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 杨振宁百岁晚年生活翁帆功不可没

与杨振宁先生合影

他的到来，像一股春风吹遍物理学界

咱们做采访，我想确定一个原则，不要谈我什么。（针对记者采访提纲）关于书中提到咱们军队的“40火”（69式40毫米火箭筒），我可以简单聊两句，也可以见得咱们当年的发展是多么得不容易。

1969年，我接到通知调回兰州大学，跟随我的导师段一士先生承担了改进火箭弹的技术革新工作。当年的改进工作，现在想来是挺危险的。在兰州大学4楼的那个教室里面，靠着一面墙全是炸药，最危险是焊雷管的时候。有段时间，段先生没日没夜地干，有一天实在是太累了，在教室里抽了支烟。那时候乱，我们物理楼也没人看门，谁想来谁来，赶巧程开甲先生推门就进来了。程先生在南京大学的时候是段先生的老师，可以说也是我的师爷。程先生一见之下，一屁股坐在了炸药箱子上，“赶紧给我出去（把烟）掐了！”

那年月，人们的劲头高啊。我也是白天做军工研究，还得参加劳动，晚上就研究规范场，生生是把眼睛搞坏了。现在想来，1971年杨振宁先生第一次回国，他也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在我们学校作报告，就是在物理楼一楼的大教室，那时炸药还在呢！回想起来真是后怕，要是炸了，一栋楼都没了。

1977年，杨先生再次回国（他之前已经多次回国），但这次不仅是对我个人，对整个中国物理学界都是一次巨大的影响——“文革”刚刚结束，他的到来，就像一股春风吹遍了物理学界。他以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远见卓识向党中央建议要重视基础物理研究，也重新打开了中国物理学界通向世界的大门。

在那之后不久，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就提出了中国科学界应该加强同美国科学界的交流合作。他提出中美首次学术交流的领域选择高能物理。为什么呢？这就见得钱先生的先见之明，用钱先生自己的话说，“中美学术交流既是一个学术任务，也是一项政治任务。”高能物理没有太多实际应用价值——如果我们一上来就跟美国科学家讨论半导体，这件事恐怕就很难办成了。

陪伴杨振宁19年，翁帆活成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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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第一次赴美学习就是杨先生推荐的。出去的时候是国家委培出钱，考虑到我当时去的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杨先生在那的研究所简称ITP（物理理论研究所英文简称）。国家考虑到我所在的是纽约市区，当时一个月的补助是420美金，有些和我一同赴美的学者，由于是在别的州，补助还不到400美金。

1980年代，咱们的国家还是比较困难的，能够拿出这么些外汇让我们出去——我现在不是唱高调，心里真的是非常地感动。当年下放农村，我在甘肃农村真切地见过当地农民的生活状态，太苦了。穷困到那个程度，还要上缴农业税、上交公粮。专业课的考试是在兰州大学，我记得这些学生里面至少多一半，都是家庭很贫困的。有一位学生从延安来，9月份还穿着棉裤，连一个夹裤都没有，他就考得非常好。

那时候出国很不容易，需要政审，还要考专业课，还要考英语。我是学俄语的，当时在兰州大学有一位教外语的老师，吴冰，是冰心先生的女儿，她在伦敦待过很长时间，一口漂亮的伦敦音。幸亏有她的悉心指点，那时候我们看专业书都是哑巴英语。

当时国内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人写信给中央，说这些学生（学者）去了美国，学完不回来怎么办？是李政道先生，他写了一封反驳质疑的信，联名海外四十多位华裔学者给邓小平上书，当时正好有一位新华社的记者要从纽约回国，就把这封信带回了国内，呈交给中央。有人去问杨先生的意见——这事儿是杨先生回到石溪后告诉我的，他说不方便说什么话，因为自己解放前考取公费赴美留学，以后没有回国。他当时只是回复，“我们的年龄逐渐大了，要在美国培养杨振宁、李政道的接班人。”

杨先生后来多次演讲，希望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学成后要回到自己的祖国。杨先生的性格就是如此，有时候是比较耿直的。2015年，他放弃了自己的美国国籍，重新加入了中国国籍。

当然，就我所知，公派出国的确有人后来没有回来，有的人混得是不错，也有的人后来在美国餐馆打工，后来也就做个账房先生，这样的人还不是一个两个。再到后来，特别是到了90年代以后，两国交流就太多了。在我的认知里，一直到川普上台以后，中美的学术交流环境才有所改变，这个变化是我们谁也不愿意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