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时尚圈中国不如欧洲勤劳

　　将白银视为现代意义下的“货币”，认为它们被送去东亚换取物品，而不把白银视为被中国人拿来充当货币媒介的一种物品，未免失之武断，而且这一武断性在这个议题一提出来时就清楚地呈现了。毕竟，许多象征社会声望的商品（丝织品、胡椒、鸦片和可可豆）在某些地方被视为物品，但也能充当货币。此外，许多白银有时充当货币，有时又充当饰物（例如首饰被拿去典当或熔掉时）。

　　因此，把白银视为一项较特殊的物品，而非现代的钞票，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在白银流入中国那段时期里，也有大量黄金从中国流到欧洲和印度。最后，由于西方学界长期以来把西方视为主动（且有心）将世界结合为一体的力量，这个说法强化了把白银视为送到中国购买消费品的残余价值储藏物的倾向。

　　

　　光绪年间湖北官钱局造银锭

　　但中国这个经济体可能占这时期的世界经济高达四成（若把也正在“白银化”的中国藩属一并纳入的话），其更改货币基础一事所产生的力量不容小觑。一旦我们把这股力量纳入思考，就很难不去把中国的白银需求，视为和西方对瓷器、茶叶等物的需求一样，是“主动”打造全球经济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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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在第六章更全面探讨新世界的白银。在此，重要的是一个较具体的观点：西方在白银出口上的巨大优势，使来自亚洲且能决定时尚走向的象征社会声望的商品大量流入欧洲。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那么多其他的舶来品涌入欧洲，因为它们是欧洲人用白银买来的，使时尚的转变在这里比在其他地方都快（第四章会探讨这一大量输入现象的其他原因）。

　　这一观点认为，这一独一无二的大量输入现象，源于涵盖欧亚美三洲的经济形势，而非源于欧洲独有的某个“物质主义”或“好奇心”。欧洲取得和经营美洲银矿的方式提醒我们，欧洲在海外强取豪夺的行径对其获得经济优势有多么重要（技术上的进步也是重要因素，但如果没占有矿场并强逼人劳动，那也是无济于事）。

　　就这个例子来说，欧洲对海外强取豪夺所产生的成果，加快了时尚改变的脚步，从而使欧洲境内以市场为基础的合意性贸易更快出现；因而，从这方面来说，欧洲在海外胁迫的成果可能相当重要。但至关紧要的是，这个案例说明了欧洲在海外殖民地的高压统治，致使欧洲内部产生了斯密式市场动态般的额外推力（后来又转移到进口替代式的工业化），而不是因为欧洲内部较有效率的市场营销、工业生产，才促成对海外的压迫。

　　最后我们还得记住，即使有白银所导致的奢侈品进口，为时尚机制提供了额外的推力，那些认为欧洲对“非必需品”的需求比中国或日本的需求强劲许多，因而得以在经济上造成差异的说法，仍然只是个假设，绝非如松巴特、布罗代尔等人所认为的已是定论。

　　诚如前面已提过的，不管社会顶层对奢侈性商品的需求有何变化，我们仍然没有什么道理认为，欧洲的“勤劳革命”和大众参与斯密式市场动态的现象，比中国（或大概日本）的这类现象还要显着。新的奢侈性需求有时候会被赋予第二个意涵，也就是认为这一需求促成成功商人与工匠进行新的资本积累，使较大型的经营者具有新的优势，从而催出生雇用无产阶级化工人的资本主义商行；但这种做法仍有待思考。本章最后一节将转而探讨这些论点；至于下一章则会探讨金融制度和“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