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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疫情期被印度遣返回國是啥體驗？

2022-01-02 | 來源: 隨水文存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這篇應該可以算作《集中營六記》的後續，另起一篇來寫主要有兩個考慮：一來如果把這部分內容寫完，那就不得不推遲《六記》的發布，不光是讀者等得心焦，我自己其實也憋著一口氣兒要趕緊吐出來；二來呢，遣返回國的這段故事嚴格說來並不是發生在集中營裡，另起一篇也沒毛病。本篇中的一些前因都在《六記》中有過交代，有不了解的地方可自行閱讀前文。

　　在集中營裡走虐心的遣返流程時，我經常想，假如沒有疫情的話，回個國哪兒犯得著這麼費勁兒。隨時買張飛機票便走了；就算遣返手續上有什麼差池，改簽機票也花不了幾個小錢。現在趕上疫情這檔口，不僅先要從印度(专题)政府獲得許可，同時需要中國使館這邊幫忙配合發放綠碼，最後還得買得到機票……回趟國得要天時地利人和等各種條件的具足。然而我的假設終究是個悖論——要是沒有疫情，我就不會被關進集中營從而面臨遣返了。

　　所以呢，在這種回國本來已經很困難的情況下，還得走遣返流程回國的經歷，就很值得跟大家來嘮一嘮。

　　“遣返回國”這個詞大家都聽過，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恐怕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就“遣返”的情況來說一般有三種：最嚴重的叫做“驅逐出境”，驅逐出境的命令通常要從法院簽發，屬於一種針對外國人的刑事處罰方式；“遣返回國”的說法相對中性，也分成兩種情況，一種是在外國犯了法被遣返，這種遣返通常會附帶條件在一到五年內無法再次入境；另一種則是單純由於簽證失效被遣返，比如我。至於我今後入境印度有何限制，目前還不知道。

　　我剛被關進集中營的時候，那些警察完全沒提起過“遣返”這個概念，只告訴我會在航班起飛前一天把我從集中營裡放出來。我想當然地以為這個“放出來”指的是釋放我，讓我自由離境，後來才發現自己想多了。

　　另外我一開始把遣返流程也想得很簡單，猜想無非是倆警察陪著我到機場、目送我過安檢就完了。由於回國的困難，我在早些時候曾動過腦筋，心想能不能搞個陰陽套票去第三國——比方說票面上看起來是印度飛迪拜轉機回中國，實際上從迪拜去尼泊爾。我把這個主意跟機票代理一說，立馬遭到了無情的嘲諷，他說你這不叫遣返，叫VIP送機。你能想到的人家早就想到了，真正的遣返過程中才不會讓你有機會耍這種小花招！允許我自己訂票可能是因為我沒有犯事兒，理論上遣返人員連買機票都只能通過指定的機票代理。曾經配合公安機關給遣返人員出過票的機票代理告訴我：要想去第三國也不是沒辦法，但離境機票必須出一張真實有效的回中國機票，且不能帶托運行李，到了中轉機場放棄掉後面那段，改飛其他國家。聽他這樣說我只好一心一意真槍實彈籌備回國。

　　很多人可能還會以為被遣返人員離境前能先回家跟家人道個別、取個行李啥的，我之前也這麼以為過。但事實上被遣返人員是沒有機會回家的，會被直接押送到機場。需要行李的話，得讓家人送過來。

　　我們是全家一起回國，不需要讓家人送行李，但這絕不意味著事情可以變得簡單，打包行李本身是個艱巨的任務。我們已經決定將來不再回到南印度的這個家，大家可以想象，面對滿屋子的東西卻只能選兩箱子，非常考驗一個人權衡得失利弊的能力。我本人一年有半年浪在外面，過去旅行打包這種事從來都是我一手包辦，這次只能遠程指導我太太來打包。

　　我讓我太太把家裡東西分三類：一是我們這次要帶回去的，比如冬裝、筆記本電腦之類；二是這次不帶回去暫時存放在這裡的，如果可能的話等我基友一家回中國時再帶給我，比如夏裝、相機等；而剩下的那些東西，則徹底斷舍離了，由我基友來接收，收為己用、變賣、丟棄隨他處置，比如我們在印度這邊添置的家電、家具、廚房用品。我跟我太太闡明了一條原則：除非路上要用或特別貴重，否則一切從中國帶過來的東西或者中國制造的東西都不要再帶回中國。所以我們行李裡面一半是印度買的書、克什米爾羊絨圍巾、香料、衣物之類，另一半是饅頭吃喝拉撒睡所需的東西——有娃的家長應該都懂，帶著孩子長途旅行是一項多麼巨大的挑戰，更何況還要隔離14天。

　　

　　離開時只留下了個一片狼藉的家

　　我們離開印度的航班是12月20號凌晨2點從德裡起飛，而19號下午5點需要先乘坐3個小時飛機從金奈飛到德裡。從哥印拜陀到金奈距離四百公裡，坐車約需要8個小時。於是19號清晨5點，我太太帶著我們一家的行李還有饅頭從家裡出發，花了11000盧比（約合1000人民幣(专题)）包了輛出租車從家趕往金奈機場來跟我會合。她連一分鍾都不想多等，只希望全家能夠快點團聚。

　　

　　我們的回國航班

　　集中營這邊則在18號那天跟我確認了押送的事宜，讓我19號早上5點半到辦公室，6點要出發，在那之前務必做好所有准備。皮特跟我說不用去那麼早，集中營的押送從來都不會准時。他們平時去金奈上法庭，也是由集中營押送過去的，所以經驗豐富。我知道印度人不守時的德性，但出發那天早上誰能睡得著？清晨5點10分便自然醒來，不急不躁地搞好個人衛生工作，安安心心地喝了一碗前一晚好的豆漿，吃了半塊面包，5點45分帶著行李來到辦公室。

