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万中国留美学生悲哀假装融入

2022-11-04 | 来源: 外滩教育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我观察到的一个最简单例子就是中西文化背景下的留学生对待研究生课业的态度。

从发达国家出来的学生，在进入研究生院前大多有过几年的工作经验，因此在挑选课程和参与讨论、完成作业的时候，体现出来的更多是对知识、经验的好奇，以及如何利用在研究生院进修的时间细化自己的专业方向，修正甚至颠覆自己职业的兴趣点。

但我在和中国留学生的交谈过程中，发现许多人因为没有经历过职场的摔打，还在把研究生当作大学的延续、甚至高中的延续来对待：为了保证作业高分，不惜对答案；而对教授同一门课程不同导师的选择，则要参照上一届学生的得分情况。

在学业之外，大把的时间花在图书馆以确保考试可以得到高分——经过高考的我们都应该知道，那些曾经很熟悉的几何公式、化学方程式、生物细胞结构图，要花多少时间做熟，又多快就能忘掉。

当然，我的样本有限，观察到的行为差异也并非以种族和文化背景为清晰的分割线。但这种总体性的状况仍让人感到忧虑：大陆教育系统训练出来的尖子生，大多谨小慎微，短期的得失心重，目标性又强，生活节奏非常紧张，容易错过设定路径之外的选择和风景。

次文化中目的驱动和严肃性的双面性

生活宽度比较狭窄的人，容易变得自卑或者自负——这是我观察到的另一个关于中国次文化的群体性特征。一个很好的观察场所便是公开演讲。

演讲这个东西，高度根植于演讲者的文化背景，而借由外向性的语言表达出来。在我常去的一些和中美经济、政治相关的活动上，主办方经常同时从双方邀请嘉宾，同场竞说，而中国式演讲和西方式演讲很是不同。举例来说，在美国演讲，以一个笑话开场缓和气氛、拉近演讲者和观众的距离，是非常普遍的。最简单的，演讲者为了自贬一下活跃气氛，可以在台上站稳了的时候就说：“在你们和我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谁也不知道我接下来会说什么。”观众往往哄堂大笑，演讲者顺势进入主题。

复杂一点的，演讲者可以“量身定做”一个开场笑话，譬如Facebook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2012年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典礼上开的那个玩笑：

当Nohria教务长邀请我来做今天这个演讲的时候，我就想，来给一帮比我年轻太多又酷太多的人演讲？我想我可以做到。我天天都在(Facebook)做这件事。我喜欢被年轻人包围着，除了他们问我‘你上大学没有互联网是什么情况？’的时候；或者更糟，他们说‘Sheryl，你能过来一下吗，我们想看看老年人是怎么想这款设计’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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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berg今年44岁，而Facebook雇员的平均年龄是30岁出头，这个背景是大家都知道的，自然又是爆笑。

我很难想象——也只在很少的场合遇到过——中国的演讲者会在开场时讲这样的笑话。

他们往往喜欢直切主题——就像留学生在学校里直冲考试那样——略过轻松随意、最能展示性格中活泼有趣一面的环节。这样严肃的群体性格，在有意无意地塑造中国人在国际上的群体形象（看看好莱坞大片里中国人的形象就知道），并且反过来束缚华人跳出自己参与设定的这个刻板印象。所以当喜剧演员黄西的声名传回国内时，大家才觉得那么新鲜。嘿，中国人也能在美国讲笑话，老外们还那么乐！

在我看来，中国次文化中的目的驱动和严肃性不失为一种宝贵的品质，但也是束缚许多人拓展职业和生活的可能性、拥抱其他乐趣的终极障碍。

今年3月份，我到北卡罗莱纳大学和杜克大学联合组织的中国论坛做了一个演讲。由于是主旨演讲者中年龄最小的，我引用同为演讲嘉宾的“中国通”沈大伟教授在其新书《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中的一段描述开了一个自贬的玩笑。

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

沈大伟教授在书中写道：中国在国际事物中扮演的角色和它的经济实力不匹配。如果把经济实力比作一个拳击手的重量级，中国现在是在比它级别低的重量组里(punch below its weight)。

轮到我上台演讲时，沈大伟教授、一位美国资深的安全事务顾问和另一位多年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教授已经演讲完毕。

我的开场白是：“显然，我今天被分到了一个超过我重量级别的组里(punch above my weight)。我为今天的演讲准备了很多，但其实你们知道，随便一个北京的出租车师傅都比我知道的多。”

场下笑声一片。演讲结束后，一位美国的观众在推特上@我。他说，“她其实是在一个正合适的重量组里(punch at her we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