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辦這學校的目的就是消滅這學校

2021-10-10 | 來源: 新京報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在昆明辦學時，一個學生給詹大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個非常聰明的孩子，父母離異，上課時他把旁邊的學生趕走，因為他要睡覺。”後來，這個學生從課堂上消失了兩三個月，再回來後，看起來更疲憊了。詹大年了解到，這個男孩是被送去了江西一所會體罰、監禁的“問題孩子”學校。

　　2009年左右，楊永信“電擊治療網癮”被曝光，也掀開了各類網癮戒治、矯正培訓“問題孩子”機構的冰山一角。詹大年想辦一所不一樣的、接收差生的學校。然而在第一年，他的理念就與合伙人發生了分歧，對方堅持不上文化課，加大軍事訓練強度，詹大年認為這是一種通過消耗體力控制學生的手段，他選擇離開自立門戶。

　　2011年，經過宜良縣教育局等部門審批，新的學校在宜良縣古城鎮一個空置的校舍裡辦起來了。時任昆明市政協副主席的汪葉菊，給學校取名“丑小鴨”，詹大年很喜歡這個童趣的名字，他在很多場合說，丑小鴨是白天鵝的品種，“丑小鴨的孩子以後是要飛向藍天哩。”

　　剛開始招生很困難，楊柳記得，他們去小區電梯裡貼過傳單、在當地電視台打過廣告，收效甚微。第一屆學生只有8人，其中有6個都是朋友的孩子，沒有收錢，而老師卻招了14個，後來都走光了。

　　孟彬是2013年進入丑小鴨中學讀書的，當時全校還不到30人。他印象中的校舍是一間間破落的農村平房，操場是堅硬的水泥地，堅硬的鐵門緊閉，還有加高的鐵絲網，起風時塵土飛揚。就在這樣的環境中，詹大年開始大刀闊斧地進行他理想中的教育實驗。

　　在丑小鴨中學，每個文化班級只有3位教師，文科老師、理科老師和英語老師，文科老師和理科老師分別要上幾門課。丑小鴨的課堂上，學生三四個一組坐在一起成為“學習同伴”，由老師設計“學習卡”開放式地記錄學習過程，鼓勵學生自主探索，學習成績不再是評價標准。學生最喜歡“興趣課”，這是學校自主開設的課程，包括吉他、射箭等等，詹大年有時親自上課。此外，學校堅持“逢節必過”，活動展示牆上，張貼著各種潑水節、戶外燒烤留下的照片。

　　詹大年崇尚寬松的“全人教育”理念，與強調服從的軍訓似乎有天然矛盾，但他還是保留了“軍事訓練”課程，他發現很多學生剛進來時精神狀態很萎靡，“軍訓跑操能幫他們恢復正常的體質和規律作息。”只是比起其他同類學校，這裡的訓練強度稍微弱一些。

　　詹大年想營造一種寬松平等的氛圍，他招聘老師的要求是“愛笑、會玩”。校園裡，學生直呼老師的名字或是綽號，校長辦公室設在樓梯入口，方便每一個學生來找詹大年。相比教學研討，“如何與學生打交道”更是每一個新來的老師的必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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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小鴨中學教室的牆上，貼著學生的“心裡話”。新京報記者李照攝

　　“關系”

　　之所以將一個“問題學生”學校設計得如此“寬松”，詹大年說，這是基於他在這場跨越十年教育實驗中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問題孩子”的根源都是“關系”問題，而“關系”是在環境中形成的，一個更輕松的環境才能促進“關系”的改善。

　　疫情之前，學校每年都會邀請家長來學校和孩子一起做親子培訓。往往這時候，楊柳會捕捉到一些家庭的微妙瞬間。

　　在活動現場，楊柳用手機拍照片和視頻，一些家長背過身去，還有家長幹脆離開現場去私家車裡坐著。楊柳意識到，對於很多家庭來說，孩子在這樣的學校讀書終歸被認為是不光彩的事情。一位已經畢業幾年的學生告訴新京報記者，他在丑小鴨的幾年，在昆明的母親一直對外宣稱孩子去了外地讀書。

　　全校唯一的心理老師李桂紅告訴新京報記者，“問題孩子”產生的因素包括家庭、學校和社會等多個方面，但家庭因素最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