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时尚圈中国不如欧洲勤劳

　　但即使如此，当来自亚洲的物品（例如纺织品）影响了欧洲的式样与消费模式时，为什么来自中、日境外的物品，却无一对中、日的式样和消费模式产生同样的影响？

　　西方论及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学术着作，普遍认为中、日两国人民对外国物品不感兴趣，乃是因为他们深信自己的文明较有优势。这一说法的确获得了一些文献的支持，像是乾隆皇帝的一段话，大概是反映这一心态的最着名陈述。他在1793年告诉来华的英国使节，中国所需的东西全可自制，对西方所能拿出的精巧玩物完全不感兴趣；因此他认为没理由扩大贸易关系。对许多史学家来说，这段话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长久以来的心态，这个心态被认为与好奇、贪婪和充满活力的“西方心态”背道而驰。

　　

　　电视剧《戏说乾隆》

　　即使是思维较缜密的学术着作，虽然注意到了中华帝国的心态并非始终如一，因为中华帝国有时拥抱异国事物（以彰显普天之下皆我臣民的皇帝心态），有时又把异国事物拒于门外（以申明中华文化的优越），却还是常把这些皇帝的心态等同于所有“中国人”对外国物品的心态。

　　于是，从这一角度来看，欧洲对外国时尚较感兴趣，也就绝非偶然。这一说法意味着欧洲走上不同的道路，肇因于心态上的根本差异，而这一差异或许与欧洲人整体上更愿意冒险和创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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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只要我们不再以清朝皇帝代表中国，那么就可以想到简单许多的解释，解释中国较不愿意进口大量舶来品的原因。毕竟，中国进口的物品和出口物一样多（由于当时的对外贸易体制，这是势所必然），而且，尤其是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充斥着异国的初级产品：供老饕享用的鱼翅、燕窝（以及许多较不那么异国的黑胡椒），制首饰用的珍珠，从中东和数个太平洋岛屿辗转运来的香，还有珍稀木材。对这些进口物的需求，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剧增。把许多这类物品从马来群岛运到广州的英国商人，发现他们要克服的问题不是供过于求，而是确保供货充足。

　　这些舶来品输入中国的数量，虽然个个都未像烟草、茶叶和糖输入英国那样急速增长，但它们的进口量原本就不可能急速增长。举檀香的例子来说，这类舶来品在中国奇货可居，商人因此四处搜罗这些物品，从而使一些太平洋岛屿的生态严重受创。

　　很讽刺的是，直到驶往中国的船只开始满载鸦片，这些岛屿才从这场浩劫中获救。此外，除了胡椒，这些舶来品几乎都是通过采集而来，而非由人种出来的。光是这一点，就使这些物品的生产不可能像新世界（电视剧）的种植园那样，因为有着大量奴隶在严密残酷监督下密集工作而得以集约化，从而不可能使单位价格下跌。人可以开垦更多土地来生产糖，却无法养殖更多鲨鱼或为生产燕窝的鸟打造更多丛林栖地。曾经有人试图借由掳人为奴来增加采集工的数量（尤其是在苏禄王国，位于今日的菲律宾南部），但采集工作本身的分散性，意味着连奴隶都保有颇大的讨价还价权力；加勒比海种植园那套营运方式在此完全不可能。

　　糖和烟草的消费的确暴增，但（诚如前面已提过的）它们大多产于中国境内，且由自由农生产出来。这意味着它们不但与土地的其他用途竞争，还与生产者利用时间（包括闲暇）的其他可能方式竞争。在这些模式里，不易看到中国人对异国奢侈品不感兴趣的证据。比较可能的情况似乎是，他们所买的舶来品，大部分不易转换为便宜的“日常”奢侈品（就欧洲人欲在东南亚取得的丁香和香料来说，当然亦是如此；糖和烟草也是不在此列的欧洲进口舶来品）。

　　凡是主张中国人对舶来品相对较不感兴趣的论点，都必然会指出进口制造品的稀少。但即使在这点上，诚如柯律格所指出的，中国的艺术鉴赏家所珍藏的物品里，的确包括数样外国物品。乾隆皇帝或许对欧洲的制造物没什么兴趣，但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精英却不尽如此，其中有些人的确收藏了钟和其他西方的奇珍异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