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经济了

2023-06-08 | 来源: 孔庆勋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我前两天和朋友开玩笑，今年热炒的所谓“中国特色估值”本质上是“中国特价估值”——以建筑行业为例，世界500强里同类型的企业如法国布伊格、西班牙ACS、日本大和等基本上都是10倍左右的市盈率、1倍左右的市净率，而中国同类型的央企如港股的中国铁建市盈率不足3倍，市净率仅为0.3倍。论增长预期，我相信中国的基建水平相比欧洲日本还有相当大的市场空间; 论经营风险，同样是巨头企业，以国家信用为背书、政策性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的企业风险显然更低。

所以“中特估”在本质上，就是以国际公允价格的三折或者五折买到了更好的东西。

这和我们探讨的拉动投资有什么关系呢？答案就在这。过去很多国资企业在港股上市，都是90年代亟需海外融资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而现在，由于股价持续低迷跌破每股净资产，香港市场早已不具备再融资能力，而且由于平均高达近7%的股息率和港股计价分红，反而导致了国有资产与外汇的流失。此时，如果中央财政能将港股上市的央国企按照市场价一定比例的溢价私有化，价格仍然会大幅度低于净资产，从而实现了国有资产的增值。而财政增持的这部分股权，也并不需要长期持有，而是可以以一种类REITs的方式打包推向市场，在存款利率不足2%的当下，这部分资产的收益率可以低至2%左右，相比私有化的成本溢价可以达到2-3倍。

我们算一笔账，截至2021年底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共1317家，总市值33.54万亿元，其中假设市值严重负溢价的公司占30%（大部分在港股），这些公司平均每家又有30%的非国有股东，私有化后资产包再出售溢价100%，那么差价收益就高达3万亿元。这笔钱，每一分都是扎扎实实增加的国有资产。

这会产生两个非常直接的正面作用。第一，因为港股市场私有化的溢价，导致港股出现赚钱效应，而香港资本市场外资占比高，赚钱效应的产生会驱使外资进一步增持包括A股在内的中国资产。而这会带来一个新的好处，就是增加美国精英阶层内部同中国的利益共同体。要知道，我们常常痛批的“美帝国主义”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同样有“知华派”和“挺华派”，而美国政治体系中的“旋转门”也决定了华尔街体系在华盛顿有着极强的影响力。

如果以港股、中概股为代表的的中国资产率先回暖，那么这一部分力量与中国的利益就将更为一致，这是我们一个对未来中美关系回归正常化发展相当重要的筹码。

第二个好处，自然是中央财政多出来3万亿资金。这3万亿拿来干什么呢？又回到上文中提到的另一个市场主体——地方政府。这几年中西部很多市县的城投债压力很大，用“借新还旧”、“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保公开”只是饮鸩止渴，打破刚兑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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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当下恰恰是解决城投债问题的最佳时机。举个例子，县级的城投债，可以50%无息或低息展期10-20年，剩余部分转化为市级城投债; 市级城投债，可以40%无息或低息展期5-10年，剩余部分转化为省级平台债; 省级平台债，可以30%无息或低息展期3-5年，剩余部分转化为国债。而这3万亿的“央企资产包收益”作为中央财政的结存资金，就专项用来解决地方债问题。

通过上述杠杆效应的层层叠加可以解决掉14万亿左右的城投债，恰好截至2022年底中国存量城投债规模13.84万亿元相仿。这样，债权人可以按时拿回部分本金，地方政府甩掉了包袱，各方皆大欢喜。

换句话说，上面的思路一石二鸟，同时解决了央国企估值问题和城投债务问题，叠加上文提到的LPR下降，每一方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都得以大幅增强。

城投债问题解决了，地方政府每年的融资成本就会大幅度下降，富余的资金又可以拿来做很多事，除了上文中提到的货币化旧改，还有就是股权财政。最近一两年，VC/PE行业的募资难度大幅增加，很多“卡脖子”行业的国产替代企业融资主要依靠投资机构过去几年募资的结余，但这个状态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只有将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通过股权的方式有机结合，企业部门才会有更强的投资意愿和能力。

而只有当国民经济中的各部门都有了投资和消费的能力和意愿时，我们才有资格谈及最后一点，保就业。

就业问题是当前形势最严峻的问题，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资产价格问题和经济增长问题不解决，就业想回升基本是不可能的。目前中国16-24岁的青年失业率超过20%，比疫情时期还高，而且随着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对于中低端白领的就业抑制只会有增无减。

当然，我们假设资产价格的问题和经济增长的问题能够以上文中的方式较好地解决，那么就业上的压力显然会大幅度下降。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就是将“放管服”改革落到实处，尤其是对于一些发展中存在问题的企业给予更高的包容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