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 江澤民時代的三大關鍵字——腐敗

2022-12-04 | 來源: 何清漣 | 轉到微信 | 有8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機制”發韌於江澤民時期。（美聯社）

在胡錦濤時期，幾代常委家族利用“九龍治水”的權力分管形成的“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機制”，發韌於江澤民時期，江公子江綿恒應該算是新太子黨中的開路者，曾慶紅兒子曾偉因山東魯能案東窗事發，只得長居澳大利亞。魯能一案之始末，胡舒立主辦《財經》時一篇名文《誰的魯能?》（2007年01月08日）曾披露：山東第一大企業，同時也是全國電力系統最大職工持股企業魯能集團悄然改制，700億國有資產的歸屬成謎——此案成為那個時代利用權力強搶惡要的教科書式經典案例。

這個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體制，中國國內自然不會有媒體披露，但英國《金融時報》有段時期密集披露，China: To the money born（被譯為《生而為錢的中共太子黨》，March 29 2010）；《追問“紅色血統”》（2010年12月15日）；《新生代太子黨》（2010年4月15日）；《中國私募業的“紅色貴族”》（2010年4月15日），用標題一搜即可查閱。

朱鎔基國企改革為胡溫“黃金十年”奠定了基礎

江時代的改革，每一件每一樁都對後來影響甚大。

比如國有企業改革，先後任常務副總理與總理的朱鎔基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將有關國計民生的幾大行業（能源、電信、糧食、交通等）資產重組，采用傾斜政策讓它們形成壟斷並成長為中國的經濟寡頭；放開那些與國計民生無直接關係的行業，讓它們在市場中沉浮以決生死——這一點為胡溫十年的政府財政稅收與國有經濟奠定了基礎，也為習近平時代留下了家底。

江時代開始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導致的圈地運動，在胡溫十年發展成地方的“土地財政”，房地產成為龍頭產業，帶動了上下游幾十個產業，成就了中國的經濟繁榮。

江澤民的秘密花園被這百年校慶帶出

傳江澤民孫子被捕跟疫情有關？

江澤民死後黨內斗爭仍然激烈(圖)

對私有經濟的開放——江在“六四”後曾說過要“讓萬元戶傾家蕩產”，但在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後立刻轉變態度，成就了中國第二、三代富翁（也是中國歷史上數量最大的一個富人群體），其中部分從事房地產的最後在胡溫時期進入資產家行列（肖建華的明天系、白手套是典型）；胡時代甚囂塵上的“利益集團俘獲國家”現象，其實始於江時代普遍化的體制內尋租。

江澤民任常務副總理與總理的朱鎔基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將有關國計民生的幾大行業（能源、電信、糧食、交通等）資產重組。（美聯社）

江時代開創了資本家可以入黨的先例，用“三個代表”理論-新階層論，為中國富豪進入人大政協開闢了制度性通道，胡溫時期的“兩會”，基本上是政治、經濟、知識界、文藝界精英的高光聚會。這個宣稱自身以“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在完成了階層基礎替換之後，總算從革命黨變身為執政黨。如果說《現代化的陷阱》一書是分析江時代的各種改革，那麽2017年出版的《中國：潰而不崩》則是分析胡溫時代的“深化改革”如何讓中國成為一個社會深度潰敗，但政府刻意養成的超強鎮壓能力卻讓這個政權能夠維持下去。

《現代化的陷阱》出版之時，中國社會對腐敗的容忍度遠沒有今天這樣高，不少人看這本書時，對中共解決問題還存有希望：如今問題終於找出來了，黨中央總要解決了吧？抱有這種希望的人當然會失望，因為正如我後來在《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等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所有的腐敗是制度性腐敗，一切源於一黨專制的“三個壟斷”，這種一黨專制的三個壟斷只要不打破，這種腐敗無法通過體制內反腐敗清除，這個道理，好比再好的外科醫生不能給自己動手術一樣。同體監督必須讓位給異體監督。

胡是江時代的延續，但有個較大的區別：江時代的“制度利差”向市場一方傾斜，通過政府放權讓利，給權力鬆綁，權力場中人利用批地、批條子賺錢，因此，人們紛紛下海經商利用官場關係賺錢。到了胡溫末期，除了土地等壟斷性資源之外，市場的制度利差小多了，國有企業等經濟寡頭的優勢日漸顯現，不少缺乏經營能力的人又希望回到體制內，不少國企高管也紛紛回歸政府部委。

對一個人，可以用好人、壞人來歸類。但對一國領導人的評價，遠遠比這種幼稚園稚童的評價歸類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