　　果不其然，護送的人是6點半過後來的，交接又花了大約20分鍾，將近7點我才終於走出了集中營的大門——這是我三個月來第一次來到這堵高牆的外面。一共有五個警察押送我去機場，兩個年紀比較大的看起來像是長官，他們負責文件的交接；兩個年輕的武警穿著制服戴著貝雷帽，一人背著一支自動步槍；外加一個司機，也穿著警察制服。當我看到那倆背著自動武器的武警時，還是挺出乎意料的——咱們武裝押運一車鈔票也沒這麼高的配置吧？我這會兒都要開開心心地跟老婆孩子團聚一起回國了，有必要這麼怕我嗎？

　　出了集中營之後，魔幻的神操作又來了，押送我的這幾個警察居然要求跟我在集中營門口合影留念。大概他們也是頭一回遣返中國人，覺得十分稀奇——畢竟我是有史以來第二個從這個集中營裡走出來的中國人。

　　

　　我在辦公室外等著，押送我的警察在裡面交接

　　

　　警察要求跟我合影的神操作，右一和右三為後來押送去德裡的兩個警察

　　押送的車輛是一部16座的印度國產面包車（Force Tempo Traveler），崔奇當地有個警官趁機搭車去金奈，所以車上一共坐了6個警察。我很快就發現，與其說他們是押送我，倒不如說是護送我——車上的座位是隨便坐的，我坐在第三排，那倆持槍的武警反倒坐在第二排。開車之後，坐我前排的那個武警，大大咧咧地把自動步槍擱在了他旁邊的座位上，面包車的座椅靠背很低，我一伸手就能把槍奪過來。我首先很好奇的是，這把槍的彈夾裡面究竟有沒有子彈呢？隨即內心默默腦補了一場警匪戲：如果他們押送的不是我，而是某個危險分子，那人坐在我的位子上一把抓起槍，打開保險，對著車裡頭這些警察一頓突突突，持械逃跑……

　　

　　武警毫不忌諱我坐在他們的後面

　　

　　他們把槍就放在我觸手可及的地方，顯然沒有接受過安全教育……但也不排除這把槍只是一根裝腔作勢的燒火棍

　　九點左右停車吃早飯，我問廁所在哪兒，警察指著飯店後面的玉米地說這就是廁所，於是幾個警察跟我一起到那裡放水，有個缺德的警察直接尿在人家飯店板房後頭的牆角根兒。早飯吃的是油餅（Puri），就跟我被關進集中營之前吃的那頓早飯一模一樣，也算是首尾呼應有始有終。

　　我在吃早飯的地方觀察到了一個現象——包括服務員在內沒有任何一個人戴口罩。我心想莫非是因為大家在吃飯所以都把口罩摘了？可問題是我也沒瞧見他們摘下來的口罩啊！吃完早飯繼續上路之後我開始沿途觀察，發現街上所有人都已經不戴口罩了……

　　

　　泰米爾納德邦一個普通的鄉鎮餐廳

　　

　　我在印度最後的早餐——Puri油餅

　　時隔三個月，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貌似已經恢復到了疫情之前的狀態。根據血清抗體抽樣檢測的數據，印度超過90%的人體內都已存在抗體，實現了群體免疫，因此印度人民紛紛開始了自我放飛。印度人民的免疫力能否對抗新的奧密克戎變種傳播，我們可以拭目以待一下。從目前的數據來看，孟買的確診人數似乎又開始飆升了。

　　我們這個車上的警察，倒是有點像是趁機來金奈公費旅游的，路上停了很多次車。警車享有隨便在鬧市街區路邊違章停靠的特權，想停多久就多久，堵著道兒也不怕。他們一會兒喝茶，一會兒在路邊的診所搞了張假的核酸檢測報告用來登機，一會兒去商場買東西，一會兒買午飯——午飯還得分兩次買，因為有個武警小哥素食不吃肉。我心想這種菩薩心腸的素食武警，到底敢不敢對敵人開槍呢？一見血就暈了咋辦？

　　由於我們一路走走停停，我太太的車原本落後我們一個多小時，結果她反而比我們早了半個小時到機場。下午1點三刻終於抵達機場之後，警察同志不緊不慢地將之前買的午飯分發給了我們，香蕉葉包著的雞肉香飯（Chicken Biryani）倒是頗為美味，用礦泉水洗洗手便直接抓著吃，我心想這應該是我吃的最後一頓印度飯了。

　　

　　最後的午餐——雞肉香飯

　　

　　素食的武警小哥

　　等我們全家團聚終於進入機場，已經2點多了。武警小哥的護送任務到此結束，兩名年紀比較大的警察接下去會跟著我一起飛德裡。機場裡面的旅客總算都戴起了口罩，可能僅僅是因為乘坐飛機強制性的要求。

　　到了機場之後，我才明白遣返是怎麼一回事兒——約等於VIP送機。警察把我送到了機場之後，有機場的工作人員接應，工作人員帶著我們值機安檢不需要排隊，行李超重了十多公斤也完全沒問題（印度國內航班單件行李限15公斤），一路暢通無阻，以極快的速度就搞定了各種手續來到了登機口。不過這恐怕是因為金奈在泰米爾納德警察自己的地盤上，後來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德裡則是另一番光景。

　　跟我一起坐飛機的那兩個警察外表差異很大。光頭大哥還挺白的，頭皮上有一道顯眼的傷疤，他留著一圈精心修剪過的胡子，頗有些威儀；而另一個“農民伯伯”則黑到幾乎分辨不出五官，也完全沒有警察的樣子，長著一張淳樸友善的南印度勞動人民臉孔，滿是風吹日曬歲月的痕跡，目測是純度極高的達羅毗荼人種。經過我的觀察，他倆大概是頭一回兒坐飛機的土包子，因為這兩人在登機前、登機時、登機後都一直在自拍；下了飛機之後，他們也搞不清楚該去哪個行李傳送帶拿行李。

