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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俄乌打仗地球人饿惨 印度想借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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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图)

  俄乌战事持续一个月有余,全球能源市场大受冲击。如今更深层次的危机一触即发:粮食短缺。


  交战的两个出口大国的小麦、大麦和玉米难以出境,大部分化肥困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2月下旬开战以来,小麦价格涨了21%,大麦涨了33%,部分化肥涨了40%。

  

  (一名巴勒斯坦工人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的一家小麦厂工作。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专题)可能意味着阿拉伯世界许多国家的餐桌上的面包减少,数百万人已经在为生存而苦苦挣扎)

  西方国家鼓吹战争的后果已经出现,欧美的单边制裁也在造成恶果,全球的粮食危机被进一步加剧,亚非穷国有许多人民陷入粮食短缺,呼号无告,惨不忍睹。粮食短缺推高了粮食价格,而国际资本玩家没有任何良心可言的商业手段,更是日发剥夺更多人的生存权。另一方面则是,美国成功切断了欧洲俄罗斯的经济合作,自产的油气获得了好的销路,而加拿大(专题)的矿产价格上涨。欧洲人需要减少消费,但还不至于饿肚子,饿肚子的是其他地球人。

  饥饿人数正在增加,预计将接近9亿。“乌克兰只是在灾难的基础上加剧了灾难。”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戴维·比斯利说,该联合国机构每天为1.25亿人提供食物。“自二战以来,没有任何先例达到今天的程度。”

  人们正目睹本世纪20年代的又一场大战:全新的手段——TikTok式记录、星链参战、高超音速导弹首次投入战场;亘古不变的后果——鲜血、饥饿、死亡。

  

  (在格罗姆2022年战略威慑力量演习期间一架MiG-31K俄罗斯战斗机,携带Kinzhal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粮仓告急,粮价飞涨

  “今日世界文明各国,富者一饭之资,所费不赀,贫者不得一饱,甚且转沟壑以死。”中国农业经济学奠基人许璇1934年的着作《粮食问题》中的这句话,今日依然适用。

  危机先体现在分配和消费上——对欧盟来说,是少买几个涨价的面包圈;对西亚和非洲某些国家来说,是饿死人。

  人类维系生命所需能量的主要来源是碳水化合物(特别是淀粉),因此,以淀粉为主要成分的稻米、小麦、玉米等被称为“主粮”,和马铃薯、甘薯等块茎类食物一起,组成不同地域的人群的生命线。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显示,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乌克兰位居第五。两国合占全球大麦供应的19%、小麦供应的14%、玉米供应的4%,占全球谷物出口量的1/3以上。两国也是油菜籽的主要供应国,占世界出口市场的52%。

  

  (网络图)

  乌克兰素有“欧洲粮仓”之名,其西红柿、禽肉、麦芽加工品常年畅销,葡萄、苹果汁、蜂蜜、黄油和浓缩奶也大受欢迎。

  战事爆发后,乌克兰禁止小麦、玉米、禽肉和葵花籽油等食品出口。数据显示,乌克兰小麦占欧盟进口小麦总量的19%,油籽占其进口总量的13%,玉米占其进口总量的一半。

  

  (小麦生长在乌克兰西部扎卡尔帕蒂亚地区乌日霍罗德附近的一块土地上)

  目前,西班牙意大利的一些地区开始对消费者实行限购。譬如,在已经出现了明显囤积行为的威尼托地区的两个城市特雷维索和贝卢诺,超市限制每位顾客最多买2瓶葵花籽油。在托斯卡纳的一些超市,顾客只能购买5瓶1升的葵花籽油和2瓶1升的玉米油。

  

  (超市中被抢空的粮油货架)



  出于战略安全的考虑,欧盟曾在2020年推出“从农场到餐桌”措施,一边节能减排,一边开拓自身耕地,发展具有较高水平生物多样性特征的农用地。这一措施现在不得不从宽,大环境已经不允许绿色农业、精耕细作,只能先填饱自己肚子再说。

