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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快遞員拿起筆 撕開打工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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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播客時胡安焉放松了下來。他鄭重地回應每一次提問,關於工作、文學和生活,手指輕輕敲著手機屏幕,仿佛編寫微信。那是持續的下意識動作,他一無所知。當談話涉及工作中的不公,他仍保持平靜,聲調略微上揚,語速也稍稍變快了。


錄音間另一邊,作家苗煒斟酌著詞匯,試圖最精准地形容小區居民與快遞員的關系。兩者彼此熟悉又陌生,顯然存在一堵透明的牆。沒有居民識破眼前的快遞員是位寫作者,將記下任何有意思的情境。交流時間太短了,他們不可能更深入地了解彼此。

閱讀胡安焉剛出版的非虛構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遞》,苗煒起初懷抱著“獵奇”心情,想了解快遞員的生活。與作者交談之後,他明白這本書“從文學中吸收到的營養特別充足”。


胡安焉二十多歲離開廣州,待過好幾個地方,前後做過近二十份工作,快遞員是其中之一。他現在四十四歲,定居成都。

五一假期前的北京之行非常緊密,幾天行程排得滿滿,受訪、錄音、參加活動,在龐大的城市中奔波。他准確地找到一處略微隱蔽的過街地道,觀察和直覺果然遠高於手機導航。5月上旬他回到廣州做活動,再停留一段。他住在一所旅游學校附近,校園裡的廣播突然在晚間響起,內容聽不清楚,只留存下囫圇吞棗的嗚嗚聲。

“這對我來說太奢侈了!”

胡安焉形容自己的處世方法是“麻木”的,隨即苦笑起來。“高強度、重復性強的工作,你要是不麻木的話,整天反思意義,根本扛不下去。”他在二十多歲時是憤世嫉俗的,不為自己,而是針對周遭不公的義憤。他還在一家漫畫社發現了新的生命價值。

很多年過去,從2018年3月初抵達北京直到2019年11月底離崗,胡安焉先後在人稱“快遞界的海底撈”的S公司(注:“S公司”是書中使用的代稱,下面的“D公司”同理)和品駿快遞工作。經理訓話後開始念有空缺的站點,他選中了梨園,一份新工作就這樣開始。體檢、正式入職、拿到快遞三輪……他詳細地記述了自己的快遞員經歷。



從2018年3月到2019年11月,胡安焉在北京的S公司送快遞。圖為某天早上在站點卸貨分揀。 (受訪者供圖 / 圖)

這一段生命歷程完全可以用時間與金錢量化,浮現出一張五顏六色又嚴格遵循計算法則的數據圖。基於北京的生活成本和工作強度,周圍的快遞員、送餐員的平均工資是7000元。每月工作26天,日薪就是270元;除去准備工作和往來各小區的兩個小時,每天派件九小時,平均每小時產出30元,即每分鍾0.5元。他派一個快件平均拿到2元,每四分鍾派出一個快件才不至於虧本。



除去准備工作和往來各小區的兩個小時,胡安焉每天派件九小時。 (受訪者供圖 / 圖)

“漸漸地,我習慣了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看待問題,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時間。”胡安焉寫道,“吃一頓午飯要花二十分鍾——其中十分鍾用於等餐——時間成本就是10元,假如一份蓋澆飯賣15元,加起來就是25元,這對我來說太奢侈了!”



所以,胡安焉經常不吃午飯。小便成本1元,早上他幾乎不喝水;客戶沒接電話,那麼0.5元打了水漂。休息、思考、波折都會直接影響他的生計。對快遞員來說,小區環境再優美,只要不允許快遞車進去就不友好。他得拉板車走進去派件,效率降低得觸目驚心。

工作線路由快遞員們自行摸索。收件者會問:“這麼近怎麼要花一天時間呢,你一會兒給我送過來不就行了嗎?”在剛性的路線圖上這的確不行,折回、繞路一次會為全天工作帶來巨大影響。他每天六點多出門,冬天經常面對零下十幾度的氣溫,因為經常觸摸手機屏幕、操作儲物櫃,所以只能戴半指手套。他的手經常凍僵,手指有時彎一下都不行。三輪車的電池也成了定時炸彈,電量顯著降低,冬天只能跑夏天的三分之一路程。

胡安焉寫下更多與他人交流的故事。他不憚於寫出自己的情緒,對隱秘一面也相當坦誠。一個取件老人的地址寫得不清楚,錯進錯出地在路邊等候快三小時,他震驚地發現自己絲毫沒覺得愧疚;他也因為受收件者刁難而心存怨恨,好在最後沒有“報復”對方。

胡安焉說,在S公司那裡,寫字樓工作屬於“金字塔尖”。一位員工離職,資歷稍淺的另一位員工會補充上來。以此類推,穿梭在寫字樓中的快遞員是非常資深的。快遞員也在讀書、寫作、思考,他們有自己的生活。這些方面幾乎從不出現於市民們的視線中,但這些故事肯定是似曾相識的。

怎麼變成“底層之光”了?