　　大家不用驚訝，印度大多數人都沒坐過飛機，對他們來講，坐飛機不是一個有沒有錢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必要的問題。我們原來的鄰居都做到銀行高管了，在印度絕對是高收入，居然也從來沒坐過飛機——在印度這個“視時間如糞土”的低效率國家，既然坐火車一樣能到的地方，為啥要坐飛機呢？拿集中營的遣返規定來說吧，遣返斯裡蘭卡人的交通標准是坐船，遣返孟加拉人則是坐火車，絕對不讓你坐飛機，就算你自己出錢買機票也不允許。別問我為什麼，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能只是沿襲著某種多年來從未更改過的古老規定，也可能坐飛機會造成更高的押送成本。這倆警察把我們送到德裡之後，得坐36個小時火車回金奈；而他們在德裡過夜也沒有住宿補貼，只能睡在火車站……

　　聽到這樣的差旅標准我們頓時驚呆了。話說之前R.I辦公室的拉維曾經跟我說過要我來支付兩個警察押送我去德裡的費用，但不知為何後來他再也沒和我提起過這件事。得知倆警察押送我一趟這麼辛苦，不給他們一點錢我反而有點過意不去。我這個人恩怨分明，雖然被印度政府關進了集中營裡，但我得說我遇到的大部分印度基層警員對我還是挺好的，他們歸根結底只是執行自己的公務。拉維當時並沒有告訴我要怎麼給錢、給多少錢，於是我就問起這倆警察是不是要給他們一點費用，沒想到他們居然連忙擺手說不要錢，一臉“做好事不留名”的誠惶誠恐，仿佛聽見他們在說——“我的名字叫紅領巾”。但據我太太說，泰米爾納德邦的腐敗在印度是數一數二的，可能是因為他們得知我丈人也是警察，所以才不敢造次。

　　到了德裡拿好行李之後，我們得要在提取行李的大廳等人來接應。整個遣返過程中，我的護照都不在我自己手上，而是在不同的人手中流轉，就好像有根小辮子被人拽在手裡，不得不老老實實聽他們指揮。

　　在德裡這邊，我會被倒賣三次——第一輪是泰米爾納德警察把我交給德裡機場的警察，他們一起帶著我們從航站樓一樓的國內到達大廳來到三樓的國際出發區域；第二輪是警察們把我交給機場海關的官員，至此泰米爾納德警察的任務完成，機場警察也散了；第三輪是海關官員把我交給航班乘務員，這個稍後會說。印度人的效率大家都懂的，每倒賣一次都要花很多時間。我們到德裡的時候是晚上八點，等到值機托運行李已經十一點多了。

　　有件事值得一提，我們全家一共有六件行李，兩件大的托運行李，一個登機箱、兩個背包、一個手提袋。我太太要抱著饅頭，所以由我負責搬運所有的行李。我一個人要搞定那麼多行李無疑非常吃力，雖然整個過程有許多人跟著我們，卻沒人幫忙搭把手。在德裡機場轉移的過程中，我的行李推車裝得滿滿當當，在過一個減速裝置的時候行李翻落，警察只是在邊上默默地看著，反而是一個錫克族的路人主動伸出了援手。

　　印度人民絕不冷漠，這反映的是印度根深蒂固的職業種姓觀。如果你在街上摔了一跤，會立刻有很多人過來扶你；但在上述的這種場景裡面，警察就是警察，官員就是官員，決不能做幫忙搬行李這種超出自己職業范圍的體力勞動，否則的話會玷污自己職業的純潔性，從而使得自己淪為下賤。雖然印度的種姓在法律上早已被廢除，但由於長期以來種姓和職業相綁定，現在印度人還是習慣性地通過職業來區分人的貴賤。在印度陌生人跟你搭訕時問你的第一個問題往往就是你的職業，通過職業他能對你的社會地位有一個大概的把握，從而決定自己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對待你。

　　也正是在德裡機場的時候，我發現我太太的心理狀態出了嚴重的問題。

　　我自己是個心很大的人，正因如此，有時候我會對其他人的焦慮缺乏同理心——我明明覺得沒啥可擔心的呀，為啥你這麼焦慮呢？

　　在過去的三個月裡，我當然也有過焦慮，但那些都是暫時的——比如等待申請審批的時候，以及後來沒有拿到離境許可的時候。當拿到離境許可、集中營的長官跟我確認好押送事宜之後，我就完全不擔心了。可我太太卻仍是非常緊張焦慮，她跟我說只有等我們過了德裡機場的海關她才會放心——事實上即便落地上海之後，她依然沒能走出這種焦慮情緒。

　　我知道我太太在我被關進集中營的這三個月裡很難熬，但我低估了這件事對她心理的影響。由於經歷了禍從天降的無妄之災、獨自帶娃的身心挑戰、計劃變更的起起落落，導致了我太太產生了抑郁症和被迫害妄想症。她變得無法信任各種計劃和承諾，喪失了邏輯思考能力，總是會產生一些極端悲觀的想法。她固執地認為印度政府存心要搞我們、耍我們，就算金奈移民(专题)局給了我離境許可，印度的其他部門也可能在最後一刻把我攔下來，送我回集中營。我問她你這樣想的依據何在？她完全說不出任何依據，卻又無法將這些念頭抹去。

　　比方說我們在德裡機場等行李的時候，碰到了個跟我們同一航班回去的中國人，一聊發現我跟他有共同認識的朋友。我只是跟那個中國人說了幾句話，就立刻讓我太太神經高度緊張，她覺得有警察在邊上盯著我們，跟中國人說話會讓我們惹上麻煩，拼命催著我躲開那人，並且還很沒禮貌地禁止那個人跟我們說話……

　　由於德裡機場的交接有很大一部分的時間都在等待，這也讓我太太十分焦躁不安。我說人家之所以派兩個警察把我送到德裡，就是為了確保我離境回到中國；要是真不想讓我走，我現在還在集中營裡呢！花人力財力把我送到德裡再不讓我走，邏輯上說不過去嘛！

　　我太太卻完全聽不進去，她的大腦已無法進行理性的思考和判斷。她說你不知道的，德裡的人都很壞，他們會故意找麻煩。（關於德裡人的惡名，詳見《從“德裡恐懼症”到“印度恐懼症”》）

