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秋蓮代理律師:案件極端性超想象

2022-01-14 | 來源: 搜狐 | 轉到微信 | 有8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第三，見面之前，我從媒體上了解到的江秋蓮女士，多少有點“悍婦”形象，說句老實話，我的觀感並不是特別好，盡管我非常同情她。從業以來，我見過太多上訪的、比較偏執的維權者，甚至有人一見我就下跪，說你不代理我的案子我就不起來了。這是一個公共案件，如果她是一個很偏執、不可控的當事人，我就沒有必要受理她的案件，因為結果只會是前功盡棄。

　　2019年9月23日第一次見面，我們都很謹慎，事前說好不許拍照。當時簡單地聊了聊，做了點基本的分析，就結束了。在那之後，她把手上掌握的證據材料發給我們看，9月28日又見了第二面。以我過往經驗，一個人前後兩次表達的差別是否大，是我們觀察這個人是不是過於偏執的一個重要指標。而江女士兩次表達基本一致、也是符合邏輯的，包括她的主張和情感，沒有明顯的變化，也經得起我們的提問。因此我認為江女士大概率還是比較理性的。

　　

　　2020年6月4日，兩位律師與江秋蓮溝通案件事項。夏天攝

　　澎湃新聞：江秋蓮當時有沒有明確表達過她的訴求是要賠償、要追究劉鑫的法律責任？

　　黃樂平：說實話，她自己沒有特別明確的訴求，她就想告劉鑫，就覺得劉鑫有責任，具體是什麼責任，她說不清楚。她自己跟這個案子這麼多年，不管是在日本還是在中國，請了很多撥律師。她對於起訴劉鑫是如此在意，這是她特別想要實現的一個目標，結果她對於這個案件事實的把握，不在狀況之中。這是我個人覺得很困惑也很遺憾的地方。

　　三年多過去了，當我們手上拿到只是一部分證據材料，我們和江秋蓮女士有過溝通，我希望從她那裡得到有價值的線索和思路，疫情期間我們開電話會，讓她給我描述下江歌遇害當天發生的一些基本事實。盡管她努力地回憶了其他律師給他分析的事實經過，但與我們後來通過證據還原的事實存在很大的出入，這也是辦案過程中遇到的挑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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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證據材料我們沒有掌握”

　　澎湃新聞：一開始掌握的材料足夠立案嗎？立案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你們都做了哪些工作？

　　李婧：2019年10月16日，我才正式收到江大姐提供的全部證據。

　　這些證據主要是此前經過律師向日本方面取證並經過認證的，以及關於陳世峰刑事判決案件全部日文原版證據，看完以後我發現有兩個問題：一是符合我國司法要求的涉外證據形式的案件證據遠遠不夠，甚至劉鑫報警電話記錄只有文字記載，連錄音的原始文件都沒有調回來，案件的基礎問題都沒有辦法證明。第二就是即便是刑事證據的案卷也有缺漏，比如陳世峰庭審前的供述我們手裡是沒有的。我就問江大姐還有沒有更多證據，但江大姐手裡的證據也不是很完整，據她說最早日本警方第一手的案卷材料江大姐可能接觸到，但是歷經幾任律師，流失了一部分，丟失的具體是什麼，她自己也不是專業人士，更不懂日語所以也不清楚。但是已經沒有時間讓我去想這些問題了，立案截止日前必須把立案證據的問題解決。

　　我當時是很焦慮的，第一次遇到江大姐離立案只有23天，正式拿到全部證據後就剩余16天。為了趕時間，我必須第一時間掌握案件證據所有信息，甚至不容有一絲傳達上的偏差。但當時最大的困難就是那2000多頁的日本專業刑事證據，找專業翻譯根本來不及而且費用太高。最後我的一位精通日語的朋友林韻律師，主動提出要幫助江大姐。因為時間太過緊急，基本上她翻譯一頁我記錄一頁，反復確認，疑難未決的還找到黃律師動員親屬朋友一同商榷。最後花了一周左右，我完成了全部證據的翻譯梳理分析，也找到了一些突破口。帶著從證據堆裡挖出的“寶藏”，開始草擬訴狀，最後實現立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