗者也可以平靜地度過一生，問題在於，“有限的人生中沒有人教過我應該怎麼接受失敗”，“我們生活在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卻連在平凡生活中找到幸福的能力都沒有。”

這幾段話的最後，他添了一句，“也不知道你嫌不嫌我煩。”

似乎仍有什麼東西在他心裡跳動。余明說，他現在不像五六十年代的人苦於沒有飯吃，而是“沒有路”。他很迷茫，想著是不是應該去學一門技術，但也不知道從哪裡開始。“如果有誰能給我們指一條路，我感覺會好很多。”

余明並不覺得，像父親想的那樣一直生活在農村，問題就沒了。如果有一天真的要舉家遷回農村，他會痛苦，“徹底輸了。”他好像卡住了，城市也不屬於他，“我不知道我現在屬於哪裡了。”

家仿佛成了唯一可以托住他的地方。我到訪那天，余成林對我說，這麼多年，掙錢吃飯，一切是為了家庭。那天我最後離開，他和妻子一齊鑽進廚房，准備拾掇晚飯。

談話最後，我問余明：“你作為你自己，你想過什麼樣的人生？做什麼樣的工作？”

“不知道。”余明說。

自從離開學校，進入社會，除了剛買電腦開心了一陣，他很久沒有感覺到放松快樂了。如果要說一個難得輕松的時刻，可能是今年，他回到老家，站在田地裡，四面是一望無際的麥浪，他的內心久違地開闊，“你就別說我是什麼樣子了，整個人類群體滅絕了，其實也無所謂，宇宙也不在乎你，對不對？”

他回想起十年前，他16歲，跟隨父親，坐在去往太原工地的火車上。他匆匆帶了幾件衣服，簡單提個包。那時他相信，努力就能過上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