　　除此之外，她還擔心我們買的機票不是聯程，值機櫃台不讓我登機。我跟她解釋了無數次：這條線路已經經過了數百人次的驗證，肯定不存在任何問題……她卻無法停止懷疑，懷疑一切本該確定無疑的事情。

　　巧的是，來接洽我們的機場海關官員是我太太的拉達克老鄉。印度有將近14億人，而拉達克人總共只有不到30萬，要遇見彼此並不容易。於是她堅信我們之所以能夠順利通關出境，完全是因為遇到了這個拉達克人；而之所以會遇到這個拉達克人，完全是因為她在這幾個月裡日日夜夜誦經念佛，佛菩薩安排了這個人來解救我們。她之所以會這樣想，是因為只有這種“救星”的設定，才能夠把她自己臆想出來的陰謀論說圓——印度政府處心積慮要迫害我們，原本打算在最後關頭攔下我們，多虧菩薩派來的“救星”粉碎了印度政府的陰謀。

　　我跟她說，集中營裡有那麼多人曾被遣返，其中很多人都在印度犯了罪，可我從來沒聽說過有哪個人在遣返過程中被海關堵回來的。所以不管碰到哪個海關官員，我都肯定能順利走。我太太花了不少時間才接受了這個說法，不再堅持說那個拉達克人是佛菩薩派來的。我心想，佛教中有些菩薩下凡化身救人的故事之所以得以廣為流傳，大抵正是因為在絕望中的人會特別願意相信這些故事吧。畢竟假如我太太堅持她的主張，我一點都沒有辦法證明那個拉達克人不是菩薩派來的。

　　這位拉達克海關官員並不直接負責我的遣返，而是找了一個下級官員接手我們。那個下級官員去復印我資料的時候，讓我們在辦公區域的遣返室（Deportee Room）等著。

　　

　　當時是晚上11點，我太太那天早上4點起床後，一整天沒有合過眼，身體極度疲憊。遣返室裡有張躺椅，於是就讓她躺下休息一會兒，饅頭由我來抱著。

　　沒過幾分鍾，有個機場的保安可能以為我們是擅自跑來這個房間的，問我們是誰，為什麼在這裡休息。我太太頓時緊張了起來，拉著我就往外逃到公共區域，但她卻也不敢走遠，因為那個海關官員還要回來找我們。我說你有什麼好害怕的，這是人家讓我們等在裡面的。然而她的回答完全沒有邏輯，說怕有人來問我們問題、找麻煩，導致我們走不了。

　　我說我們又沒有做壞事，你究竟怕什麼？她依然說，你不知道的！德裡的人什麼都做得出來！

　　在那一刻，我意識到了我太太已經陷入了一種極端缺乏安全感的自我懷疑。過去幾個月發生的事情，徹底摧毀了她對世界的信任，她就像一只受了傷的小動物，害怕一切有能力傷害她的事物；她無法也不願去分辨對方究竟是善意還是惡意，只想要躲起來。

　　然而那時候我也很累，由於還得抱著饅頭，我不想站在外面等，執意要回到遣返室坐下來等。那個去復印文件的海關官員很長時間都沒回來，這讓我太太變得更加緊張和焦慮，歇斯底裡地跟我吵了起來。

　　我說：人家本來就讓我們坐在裡面等，你怕什麼呢？

　　她說：你就聽我的吧！我們就在這裡等！

　　我說：我不管，我才不怕他們！

　　結果她發急了：你要這樣的話，那我就走！我不去中國了！

　　我說：那你走！你走啊！不去中國你能去哪兒？

　　我太太一愣，這才稍微冷靜了一點。總算過了一會兒那個海關官員回來了，帶著我們去櫃台值機。

　　值機的時候我特別關注行李是否幫我直掛到了上海，第一遍打行李牌的時候櫃員果然忘記了，讓他又重新打了一遍，再三確認了行李牌上第二程的航班號和最終目的地准確無誤。

　　拿好登機牌之後，在海關人員帶領下，通關和安檢都非常快，免去了排隊。我之前以為現在大概坐飛機的人很少，卻沒想到在這疫情期間，德裡機場就跟以往一樣熙熙攘攘。從金奈過來的國內航班是滿座，從德裡去法蘭克福的國際航班上座率至少在90%以上。後來看到新聞說，印度人民覺得疫情已經結束了，印度政府也鼓勵大家出門消費拉動內需。我們回國的時候剛好趕上聖誕新年假期，旅游出行呈報復性增長，12月份申請簽證的人數增加了一倍……

　　一下子來到人員如此密集的場所，免不了又引發了我太太的恐慌。她之前說只要我們過了海關就會放心，事實上還沒過海關她已經在擔心第二天到德國要做的核酸檢測，害怕萬一檢測陽性拿不到去中國的綠碼……順便說一句，印度機場值機和登機的時候根本不看中國人的綠碼，至於核酸陽性報告則可以輕易偽造。印度這邊申請的回國綠碼純粹是為了之後在中轉國申請第二個綠碼所准備的——沒有第一個綠碼你就拿不到第二個綠碼，而沒有第二個綠碼你就無法登上去中國的航班。

　　更讓她焦慮的是，遣返程序並沒有隨著我登機而結束。

　　按照我之前對遣返流程的理解，以為只要我過了海關就自由了。因為押送我的警察最多只能跟到海關為止，從來沒人告訴過我還會被轉賣給德裡機場的海關工作人員。海關官員一路帶著我出境來到登機口，護照和資料一直被他捏在手裡，毫不松懈對我的監管。我在登機口想去買點吃的，他也寸步不離地跟著我。

　　登機開始的時候，海關官員帶著我們第一個上了飛機，我心想都上飛機了總該結束了吧？不料他竟然把我的護照資料交給了印度航空的空乘人員，跟空乘嘰裡咕嚕交代了一通才走。等他下飛機後，我問空乘什麼時候會歸還我的護照，她說回到地面上會給我。我心裡嘀咕，現在給我和落地再給我有啥區別呢？飛機又不是火車，難道還怕我跳傘逃了不成？

