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斯坦福终于知道中国大学缺啥…

2022-01-30 | 来源: 管理学季刊 | 转到微信 | 有4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我参加的这次活动，大概有五六十人参加，既有资深的老教授，也有本科生、博士生。参加者的专业背景什么都有，有来自生物学、化学、物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系科的，也有来自文学、历史学这些传统人文学科的。组织者热烈欢迎每一个新来者，包括不是学校的正式师生。

　　这种研究小组完全是群众性的自发活动，没有任何学校的领导指使命令。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类似这样的小组五花八门，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绝不要小觑这样的活动，它们很可能就是某个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

　　组织这种活动，一需要敏感性，要有敏感的知识嗅觉，及时捕捉那些新思想；二要有激情，这些研究小组完全是出于兴趣，组织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没有任何功利可图，顶多向学校申请一点儿活动经费，买些开会时用的点心和饮料，或者支付外校专家的交通费。这种自觉自愿的奉献精神，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是必不可少的。

　　欧美人的科学技术发达、思维活跃、富有创造力，跟普通人的这种社会风尚关系密切。乔布斯的苹果公司现在是世界上市值最高、最富有创造力的企业，然而它的成立则是与当地的一个民间组织分不开的。

　　上个世纪70年代，在电脑技术发展的初期，斯坦福附近的居民成立了“家庭电脑俱乐部”，社区里具有共同爱好的一帮人定期会面，他们也没有固定的聚会地点，常常是临时利用某一家的车库。那时候才二十岁刚出头的乔布斯和沃兹也是这个民间俱乐部的积极成员，他们从这里听到一些新信息，然后回去自己摸索组装。他们也是在这里找到了第一个买家，赚取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一个大学有没有这种学术上热心肠的人，一个大学不同学科的人能不能发现共同的兴趣，然后为了共同的兴趣而走到一起，是衡量这所大学的人们的眼光和胸怀的可靠风向标，也是这所大学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重要标志。

　　斯坦福大学里类似于“复杂系统理论小组”的学术团体，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有的只有几个人，甚至只有本科生参加的小组。比如那里有些华裔子弟，他们成立了一个研读《论语》小组，只有十几个人，他们看不懂原文就看英语翻译，每星期三晚上聚会。其间，他们听说我写了一本《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就邀请我去给他们做了一次讲座。

　　相比之下，中国大学最多的是舞会、武术、围棋、桥牌、气功等这种娱乐性的团体，鲜少以探讨某种科学思想的组织。这就是区别，这就是差距。

　　05 出科学大师所需的生态环境

　　孕育大师不仅仅是学校这个小圈子里的事，它也需要一个大的生态环境，这就是社会这个大气候。世界级的大师集中在非常少的几个国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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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奖是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指标，按照获奖的人数依次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这些国家不光是诺贝尔奖多，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兹奖”以及其他领域独领风骚的学者也是最多的。

　　这里只概略地谈一下孕育大师的“大生态环境”所包含的几种因素。

　　1. 大众的思维水准

　　就像体育、歌舞、文学一样，科学界要出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群众基础有几层的含义：

　　首先，群众普遍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批判精神、探求真理的爱好。任何科学领域的天才都是有基数的，不可能人人都是天才。当喜欢的人越多，出现天才的概率就越大。

　　其次，社会的价值判断决定年轻人的智慧发挥方向，也决定他们的竞争意识的取向。比如中国古代一直把作诗对仗作为判断一个人才智的标准，那么就有了“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执着，假如中国古代把诗文写作换成探求自然规律，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可能会出现牛顿、笛卡尔这样的大师。

　　2. 哲学传统

　　哲学传统对一个民族的思维具有深刻的影响，它不仅给一个民族的思维提供什么样的工具，而且也决定一个民族思维的领域和方向。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这三百年中，东西方各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的不同。

　　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代表人物是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等，他们的学说虽然不同，但基本属于伦理、道德、政治、军事方面的，既没有对自然现象的认真思索，也没有给后世留下探讨自然界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