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动态: 涿州水患“坐等上令”凸显的习近平政权危机

习治下，“坐等上令”成“坐等习令”

中国传统上是个官本位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更不用说高高在上的皇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共产党统治，非但没有消灭官本位，反在国家治理中将这一现象推到极致。然而，坐等上令不是一般的官本位或官僚主义，后者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以官为本，官员实际主导和支配社会的运行，但坐等上令比官僚主义严重得多，它是一种极端的政治现象，即没有上面的同意和许可，尤其没有来自最高领袖的旨意，制度所具有的任何可能性都不能做，否则就违反了政治纪律。在这个意义上，坐等上令是一种绝对的等级本位制。

在中共统治的多数时期，坐等上令的情况虽也存在，但不很普遍，更多表现的还是一般的官本位现象。尤其胡锦涛做总书记的十年，一方面在广大的基层，官本位现象照样存在；另一方面在高层，则是政令不出中南海，来自中南海的“训示”省市大员可听可不听，看对地方的利益而定。“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典型反映总书记的地位受到地方诸侯的挑战。有鉴于此，习近平才要集权，他不允许这种现象的存在。对习而言，只要出自他的政令，无论对错，地方和部门都要无条件落实，不能打折。可以说，在习时代，坐等上令才真正成为一种官场现象。

习实行严格的等级制统治，用各种党内规矩和法律条文约束官员，从而完全压缩了官员的主观能动性，把他们变成一群政治机器人。官员不敢、不愿也不必负责，一切听从上面的指令就好了，上面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让做就是该做的也不能做。每一级都听从上一级，最上面的那级当然是习近平，这样下去，坐等上令就变成了坐等习令，习的命令成为裁判一切行政合法性的依据。逻辑的结果必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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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等习令”可能冲击中共政权

此种政治文化在习时代变成官员的信条，在日常管理中，或许不会显示太大危害，最多是造成百姓办事的不便，让他们抱怨几声，但如遇突发事件或危险时刻，像这次涿州的大水，十几万人等着救援，外地救援队却还要请示省厅同意，涿州本地政府无权决定，其代价就是让当地民众更多受到洪水威胁。

从对习的统治来说，坐等上令因其维护的是中共严格的等级制和习的无上权威，表面看似乎有利他的政权稳固，但这同时也在为政权掘墓，因为此种僵硬的体制和政治文化很难适应变动的世界以及危机四伏的环境。如果说，分洪决策因事关重大需要慎重权衡，坐等上令则因其已内化为日常行政管理而不为人注意，可它在危险时候产生的后果及连锁反应，很可能对一个政权造成严重冲击，甚至导致政权的崩塌。这样的事例不是没有，某个官员对某个规定的僵硬坚持让民众生命和利益受损，从而让民众对政权积蓄已久的不满发泄出来，掀起反抗运动，致使政权垮台。

习近平其实也明白坐等上令的危害，号令官员要敢于负责敢于任事，然而它根本不可能得到改正，因为这植根于政权统治的内在需要，就此而言，坐等上令是比政治泄洪更严重的政权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