  “不得一饱”的情况,将最先出现在西亚和非洲。黑海、地中海面积不大,东欧的粮食走海路,成本很低。而且,中东和东欧都以小麦为主粮,也都有用玉米部分替代主粮的饮食习惯。仅在去年,乌克兰小麦和玉米出口就有40%以上销往常受干旱困扰的西亚北非。

  

  (东欧地区的小麦面包)

  俄罗斯受到制裁,难以出口食品。同时,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已基本被俄罗斯封锁,乌克兰也缺乏足够的车辆陆运。

  黎巴嫩、利比亚、突尼斯、叙利亚的小麦,绝大部分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当下,叙利亚的小麦库存仅能维持两个月,政府宣布削减开支和每日口粮。黎巴嫩最重要的粮仓在贝鲁特大爆炸中被毁,小麦仅能维持一个半月。

  

  (黎巴嫩贝鲁特大爆炸)

  亚美尼亚、蒙古、哈萨克斯坦和厄立特里亚,几乎所有小麦都从俄罗斯乌克兰进口。它们要和以上西亚、北非诸国一起,与更大的买家——包括土耳其、埃及、孟加拉国和伊朗——竞争。后者60%以上的小麦来自两个交战国。

  但是,以上所有国家都只能竞标更小的供应量。因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今年的采购量将远高于往年。3月初,中国政府透露,去年的严重洪灾推迟了1/3小麦作物的播种,即将到来的收成并不乐观。

  

  (洪水淹没了农作物)

  俄罗斯乌克兰的小麦不那么容易被替代。据联合国称,美国和加拿大的库存紧张,阿根廷、巴西等南美谷物生产国在加强出口管制,澳大利亚的运力满负荷运转(澳洲出口小麦,但其农用燃料和化肥主要从俄罗斯进口)。




  过去一年,小麦价格上涨了七成左右。依赖进口乌克兰小麦的印尼,正遭受“小麦荒”之苦。而连续5年小麦丰收的印度(专题)(世界第二大小麦生产国),想充分出售国内库存,已与多国进行商谈,但因为物流问题和小麦的品质问题,印度小麦的市场表现很一般。

  新冠大流行期间,全球饥饿人数增加了约18%,达到7.2亿~8.11亿人。3月初,联合国表示,仅战事对全球食品市场的影响,就可能导致另外1000多万人挨饿。

  在非洲之角索马里,截至今年2月,该国已有33万儿童严重营养不良,如果没有额外的援助,其中1/3面临生命危险。同样的问题出现在萨赫勒地区,包括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都处于近年旱灾所导致的粮食紧缺境地。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巴纳迪尔医院的走廊里,父母和营养不良、脱水的孩子们在等待

  巨头的隐形战争

  粮食危机的出现,还是要追溯到“生产”上。

  居于优势地位的国家、国际金融大鳄、世界粮食巨头、食品工业巨头、跨国超市,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互相交织,主动或被动地构成了粮食产业的内在危机。

  1946年,欧洲粮食短缺。当时,美国和加拿大有足够的食物为公民提供每天3000卡路里的热量,而伦敦粮店外的队伍排出了几条街。英国人每天摄入热量是2900卡路里,而在欧洲大陆,这个数字是2000。

  

  (1945年伦敦粮店外的队伍)

  来自美国的粮食援助,1954年被叫停,因为欧洲农民终于能自给自足。从此,美国的食物援助开始面向全球南方国家,后者的农民根本无力像欧洲农民那样向美国提出任何政治要求。


  那也是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的《农业贸易发展与援助法案》,把粮食作为一项政治筹码。只要发现某国有工人组织或疑似左翼的反对派,就可以动用战略粮食储备“送温暖”。1960年代末,美国粮食出口量的79%都投向了第三世界国家,因为“只要给饥饿的人们一些面包,他们就会听话”。

  



  (美国粮食援助计划)