“一個前快遞員的回憶”之類的標簽,顯然容易激發讀者的好奇心。胡安焉知道此類標簽對自己和出版方都有好處,不願簡單地批評或拒絕。標簽OK,只要內容真實,不要謊稱當過宇航員就好。他務實地面對著現實。

2006年,胡安焉一度四五個月沒有上班,專心投稿。倒有一篇稿件發表在《今古傳奇》雜志,但他同時發覺自由職業沒法維持生計。其後不久,他與同學在南寧合伙做服裝生意。

胡安焉喜歡美國小說《麥田裡的守望者》,主人公霍爾頓的純真令他印象深刻。他非常認真地強調,自己是“寫作者”而非“作家”。他像在扞衛一種位置,不願再為利益進一步犧牲純真之處。

書是在南寧買到的,買賣的細節他都忘記了。賣服裝讓他的經濟狀況好了一些,但商戶間的鉤心斗角格外使人煩躁。進貨渠道被別人打聽去很糟心,價錢也是商業機密。他得用計算器給顧客出示價格,生怕被相鄰的競爭者聽到。


漫畫社播下的種子發芽了。藝術讓他察覺世界是多元的,並不完全像自己一直認為的“只能如此”,有些不同的價值比較純粹、理想、有意義。虛無感越強烈,他就越認為文藝值得投入。即便他繼續努力掙錢,走著理所應當的人生道路,紛爭也繼續侵蝕生命,使他畏懼別人,只想躲起來投入文學藝術。他想一直寫下去,寫到死為止。

胡安焉如今認為這樣的態度不免幼稚和自欺欺人,但那份痛苦非常真實。從2009年開始,他為表達自己而寫作。早期作品不忍卒讀,語言僵硬,為特定效果而刻意為之,好處是誠實。羞愧感也慢慢地消退了。

胡安焉閱讀了許多小說。阿蘭·羅伯-格裡耶的“新小說”太令人費解了,而美國作家們留下了長久的影響,像寫《麥田裡的守望者》的塞林格,還有卡佛和耶茨。這些小說容易理解,明明白白地書寫普通人還有社會中彌漫的情緒。他十分熟悉文學史,一段一段娓娓道來。

作家們的經歷、文學的流變,作品對消費主義、人生價值的描述,一切都是共鳴。他們表現的內容,他感受過;他曾經面對的困惑,作家們也面對過。他們沒提供答案,但他知道自己不再孤獨。他獲得安慰,就可能遠離茫然與迷失。他的閱讀又延伸到俄羅斯文學,“一盆水滿了會溢出來”。他喜歡契訶夫的小說《我的一生——一個外省人的故事》,又與一位茫然無措的主人公產生了共鳴。

2017年5月入職D物流公司後,胡安焉在順德一處樞紐做了十個多月理貨員,貨倉裡所有人都上夜班。他遇見各種各樣的同事,有為賭徒兼男友兼同事四處借錢的孕婦,還有人三個月內體重下降二十多公斤。他每天平均只睡四個小時,借酒安眠適得其反,脾氣和記性愈發糟糕。他怕長期熬夜提升患阿爾茨海默病的風險,就開始吃堅果。即便知道偏方可信度不高,他還是繼續吃堅果。

從D公司辭職後,胡安焉很快前往北京,入職S公司成為快遞員。往後他才知道,自己離開的是當時全國該行業最大的貨運中轉中心。寫出這段工作經歷驟然給他帶來了名氣,他震驚到手抖了——“手抖”當然是一種修辭。






胡安焉(左一)和他在品駿快遞的同事們。這家公司的快遞業務於2019年被終止。 (受訪者供圖 / 圖)

豆瓣網友心疼,希望他找到更輕松的工作。不過,“我能找到的那些工作耗時都比較長,不太能夠同時兼顧”。他工作一段時間,攢一筆錢就脫產寫作,周而復始。他從2020年初開始眼下這段寫作周期,完全不確定還能堅持多久。

