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地張獻忠社會戾氣如何培育出來

2021-09-18 | 來源: 尋跡曉講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魯迅先生對這種現象有一段很精辟的論述。這段話的大意是，底層人民的殘酷，並不是他們自己生發出來的。因為他們平時討生活還來不及，沒有時間琢磨酷刑。琢磨酷刑的一定是暴君和酷吏，他們利用酷刑來鎮壓人民，維護自己的幸福生活。底層人受了酷刑，也就知道對別人使用酷刑。正所謂“奴隸們受慣了豬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無異於豬狗”。

　　明末農民戰爭和明清易代戰爭是中國歷史上以殘暴和嗜殺出名的時代，不唯是張獻忠這樣的農民軍領袖，明軍將領、清軍及投清明軍將領也都以大規模殺戮和酷刑為其突出特征。然而，“張獻忠”們並不是憑空出現的。

　　在殘酷的戰爭爆發前，明朝已經有了一個充滿戾氣和暴力的社會。

　　晚明大家劉宗周對明末社會的亂象有一段總結性描述，即“格斗出於婦女，官評出於市井，訛言橫於道路。”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全社會都是一言不合即毆斗，即使婦女也不例外，人們根本不相信朝堂上的官吏評價，反而相信市井之間的官聲，全社會到處都是小道謠言，一有異動，隨即群情洶洶。

　　這是一個暴戾、緊張和不安的社會。

　　按照曾經流落中國的朝鮮人描述，即使是在社會還算平穩的明中期，平靜的水面下也暗含著洶湧的惡流。到處都能遇到劫持人質、搜刮金銀的強盜，尤其是海邊的海盜更是多如牛毛。明朝的軍兵除了言語粗暴之外，還動手搶劫朝鮮人僅存的一點財物。皇帝則是因為一點小過隨意貶謫官員，有的官員頭一天還在押解這些朝鮮人，第二天就接到了貶謫的詔書。

　　到了明末情況自然更加惡劣。社會上流行著一言不合即動手行凶的風氣，就連素來以道德文章自詡的士大夫階層也被此風氣所感染。

　　以儒學新思想留名後世的明末三大思想家中，即有兩人身負命案。其中顧炎武是由於家仆串通豪強陰謀誣告自己，一怒之下將仆人溺死。黃宗羲則因父親反對魏忠賢死於詔獄，憤而刺殺了閹黨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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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犯案雖各有緣由，也可見即使是以涵養著稱的儒家大族也已經被社會的戾氣所感染。絕大多數的士人或官僚都被卷入了閹黨和東林黨人之間的生死對抗上，萬歷、崇禎兩代可以說的上是戾氣盈朝。

　　同樣是三大儒之一的王夫之就此評論說，明代士人突出的缺點有三個，“躁競”“氣矜”和“氣激”。士人一旦斗氣起來，皇朝就不會穩固，漢以士人“躁競”而亡國，宋以士人“氣囂”而亡國，而明末更甚，士大夫之間結黨成團，對政敵生死相斗，不管他們之間誰勝誰負，最後都難免落到“死與辱及其身”的下場。

　　明末著名的士人錢謙益則說士子之間的斗爭：“拈草木為刀兵，驅骨肉為仇敵，蟲以二口自噬，鳥以二首相爭”，彼此之間的撕裂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為什麼連士大夫之間的撕殺都變得如此凶暴？

　　王夫之認為主要有兩個外界原因：一是人君的昏庸暴虐激起了士大夫的反抗，二是市民社會上無賴的橫行霸道對士大夫階層的影響。

　　明朝歷代君主的確有一種“暴虐”的情節。元末亂世裡的大規模殺戮和朱元璋在天下安定後對功臣集團的大肆誅殺都是這種王朝暴力特質的表現。朱元璋濫用酷刑、大搞特務政治和文字獄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官僚集團本身的抗爭和暴戾。

　　到了朱棣時代，隨著對建文帝舊臣的報復性殺戮，將這種暴戾風氣推高到了一個新的地步。到英宗時期土木堡之變發生後，留守北京的朝廷因為戰和一事發生沖突，進而發展到當庭群毆，將三個官員現場打死，就是政治風氣變得極端和暴力化的證據之一。

　　而明朝市民社會的暴力化和流氓化則是朝堂暴力在社會上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