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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钱?还是要命?这是个伪问题(图)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于是，这种两难的困境，就逼着弗里德曼这样的卫生经济学家必须搞出一套合理的公式，去计算在某项公共医疗措施中投入多少才是值得的。

这个算法一般是这样的：一项公共政策的合理投入等于被其防范的公共安全风险而丧命的概率（Pr）乘以面临此风险的人口总数量（Q）乘以每条人命的估价（V）。也即：

M=Pr·Q·V

将这个等式列出来以后，我们发现，概率和数量其实都好统计，唯一的难题在于怎样给人命进行估价。

受伦理、宗教、社会情感等问题的影响。人命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估价，但为了保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个估价又必须完成。

这可难坏了研究此问题的经济学家们。至少美国经济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吵了几十年了，其中产生了许多非常耐人寻味的反复博弈。

理解了它们，你才能看懂美国今天的很多公共安全决策到底基于什么原理。

我们来试着讲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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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所有危险化学品上都会印刷有鲜明的警告标志。

但你知道么？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对在危险品上标注警示标签是没有联邦层面的硬性规定的。为此全美每年平均要为因此造成不慎事故死4750人。

于是到了1982年的时候，就有人提议：我们能不能搞一个全联邦的警告标识规定，不让这么多人枉送了性命呢？

但是，这个合理而简单的提议，却被管理此事的美国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局(OSHA)给否决了。

因为他们计算得出，推行这项计划，在每个危险品桶上加贴这标签，并做相应的宣传，每年要多花26亿美元。

而美国联邦当时对人命的估价，是按照全美平均收入乘以平均工作年限得出的，约为30万美元左右。

那么OSHA就开始算了：30万美元乘以每年平均死4750个人，这项风险的社会总成本也就每年14亿美元左右啊！但在全美贴那个有毒标签每年要花26亿美元，还不能保证彻底杜绝事故。那这买卖对国家不划算么！我们一动不如一静，这个标就不贴了吧！

这个决定公布之后，当然因为其反常识而引起了舆论的哗然。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草菅人命的决定很荒唐，义愤填膺。但真正把其中道理说清楚，让OSHA回心转意的，还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叫W. 吉帕·维斯库斯(W. Kip Viscu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