　　——這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打算落地後還我護照。在法蘭克福降落之後，我的護照到了一個德國阿姨的手裡——我不確定這個阿姨本身就在飛機上還是落地後才上飛機的，這種印德之間往返的航班，飛機上有個把德國機組人員並不奇怪。阿姨關照我留在座位上不要動，按照程序我得跟機組人員一起下飛機。

　　我問她接下去要幹嘛？她說接下去我要跟著機組一起去海關。

　　我對德國轉機的流程早已倒背如流，一聽這不對啊！我們下了飛機應該去非申根轉機區（Transit Area Non-Schengen）的Z區，根本不需要去海關。我這樣告訴了阿姨，她卻堅持說我們只能去海關，還說下了飛機之後除了海關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

　　於是我猜想或許法蘭克福機場先要過一個“小海關”才能進入國際航班轉機區域，我假如沒記錯的話，莫斯科機場好像就有一個類似的關卡，進入轉機區域需要簡單查驗一下護照和登機牌。

　　機組人員都收拾好了之後，我們跟著德國阿姨一起下了飛機。阿姨問我這遣返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我說還不是因為中印對抗嘛！我是中國人，我的太太是印度人，我因為疫情滯留在印度，印度跟中國關系不好，要把中國人都趕走，就以簽證過期為由把我給遣返了。阿姨聽完點點頭，也不知道她究竟懂沒懂。我一路上留神看著指示牌，我發現她並沒有帶我們走向指示著Z區的通道，而是徑直去了正兒八經的入境海關——過了這裡，就進入德國境內了。

　　我跟阿姨說你肯定搞錯了，我接下去應該直接去Z區的登機口坐漢莎的航班去上海，我的行李也已經直掛到了上海，怎麼可能讓我從這裡入境？我太太則在邊上焦慮地問我怎麼辦，我說我們又沒有德國簽證，不可能過海關的。

　　事實證明確實是她搞錯了，阿姨拿著我的護照去了海關櫃台，估計海關告訴她這個中國人不應該送到這裡來，於是便帶著我去了漢莎票務櫃台。在確認了我下一段漢莎航班的客票真實有效之後，阿姨把護照和材料還給我了。她說她的工作到此結束，我們接下去可以自己走了。

　　如此輕易就把我放走反而讓我有點難以置信，從理論上來講，我現在完全可以從這裡買機票去其他國家。直到她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我才真的相信遣返流程終於結束了。

　　阿姨帶我們去的漢莎櫃台位於B區，而中國人辦票一般都在Z區，所以這個區的櫃員對前往中國的航班業務不太熟。那個漢莎櫃員看起來已經是奶奶級了，我問她的每個問題她都會在網上認真查閱確認好最新的政策才回答我。她經過查詢告訴我說，飛往中國的航班要先有中國駐德國使領館審發的綠碼才能打印登機牌，所以這會兒還拿不到登機牌。這裡我說明一下，之所以得在法蘭克福拿登機牌，是因為我們前後兩張機票是分開訂的；聯程機票的話可以直接在始發機場拿到兩張登機牌，不過就算先拿好登機牌也得有綠碼才能登機。

　　至此，我們終於正式進入了法蘭克福的轉機流程，趕緊奔赴位於航站樓內Z50登機口附近的新冠病毒檢測機構。

　　檢測機構10點開門，我們航班抵達法蘭克福大約是當地時間早上7點，等德國阿姨終於還我自由，我們一家再在從B區坐航站樓輕軌轉移到遙遠的Z區，已是9點半。在中轉機場進行檢測乃是轉機回國的關鍵流程，在印度申請回國綠碼的時候，有一個必備材料就是中轉機場的雙檢預約單。法蘭克福機場內這個機構的檢測費用高達299歐元，差不多是印度的10倍。好在按照德國這邊的政策，像我兒子這樣的嬰幼兒可以免除檢測。

　　我之前得到信息都說漢莎航空飛中國的航班上座率很低，而這個檢測機構幾乎是專門為中國旅客服務的，於是滿以為做檢測的人應該不會很多。然而我們到那兒的時候，回國的中國人早已排起了蜿蜒的長隊，目測絕不少於一百人……我心裡又打鼓了，難道這些人全都是跟我們一個航班去上海的？如此看來航班上座率並不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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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隊做檢測的中國人

　　

　　事實上，後來我們那個航班的上座率至少在60-70%左右，以波音747機型的座位數推算，大約承運了兩百多名旅客，很可能其它航班熔斷取消後的旅客都被調劑到這架飛機上來了。

　　我們在網上預約檢測的時候可以選檢測時間，最早一檔是早上10點到10點半；但事實上這裡排隊的順序是先來後到，網上預約的時間根本不作數，檢測機構也並沒有在10點准時開張——這點讓我覺得很不德國。

　　排隊檢測的地方我們又碰上了德裡機場遇見的那個中國哥們兒，我太太為先前的失禮向他道了歉；他告訴我們，我們帶著孩子做檢測可以不用排隊，直接去最前面就行了。

　　我不得不說，這種帶孩子家庭免排隊的優待，簡直救了我們一命。

　　

　　帶著孩子讓我們直接來到了檢測隊伍的最前面。我觀察了一下同一航班至少有六個嬰幼兒，最小的一個孩子才2個月大

　　之前我以為自己無法離開集中營的時候，曾經天真地想過讓我太太一個人帶饅頭回國；當我自己親身經歷過了一遍帶著娃回國的旅程之後，才意識到這一挑戰有多麼巨大。

　　撇開各種繁瑣的流程不談，最虐的事情莫過於睡眠剝奪。

　　帶著娃進行這種長途旅行，不管娃是醒著還是睡著，我們都沒辦法好好睡。他醒著的時候我們得看著，他睡著了我們還是得看著——因為不知道他啥時候會醒。他呼呼大睡的時候，我們不一定可以睡；我們終於可以歇會兒的時候，他不一定會允許你休息。這種體驗就好像應對車輪戰一樣，會把人搞得筋疲力盡。

