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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撼動態清零 上海封城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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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堅持不封城的中國最大城市上海終於難逃厄運,市政府27日宣布,為了“盡快實現社會面動態清零”,28日起實行“分區封控”。根據市政通告,封城期間,住宅小區實施封閉式管理,所有人員足不出戶,人員和車輛只進不出。封控區域暫停公交、地鐵、輪渡、出租汽車、網約車運行。


  上海長期被譽為“防疫模范生”,試圖探索一條與封城清零不同的“精准防疫”模式,並且也在進行一些與病毒共存方面的嘗試。但上海的實驗顯然與習近平(专题)3月17日親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精神不符。習近平在認識到清零給經濟和社會生活造成巨大代價的同時,仍強調要堅持動態清零,盡快遏制疫情擴散蔓延勢頭。日益流感化的奧密克戎病毒能否清零?上海封城是不是表明中國已拒絕與病毒共存?習近平的封城清零模式是基於科學還是政治考量?

  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虞平評論,在奧密克戎面前,中國的清零政策與世界相比顯得格格不入。這是因為上海地方的科學防疫與中央部署的政治防疫發生了激烈沖突,結果政治防疫占了上風。



  虞平說:“其實中國很久以來采取的清零政策,跟目前現在全世界各國所面臨的奧密克戎這個新的變種高強度的傳染性,已經顯得格格不入了。我認為上海封城雖然它自己沒有用封城這個詞,其實是一個不封城的封城,我有很多上海的朋友,他們發出來的視頻可以看到,它跟過去在武漢的封城幾乎沒有倆樣。事實上,它只不過是逐步封城。而這種逐步封城的這個政策,是不是最後能夠導致把這個疫情控制下來,現在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一個問號。我們現在就看,就這一次的上海,前一天還說不封城,後面開始封城,它反映出一個什麼信號,或反應出一個什麼一個情況呢?就是說政治上的防疫和科學防疫,在目前這個狀態已經到了一個幾乎是不相容的這個狀況。可是遺憾的是,政治防御的考量目前占了上風。所以上海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而且它也不乏那些非常頂尖的科學家和醫學專家,他們對這個世界各國的防控疫情都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其實很早以前一些專家就已經提出來了,奧密克戎出來以後,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清零的,所以後來就出現了一個叫“動態清零”非常有意思,其實不能清零,你怎麼能“動態清零”?就包括現在上海市所采取的一個所謂的逐步封城,或者是,“遞次”封城,不管你怎麼說,到最後它形成了一個循環,還是會導致這個奧密克戎在這個上海市流傳。而且這一次還反映出一個信息就是,中國對防疫方面所產生的那些基本的情況並不清楚,或者說不想搞清楚。上海封城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突然出現很多的案例,而這些案例還並不是說反映的全面情況,其實還是個冰山之一角。好多醫生都說了,其實遠遠不止幾千個案例,那麼這個情況是怎麼造成的?其實跟防疫的政治防疫的政策有非常大的關系。那些醫醫療人員、那些地方幹部、那些特別負責人員,他們為了自己的政治上的一些責任,所以對於有一些陽性,完全不去報到,完全不去上報。最近網上有一些視頻傳出來,明明是陽性,卻不給他一個通知,告訴他口頭通知你是陽性,那別人說我既然是陽性,你要給我一個報告啊,那就是說對不起,陽性我們就口頭通知了,陰性我們報上去。所以這一系列的情況,反映出中央的所謂的政治性防疫和地方的試圖采用科學去防御的這樣的一個想法,產生了激烈的沖突,而這個沖突的結果很遺憾是政治防疫還是占了上風。”


  虞平結合心理學上“認知僵化”的概念,分析導致“清零政策”的中共的官僚體系和體制原因。由於政治防疫大過科學防疫,統治階層無法針對疫情發展進行政策調整。可悲的是,整個中國要為此買單。

  虞平說:“中國有一個很僵化的官僚體系,當然我們說它也是非常集權的一個體制。就是說最高領導,他對整個政權負責,所以這就造成了一個什麼現象,用心理學上的一個概念,就叫做認知的僵化,這個認知僵化,是個非常有意思現象,在中國不僅是表現的個人身上也表現在一個整個體制上面。所謂的認知僵化,就是說它已經缺乏能力去對信息、對一些意見的這種能動的反映適應,整個的這個狀況就是存在於他自己創造的模式裡面。很典型的放在病人身上,就是我們大家知道自閉症。自閉症往往就是一個認知僵化的這樣的一個具體體現。可是你看現在這個體制,由於領導,由於它采取的一個所謂的一個大政方針,這個大政方針導致所有的系統都開始偏好一種認識,對外界的一些有效的信息、有用的信息,他們不能適應,就缺乏適應能力。那麼張文宏醫生為代表的這一些跟國際接軌的那些專家認知到奧密克戎這樣的一種新的變種,他是無法做到清零的。剛剛那個楊建利先生也提到,整個是在社區,可以說是沒有症狀地在蔓延,既然沒有症狀的蔓延,你怎麼去精准防疫,也沒辦法精准防疫,實際上就應該按照現在國際上大的趨勢,西方各國的這些醫學專家已經非常明顯的就是有一個普遍的認知、共識,就是這個病毒是不會消失掉的,是要跟我們在一起(电视剧)共存的。所以呢,那你既然是共存就有共存的方式,那這個方式是什麼?如果說有精准的話,就在這個方式上有精准。可是我剛剛講的,由於體制從最高領導到下面的這個政治體制裡面的人,對這些有效的信息,對這些有用的建議沒有辦法適應,沒有辦法去反應,有效地反應。所以變成就是延續他們過去的模式。當然我們從政治上講,是個僵化的政治、專制的模式,從科學的認知角度講,它是一種認知上的一個僵化。這個認知上的僵化,導致整個國家在防疫方面就出現了剛剛你講的一種完全就是一種政治性的防疫。最高領導如果不改變的話,這個體制就沒有辦法改變。所以目前就還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我們要觀察,我覺得上面已經在松動了,他認知到這個沒有辦法再這樣維持下去,那就要看最高領導階層的最後決策。很可惜的是他們的決策的時間點和他們決策的方向,中國整個社會要為之買單的,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可悲的一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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