  石油价格的震动,和绿色革命技术推动的“寂静的春天”的到来,使第三世界国家试图扭转大国的“施舍”,但是,对粮食体系更加隐蔽的控制体系也开始形成。

  全球南方国家刚刚经历了石油危机,只能向石油输出国赊账买石油;要继续借钱,就得同意世界银行的贷款附加计划,利用本国的土地资源出口农产品。这样,全球北方国家“宽宏大量”地接受了来自南方国家的廉价食物,而且前者每吃一口,都是在帮后者还债。

  1990年代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纳入了农业条款。经过精心设计,欧盟美国的农民可以继续接受补贴,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不受影响,而在其他国家,政府不得干预任何农业企业的经营。

  大企业的作用,往往比国家大。全球70%的小麦贸易,据说被6家农业公司控制。美国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这四家跨国粮食公司,根据英文名首字母又被称为“ABCD”,掌控了粮食的绝对定价权。

  

  (1995-2014年主要农产品贸易公司净收入

  四大粮商成立均超过100年,对粮食产销各环节采取闭环式的把控。它们还能游说政府指挥农民种植某种作物来符合“国家利益”。

  国际粮食政治的“玩家”很多。不过,老是饿肚子、希望不再饿肚子的农民,跟这场游戏关系不大。粮食的生产,很多时候不是给贫者机会,而是通过富者的一系列复杂操作,来“干净”地榨干贫者。

  沙漏里的人类

  以目前的全球粮食生产水平,实现人人吃饱,理论上不是很难,可现实是,几亿人饿着肚子。

  粮食产业呈沙漏状。沙漏上端是庞大的消费者,下端是庞大的农民,中间细细的瓶颈部分,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沟通的渠道——粮食企业。这个“中间人”所获最丰,却未必如实传递信息。如今粮价上涨,农民不见得受益。农产品不像工业品,按下按钮就能控制流水线的产量;粮食作物生产周期长,转型慢,农民的风险承受能力差,如果完全跟随市场信号,很可能一朝破产。

  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为金融企业开拓了一个新的淘金地——粮食期货。多种农产品进入高盛商品指数。通过投资家构建的与粮食本身关系不大的一系列金融工具,商品指数把粮价和油价绑在一起(电视剧)。2008年金融危机后,石油价格泡沫破灭,热钱一股脑转移到粮食上,炒高了粮价。

  

  (1971-2017年世界粮食商品价格)



  政府和公众对绿色概念(比如“生物燃料”)的迷恋,也促使粮价飙升。在这个新兴行业,玉米、甘蔗被用来加工成乙醇。欧盟美国通过立法和补贴,刺激了全球农民种植玉米的热情,因为种玉米差不多等于挖石油了。这就推高了邻近土地上生长的玉米和其他谷物的价格。

  人口增加也是粮价上涨的一个原因。亚当·斯密研究国家是怎么变富的,马尔萨斯研究的就是国家是怎么变穷的——代数级增长的粮食,满足不了几何级增长的人口。尽管东亚、南亚人口大国的生育率趋于下降,但是整个非洲大陆的生育率都高于4%,大部分非洲国家高于5%。

  而其他国家觊觎的是非洲的土地。美国建立了一个驻非洲司令部,来保护资源利益。亚洲的一些私人公司,比如韩国大宇,拿了马达加斯加130万公顷的土地种粮食,来满足韩国市场的需要。土地是免费的,大宇给马达加斯加的“馈赠”,则是雇佣当地人来种地。

  

  (一名工人在非洲农场收割时举起玉米穗)

  另一边厢,美国旧金山(专题)的消费者不想要“开心乐园餐”了。被快餐行业的营销迷局催眠了几十年,全球23亿成年人肥胖。人们才逐渐意识到,国际粮食体系塑造了这样的生活:吃上饭的人吃得不健康,更多的人吃不饱饭。它本身的工业化生产方式,也要对气候变化、生态系统退化、毁灭性污染负有责任。

  有人想“一了百了”地解决问题:如果陆地上没得吃,就转向大海。不过有研究显示,如果不限渔,按现在的工业化捕捞和消费习惯,到2048年,大海里可能连一船可吃的鱼都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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