　　拿我太太來說吧，她印度時間12月19號早上4點便起床了，一直到北京時間12月22號凌晨2點才終於能夠躺下入睡，期間68個小時腦袋沒沾過枕頭。而這68個小時裡面，我們倆輪換著看孩子，零零碎碎只睡了幾個小時。德裡飛法蘭克福的那晚由於饅頭坐飛機有點哭鬧幾乎沒怎麼睡，最長的一覺是從法蘭克福到上海的飛機上睡了4個小時。趕路的時候，一般都是我管行李她管娃。這就讓我不禁想象了一下，要是真讓我太太獨自帶娃回國，又要背行李又要抱娃，而且還不能安心睡覺，很可能會在路途中累得原地去世。在法蘭克福轉機的時候，為了讓我太太能躺在椅子上多睡一會兒，我不得不抱著精神奕奕的饅頭在航站樓裡遛彎兒，那一天在航站樓裡走了14000多步。會搞得這麼累也是因為我們帶娃旅行的功課沒做足，經過這趟旅行我們才知道，應該帶一輛嬰兒推車——我之前誤以為嬰兒推車到機場就得托運掉，覺得帶了也沒用。

　　

　　娃醒了我們就必須醒著，娃睡著了我們才有可能忙裡偷閒睡一會兒

　　

　　在航站樓裡必須時時刻刻看著他，否則就可能去影響其他旅客

　　

　　很多人肯定要評論我的人字拖，你們真不知道機場裡有多少人羨慕我在航站樓裡穿著一雙舒適的人字拖，這是專門為15個小時漫長轉機准備的

　　

　　法蘭克福機場沒啥東西可吃，Z區唯一一家餐廳中午2點就打烊了，只能買些面包色拉。當然，路過德國總得嘗一下啤酒。

　　

　　另一方面，盡管我們在法蘭克福的轉機時間長達15個小時，但這15個小時卻被拆得零零碎碎，有各種階段性任務需要我們保持警覺，從而沒有辦法在機場裡找個地方安安心心睡一覺回血。

　　早上10點開始的核酸檢測只是第一關。法蘭克福機場這個檢測點吧，核酸跟血清不是一起采樣的，大家先排隊采樣鼻拭子和咽拭子，等所有人采樣完，才能去另外一個地方排隊拿抽血的單子，拿好單子再排隊等著抽血，這兩百多號人光是排隊就得排三趟。所以我才說，帶著小孩兒不用排隊救了我們一命。

　　檢測機構一開始跟我們講血清檢測中午12點開始，等12點多去問的時候，接待的小姑娘又改口說她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要等醫生來……最後醫生是下午2點多才來的。等待檢測的時候我絲毫不敢松懈，時不時就得過去張望一下有沒有開始。

　　

　　這只是長隊的一角，而這樣的隊得要排三次，很多人都累得坐在地上。

　　我拍了一段排隊做檢測的視頻，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這趟航班的人有多少

　　等到把雙檢測都做完，才終於能夠放松一會兒。此時我已累得頭也疼牙也疼，找地方躺了一小會兒回血。然而革命尚未成功，接下去得要時刻關注郵箱，等著接收檢測報告結果；拿到報告之後要立刻申請德國的轉機綠碼，再繼續忐忑不安地等待著綠碼的審發……只有最後拿到綠碼換好登機牌，才算是把法蘭克福轉機所有的關卡闖完了。

　　當我拿到一家三口的登機牌已是晚上8點多，距離登機不到1小時。也就是說，這15個小時的轉機時間，剛夠我們在中轉機場拿到登機牌。

　　在法蘭克福機場就打了那麼一個小盹兒

　　

　　登機時候我們帶著孩子也能優先

　　

　　終於能登機了，饅頭這時候已經睡著了

　　登機後聽說這趟航班有兩名旅客因為沒拿到綠碼而被滯留在了法蘭克福機場，其中有一個人核酸既不是陰性也不是陽性，顯示的是“無結果”，因此被卡了——這很可能只是檢測機器出了故障。他們接下去要怎麼辦我也不知道，這一年多來聽了太多類似的故事，多多少少有些麻木。大局之下難免有個體需要承擔代價，每個人自顧尚且不暇，唯有希望大時代的一粒沙千萬別化作自己頭上的一座山。

　　很多人可能覺得我取道德國回國已經夠折騰了——要先從印度坐9個小時飛機到德國，再從德國坐11個小時飛機到上海。我跟飛機上鄰座的大哥一聊，發現他回國的路徑更是讓人哭笑不得。這位大哥是蒙古族，家在內蒙古二連浩特，工作在外蒙古的烏蘭巴托。以往他從二連浩特的口岸入境，不過二三十公裡就到家了；眼下由於口岸關閉，他不得不先從外蒙古飛到德國法蘭克福，再從法蘭克福飛上海，在上海隔離完14天之後最後飛回內蒙古。我們從德國飛上海的航班，先後飛過了他工作的烏蘭巴托和他在二連浩特的家……

　　這還沒完呢，蒙古到法蘭克福的航班跟他後面回中國的航班銜接不起來，而法蘭克福規定的轉機時間不超過24小時。他不得不另外買一段24小時內從法蘭克福飛迪拜的航班，用來在烏蘭巴托順利登機。值機完成後，他就把去迪拜的票給退了，在法蘭克福的非申根轉機區混了兩天，搭上了這趟回國航班。他這種走法有個條件——不能帶托運行李，因為他既沒法兒把行李直掛到上海，也沒法兒在法蘭克福把行李取出來。

　　有道是近鄉情怯，從我2020年1月6日離開中國算起，已經快兩年不曾踏上故土，即將回到自己的祖國反而有種不真實感。我當初娶一名拉達克姑娘，有部分原因正是想要體驗一種沒有攻略可以參考的別樣人生（詳見《娶拉達克姑娘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沒想到突然間整個世界都陷入了這場沒有攻略可以參考的危機。我的人生隨之起起落落，其軌跡已完全不受我的控制。即便在上海的酒店隔離了好幾天之後，我仍然很難相信我已經回到了上海。如果說集中營裡的日子就像一個夢，那也是一個無比清晰的夢——我的鞋底依然粘著集中營裡深紅色的泥土；腳上因濕毒引發的潰爛尚未完全愈合，在這邊卻又因空調房的幹燥而起皮皸裂……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交織重疊在了一起，產生了一種令人迷幻的錯亂。

