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 疫情期被印度遣返回國是啥體驗？

2022-01-02 | 來源: 隨水文存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聽到這樣的差旅標准我們頓時驚呆了。話說之前R.I辦公室的拉維曾經跟我說過要我來支付兩個警察押送我去德裡的費用，但不知為何後來他再也沒和我提起過這件事。得知倆警察押送我一趟這麼辛苦，不給他們一點錢我反而有點過意不去。我這個人恩怨分明，雖然被印度政府關進了集中營裡，但我得說我遇到的大部分印度基層警員對我還是挺好的，他們歸根結底只是執行自己的公務。拉維當時並沒有告訴我要怎麼給錢、給多少錢，於是我就問起這倆警察是不是要給他們一點費用，沒想到他們居然連忙擺手說不要錢，一臉“做好事不留名”的誠惶誠恐，仿佛聽見他們在說——“我的名字叫紅領巾”。但據我太太說，泰米爾納德邦的腐敗在印度是數一數二的，可能是因為他們得知我丈人也是警察，所以才不敢造次。

　　到了德裡拿好行李之後，我們得要在提取行李的大廳等人來接應。整個遣返過程中，我的護照都不在我自己手上，而是在不同的人手中流轉，就好像有根小辮子被人拽在手裡，不得不老老實實聽他們指揮。

　　在德裡這邊，我會被倒賣三次——第一輪是泰米爾納德警察把我交給德裡機場的警察，他們一起帶著我們從航站樓一樓的國內到達大廳來到三樓的國際出發區域；第二輪是警察們把我交給機場海關的官員，至此泰米爾納德警察的任務完成，機場警察也散了；第三輪是海關官員把我交給航班乘務員，這個稍後會說。印度人的效率大家都懂的，每倒賣一次都要花很多時間。我們到德裡的時候是晚上八點，等到值機托運行李已經十一點多了。

　　有件事值得一提，我們全家一共有六件行李，兩件大的托運行李，一個登機箱、兩個背包、一個手提袋。我太太要抱著饅頭，所以由我負責搬運所有的行李。我一個人要搞定那麼多行李無疑非常吃力，雖然整個過程有許多人跟著我們，卻沒人幫忙搭把手。在德裡機場轉移的過程中，我的行李推車裝得滿滿當當，在過一個減速裝置的時候行李翻落，警察只是在邊上默默地看著，反而是一個錫克族的路人主動伸出了援手。

　　印度人民絕不冷漠，這反映的是印度根深蒂固的職業種姓觀。如果你在街上摔了一跤，會立刻有很多人過來扶你；但在上述的這種場景裡面，警察就是警察，官員就是官員，決不能做幫忙搬行李這種超出自己職業范圍的體力勞動，否則的話會玷污自己職業的純潔性，從而使得自己淪為下賤。雖然印度的種姓在法律上早已被廢除，但由於長期以來種姓和職業相綁定，現在印度人還是習慣性地通過職業來區分人的貴賤。在印度陌生人跟你搭訕時問你的第一個問題往往就是你的職業，通過職業他能對你的社會地位有一個大概的把握，從而決定自己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對待你。

　　也正是在德裡機場的時候，我發現我太太的心理狀態出了嚴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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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是個心很大的人，正因如此，有時候我會對其他人的焦慮缺乏同理心——我明明覺得沒啥可擔心的呀，為啥你這麼焦慮呢？

　　在過去的三個月裡，我當然也有過焦慮，但那些都是暫時的——比如等待申請審批的時候，以及後來沒有拿到離境許可的時候。當拿到離境許可、集中營的長官跟我確認好押送事宜之後，我就完全不擔心了。可我太太卻仍是非常緊張焦慮，她跟我說只有等我們過了德裡機場的海關她才會放心——事實上即便落地上海之後，她依然沒能走出這種焦慮情緒。

　　我知道我太太在我被關進集中營的這三個月裡很難熬，但我低估了這件事對她心理的影響。由於經歷了禍從天降的無妄之災、獨自帶娃的身心挑戰、計劃變更的起起落落，導致了我太太產生了抑郁症和被迫害妄想症。她變得無法信任各種計劃和承諾，喪失了邏輯思考能力，總是會產生一些極端悲觀的想法。她固執地認為印度政府存心要搞我們、耍我們，就算金奈移民(专题)局給了我離境許可，印度的其他部門也可能在最後一刻把我攔下來，送我回集中營。我問她你這樣想的依據何在？她完全說不出任何依據，卻又無法將這些念頭抹去。

　　比方說我們在德裡機場等行李的時候，碰到了個跟我們同一航班回去的中國人，一聊發現我跟他有共同認識的朋友。我只是跟那個中國人說了幾句話，就立刻讓我太太神經高度緊張，她覺得有警察在邊上盯著我們，跟中國人說話會讓我們惹上麻煩，拼命催著我躲開那人，並且還很沒禮貌地禁止那個人跟我們說話……

　　由於德裡機場的交接有很大一部分的時間都在等待，這也讓我太太十分焦躁不安。我說人家之所以派兩個警察把我送到德裡，就是為了確保我離境回到中國；要是真不想讓我走，我現在還在集中營裡呢！花人力財力把我送到德裡再不讓我走，邏輯上說不過去嘛！

　　我太太卻完全聽不進去，她的大腦已無法進行理性的思考和判斷。她說你不知道的，德裡的人都很壞，他們會故意找麻煩。（關於德裡人的惡名，詳見《從“德裡恐懼症”到“印度恐懼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