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被拐32年养母不坐牢我妈得死

　　哥哥丢了，曹家人和警方一起，发动亲戚朋友到火车站、汽车站附近找人。曹颖说，为了找人，父母甚至在车站打开了旅客们携带着的大包，生怕孩子会被藏在包里带走。

　　没有找到。曹颖保存着一份盖有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公章的证明文件，“5个月的小孩曹青于1988年1月10日被犯罪分子拐走，至今尚未破案，下落不明”。证明上写，“此案正立为大案侦破”，落款时间为1989年6月3日。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曹颖一直觉得，如果哥哥没有丢，在那个施行计划生育的年代，自己根本不会出生。

　　但在哥哥被拐走的第二年，曹母意外怀孕了。母亲生曹青时是剖腹产，再次怀孕时还在恢复期，流产风险很大。“那时候本来想把我打掉，结果（母亲）在桂林市走了一圈，没有一个医生敢做手术。”现在，曹颖觉得，自己的出生带着某种命中注定的意味：“注定我要来帮父母做这些事情。”

　　哥哥被拐的经历带给了父母另一种危机感：从小，曹颖就被看得很紧。家里再也没有找过保姆，上学放学都是父母接送；父母反复告知她“不许吃陌生人给的东西”“谁带你走都不行”“有事情就打电话”。那时候，路边还有公用电话亭，曹颖被要求背下家里的电话号码，并随身带着一张面额50元的电话卡。

　　在哥哥被拐走的32年里，曹家人在报纸上登过寻人信息，试过在打拐寻亲网站“宝贝回家”上发布寻子信息，还在公安部建立的失踪儿童DNA数据库里登记了信息，但曹青和保姆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

　　一直找不到孩子，曹家人猜测，曹青被卖到了很远的地方，“男孩子比较值钱，可以卖个几千块钱。”他们一直觉得曹青会在一个经济条件还不错的家庭长大，有机会接受很好的教育。

　　母亲甚至一度热衷于买彩票，“她说中了五百万，就有钱去找我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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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出具的证明。受访者供图

　　熟悉的、陌生的、完美的哥哥

　　曹颖第一次见到哥哥，是2020年5月26日，一个炎热的夏日夜晚。

　　见面的派出所有个小院子，那天晚上蚊子特别多，曹颖被叮了很多小疙瘩。曹家人先到的派出所，曹颖扶着腿脚不方便的母亲，曹父，还有家里的一些长辈，一起在派出所的房间里等着32年未见的曹青。

　　警方告诉他们，曹青此前在公安机关办理业务时，匹配上了2012年曹父曹母在公安部全国打拐DNA数据库里登记的信息。

　　曹颖记得，到派出所认亲前，桂林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民警到家里重新采集了母亲的血样，准备进行第二次DNA比对。这也是曹父曹母在全国打拐DNA数据库里登记信息8年后，第一次被采集血样：此前，连疑似曹青的人都没有出现过。

　　到派出所认亲时，第二次DNA比对的结果还没出来，但见到对方的第一眼，曹颖就知道，这个人就是自己的哥哥。“他跟爸爸长得很像”，曹颖说，那是一种面部轮廓带来的熟悉感。曹青甚至和曹父一样，说话都有点结巴，连抽烟的姿势都一样。

　　认亲的现场，克制又平静，没有想象中的抱头痛哭。曹青也没有喊曹母“妈妈”：“就是很陌生的”。大家坐在在派出所的房间里，交流着这么多年的经历。曹家人才知道，曹青就生活在离桂林市不足百里的农村，结婚了，还有两个孩子。

　　如今，再次回忆起认亲当晚的场景，曹颖印象最深的，是见面后曹青说的第一句话：“他说，不希望养母坐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