　　我們的航班於12月21號下午5點左右落地上海浦東，由於海關限流，在座位上等了一小時才允許下飛機。浦東機場裡面看起來極其魔幻，冷冰冰的沒有空調，到處是工地上用的那種隔離板，像一個裹上了包裝紙的異世界，變得面目模糊；我們沿著隔離帶圈起來的路徑往前走，覺得自己好像在被趕往羊圈，有一段會將我們引到室外，來到一個專為核酸檢測搭建的臨時房屋……總之，這種不真實感便如同穿越到了平行宇宙裡的另一個浦東機場。

　　

　　面目全非的浦東機場

　　

　　在之前看到的一些敘述回國經歷的帖子裡，都把上海的核酸檢測描述得格外恐怖，導致我對此充滿了畏懼。我記得有個人描述說是“直捅天靈蓋”，拿著棉簽在天靈蓋上刮了幾圈，看得我腦殼兒都疼了。這讓我想起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工藝，通過鼻腔將死者的大腦取出……然而實際體驗下來，無論是浦東機場還是隔離酒店的核酸檢測，都沒有網上說得那麼恐怖，相比印度的實驗室捅得確實很深，但它深入的是口腔方向而非天靈蓋，棉簽細且軟，總體而言完全能忍受。

　　浦東機場入境一路上要過好多關卡，大部分只是跟著流程走，諸如測體溫、測核酸、填申報表、登記入境後的地址等等。到了海關邊防蓋入境章的地方，我們一家被卡住了——由於印度被列為高風險國家和地區（具體有哪些國家地區在這個列表裡我也不太清楚），我們護照會被貼上黃標享受“特殊待遇”。跟我們一批被卡的有九個人，除了印度還有就是蒙古來的，邊防把我們護照收走後，讓我們在一個指定的地方坐著幹等。

　　這麼一等就是一個半小時，我們到海關的時候不到6點，等我們來到取行李的地方已是7點半，找遍了整個大廳都找不到我們的行李，經過查詢才知道我們行李已經被當作無人認領的行李被拉去做爆炸物檢測和消毒了……我們當時遇到了一個悖論——行李一旦出了海關就不能再送回來；而由於我們屬於“高風險地區”回國的人員，也不允許我們自己去咫尺之遙的機場倉庫認領行李。最後經過協商，只能按照異常行李的流程處理，第二天幫我們從倉庫把行李找出來寄到隔離酒店，快遞費需自理。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是因為他們機場內部的溝通問題：邊防說我們這個航班的人都已經出來了，於是管行李的人就把行李給拉走了。

　　填好了“行李運輸事故記錄單”之後，我們終於來到了外面的分流點——也就是大家平時在浦東機場接機的地方。這地方現在已經變得面目全非，完全被隔離板包了起來。我本以為我們九個人會被送到專門的酒店統一隔離，事實上並非如此，我們就跟其他抵滬旅客一樣會在分流點被分成三類前往不同的登記點——第一個是“十六區”，指的是上海的十六個區，所有家在上海的人員去這裡報道，依據就近隔離的原則，會被送到自己家所在的那個區的隔離酒店；第二個是“蘇浙皖”，指的是江蘇、浙江、安徽三省，最終目的地是蘇浙皖三省的人員可以選擇在上海進行14天隔離或者采取“3+11”的隔離措施——先在上海隔離3天，然後集中隔離轉運到老家的酒店繼續隔離11天；去往全國其他城市的旅客則有另外的登記點。

　　根據防控的程序，我們這九個人需要在分流的地方等待“消殺”人員過來護送。具體操作是這樣的：從分流點到登記點的這段路上，我們走在前面，工作人員推著小車跟在後面，使用噴霧在我們走過的路徑上進行消毒。把我們標記成“高風險地區”回國人員，多花了了兩個多小時才從機場出來，正是為了進行這幾分鍾的消殺……不過我們大家對此並沒什麼怨言，看著那些長時間身穿防護服奮戰在防控第一線的工作人員，感覺他們實在太不容易了，我們所能做的唯有盡力配合他們。

　　

　　通往“十六區”轉運等候區的通道

　　

　　我以前從來沒數過上海究竟有幾個區

　　

　　當我終於來到“十六區”的登記點，已經晚上8點半，登記點的所在地其實就是過去連接浦東機場T1和T2航站樓的走道。不巧的是我們那個區有一班轉運大巴剛剛開走，下一班要等兩個多小時。

　　21號這一整天我們只吃了一頓飛機餐，前一天在法蘭克福機場也只吃了些面包和色拉，終於闖到這最後一關的時候可謂是饑困交加。說起來我實在很佩服那些全副武裝身穿防護服在飛機上完全不吃不喝的旅客，換了我的話大概已經低血糖暈倒了。

　　

　　21號一整天就吃了飛機上這麼一點東西，到晚上餓得前胸貼後背。

　　背景裡那位穿防護服的壯士，全程一點都沒吃過飛機餐。

　　登記點有免費的點心和水，我吃了點八寶粥、面包；而我太太想吃熱食，一問之下機場裡並不提供。我在登記點附近轉悠，看到有個旅客的行李推車上有兩盒泡面，於是腆著老臉問人家能不能賣我一盒，那人很大方地直接送了我一盒。用開水泡好給我太太，她覺得這簡直是世上最美味的食物。