妻子笑他:你怎麼變成“底層之光”了?她也在寫小說,能夠理解他的選擇,這是一個成年人的自主選擇。她與他在黑藍文學論壇相識,做了幾年網友,關系越來越好。她拿過一屆黑藍文學獎,他的寫作朋友基本都是在那裡認識的。BBS仍舊存在,但發布作品和討論文學的網友越來越少了,只剩只言片語還偶爾出現。

“向上也是一種封閉”

不久前,清華大學的學生媒體《清新時報》采訪了胡安焉,寫成特稿《快件裡的守望者》。標題有趣,行文多了幾分浪漫。他期盼青年保留開放的精神,永遠保持可能性。“向上也是一種封閉,因為你已經樹立了一個價值、一個尺度,剩下的就是方向上的前進了。”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他就像一個奇怪但無害的局外人,無欲無求地旁觀。”文中寫道。

胡安焉顯得友善,微微地笑著,不像作品顯示出的那般沉默。不過,他在書店的公開活動中的確更拘謹些。采訪半途他接到家裝用品的推銷電話,不在意又有幾分驚訝,他弄不明白對方怎麼拿到自己的號碼。他把三個表達疑問的字放在一起(电视剧),隨手起了網名——也就是現在的筆名——幾分神似拉美小說裡常見的名字“胡安”。同時,長久的焦慮感也讓他帶著“何以安心”的疑問。胡安焉?

他沒有在播客中過多談論上海的那家高檔自行車商店。這同樣是曲折、感傷的職場故事,女老板帶著方向不明、略顯誇張的事業心,好在生意真的蒸蒸日上了。他盡可能保護令人感慨的人們。他還在書裡常常提及原生家庭的塑造。他與父母的關系近乎禮尚往來。他寫作,他們不了解;他結婚,他們也不知道。家庭對他的期望大體是安分守己。

做體力工作時,胡安焉全無讀書的心情,沒辦法真正地寫點什麼。近八年裡,他都盡力捕捉碎片時間,用手機快速記錄下所思所想。他非常希望放松下來。真正令他堅持寫作的,就是最早的脫產寫作留下的積累。

胡安焉盡量用平靜的態度面對生活,若幹次做出旁人難以理解的選擇。他回答過很多次關於寫長篇小說的問題,回答到心虛。他構思著獨白一般的文本,“介乎生活和生存之間的圖景”。他希望不只寫自己的經歷,而要寫出更復雜、豐富的虛構文本。

這是他在寫作上的進取心。他傾向於消解日常的某些沉重感。他有時很幽默,時不時帶著不大過分的嘲諷,在小說裡寫出長日將近時的漫游。私下,他會跟熟悉的朋友貧嘴。他喜歡漫畫也從事過漫畫工作,還從厚厚一沓老掛歷上裁下來空白的部分,打印羅素的《西方哲學史》裝訂成冊。

他從事快遞工作的最後一段時間,品駿快遞確定解散,他要送的快件少了許多,放松降臨了。節奏慢了,他認真地打量往日匆匆經過的地方。那些場所好像初次相見,又像模糊的景色突然變清晰。下班後,他竟然把書拾起來了,穆齊爾的《沒有個性的人》和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都是他從前讀過但沒讀下來的。他已經幾年沒讀費力氣的書了。

“當我獲知我很快就要脫離這份工作後,我的大多數感受都是正面的、美好的,我變成了一個比原來的我更好的人——最起碼比在之前工作中的那個我更好——更溫和,更平實,對人也更有耐心。”胡安焉在快遞員部分的末尾寫道。他發了一條僅客戶可見的朋友圈,告訴大家自己將離職。一位顧客給他留言:“你是我見過的快遞員裡最認真負責的。”

他對這位女士的印象不深,沒想到她的評價如此之高。他相信她的話是真心誠意的。現在他將與這段生活道別。

倘若早幾年詢問,譬如在D公司工作那會兒,胡安焉可能認可他正自我放逐。現在他並沒有那份灑脫,不像從前“沒有看清楚自己”。畢竟他參加推書和宣傳,期待收入更多,“不是一個放逐的人應該有的想法”。回頭想想,倘若有機會的話,他會是一個“正常”的人。

錄完播客的午後,我們提起塞林格時,胡安焉再一次忘記疲憊。盡管烏雲聚集得越來越多,一時雷聲轟隆,閃電也讓昏暗不復存在,頓時帶來稍縱即逝的詩意。也許像《麥田裡的守望者》說的那樣:“對一個人來說,一輩子裡注定會不時去尋找一些他們自身周圍所不能提供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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