　　我們將近晚上11點才終於坐上轉運大巴，到達隔離酒店的時間是11點51分，辦好入住已是凌晨。之前聽說有些地方要求夫妻必須一人一間分開隔離，上海這邊還挺人性化，像我們這種可以填個情況說明，申請一家三口在一起（电视剧）隔離，酒店也會照顧我們給一間比較大的雙床房（一張大床一張小床），不需要另外加錢。隔離酒店收費標准是房費290塊錢一天，餐食每個人80塊錢一天，我們一家人隔離14天總共6300塊，比預想的要便宜一些。

　　

　　終於能去坐轉運大巴了

　　

　　抵達隔離酒店

　　在登記點吃的那點東西此時已消化完，感到饑腸轆轆。所有人都告訴我隔離酒店可以叫外賣，進了房間之後立馬下單叫了一份我太太牽腸掛肚很久了的麻辣燙。然而麻辣燙送來之後，酒店卻說根據最新政策現在禁止給隔離人員送外賣。我轉念一想覺得也確實有道理，假如允許叫外賣，會大大增加隔離酒店的管理成本和接觸風險。拿我住的隔離酒店來說，快遞包裹通常是一日一送。快遞員或家屬在包裹上寫好房間號，統一放在停車場崗亭，酒店會在每天下午分發到各個房間——早上送到的快遞，也得傍晚才能拿到。而外賣這玩意兒顯然是等不了的，假如每個房間都在不同時段叫外賣，酒店的人每天得送多少次啊？酒店雖然不肯幫我們把麻辣燙拿來，但給我們送來了兩盒泡面充饑，無論如何先填飽肚子再說。

　　

　　隔離酒店停車場收快遞的崗亭

　　隔離酒店每日三餐的投喂都非常准時，在我這種兩年沒吃過正經中餐的人看來，伙食還是相當不錯的——早餐有粥有酸奶有雞蛋有包子有各種花式的點心，午餐晚餐則是四菜一湯外加水果，就是蔬菜的量少了點。以我飯量而言，單人份肯定是吃不飽的，然而吃不飽就對了，要是頓頓吃飽的話，恐怕隔離期間光吃不動得增肥好幾斤。

　　饅頭有自己的嬰兒米粉，也吃我們的飯菜，媽媽會把米飯和菜一起嚼碎了喂給他，早飯的米糕、包子皮、粥也會直接給他。雖說不太應該給一歲大的小孩兒吃大人的食物，但在這種非常時期顯然顧不了那麼多。我們父母那代人沒那麼多講究，不也把我們養大了嘛。隔離酒店的盒飯為了照顧大多數人的口味，不會有重口或者奇怪的菜式，給小孩兒吃剛好。為了補充蔬菜攝入的不足，我在網上下單買了很多水果，這些水果饅頭也都能吃。

　　對我們一家來說能夠落地上海隔離是十分幸運的，解除隔離之後便可以直接回家，這就方便我買一些大件但必需的嬰幼兒用品，比如娃吃飯的椅子、給娃洗澡的盆、防止娃從床上摔下來的護欄……14天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假如這14天日日夜夜都得和一個剛滿一周歲的頑皮小男孩同處一室，恐怕任誰都會覺得無比漫長。

　　

　　我上個廁所，饅頭都要趴在外面偷窺

　　

　　洗澡盆

　　

　　饅頭每天到點跟我們一起吃飯，他有自己專用的椅子

　　然而所有的辛苦都心甘情願——至少此刻全家在一起，爺爺奶奶也將很快就能抱上孫子。要知道在這疫情之下，依然還有許多家庭天各一方骨肉分離，許多海外游子可能不得不在異國他鄉度過第三個沒有家人陪伴的春節。沒人知道這一切還將持續多久，在2021年結束的時候，整個世界顯然不如在這一年剛剛開始的時候那麼樂觀。

　　過去這幾個月裡發生的變故對我們一家而言仿佛經歷了一場戰爭時期的兵荒馬亂，好不容易花了兩年時間將南印度的小家弄得井井有條舒適安逸，卻不得不匆匆拋下這裡的一切，永遠不再回到那裡。散盡家財出走逃難，舍下全部身家只求一張離開的票——孰者珍貴，孰者無謂，孰者不可割舍，孰者不必眷戀，此刻間一目了然。

　　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並沒有必要與印度如此的決裂——大丈夫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人，我在印度從不曾違法亂紀，只要將來他們敢給我簽證，我就敢來印度。但我太太在經歷了這次的事情之後，印度的家對她來說成為了一個傷心地，同時她也對印度政府的不按常理出牌充滿了恐懼，害怕我如果再回到印度會被栽贓構陷——畢竟他們可以隨便說你入境章或者簽證是假的，到時候“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

　　我太太現在似乎有些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和抑郁症，到了中國之後依然不堪回首她人生中最黑暗的那三個月，變得十分敏感和脆弱，時常黯然落淚哭泣。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幾個月哭得太多，她的右眼出現了結膜淋巴管擴張。最近那部很出名的反映印度司法黑暗的電影《傑伊·比姆》（Jai Bhim）令她無法直視，她說一看到電影的情節就會想起我們自己，裡面那個遇害的丈夫被警察無端帶走，而妻子懷孕還帶著孩子……結束隔離後我會帶她去看眼睛，帶她去中國各地散心，也希望時間能夠慢慢治愈她內心的創傷。

　　

　　綜合考慮當下的各種狀況——疫情仍是撲朔迷離，中印關系仍在僵持不下，饅頭需要一個語言環境來學習中文，我太太需要一個穩定的環境來修復心理創傷……回國定居確實是最好的選擇。其實我本來也沒打算十年八年那樣長久地住在印度，原計劃是打算等到饅頭三歲的時候回到中國定居，現在只是把計劃提前了兩年。

　　這篇文章發布的時候，我們尚未結束隔離，還不知道在中國的新生活將會如何展開，但我相信未來是光明的。

　　無論世界如何改變，無論路途如何波折，無論業力將我們一家帶到何處，生活總得繼續。命運被這場疫情所徹底改變的眾生何止億萬，相比那些聲音無法被聽到、遭遇無法被看到、只能自己苦苦掙扎的大多數，我們一家是何其的幸運……

　　沒有理由不去笑著面對生活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