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到恐惧逆转美国运失去的20年

2021-05-06 | 来源: 多维新闻 | 转到微信 | 有5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2021年3月11日，拜登签署1.9万亿美元救济疫情刺激经济计划。(美联社)

　　进口国外商品或服务是对外输出美元的重要途径，美元霸权使得美国长期保持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但这个消费国同时也凭借自己的科技霸权，主导全球产业链，它可以将本土的制造业外包，可以将一些重要技术转移给信任的盟友，但总是以极大的警惕，防止其怀疑的任何国家染指核心技术和产业标准，确保美国及其盟友的公司占据产业链的顶端，获得超额利润。对产业链的牢牢掌控为美国资本的对外投资提供了稳定的利润保证，也使得通过美元霸权的周期性财富收割屡试不爽。

　　美国诱导其他国家按照美国主张的标准建立金融体系，并推进金融自由化，这样美国金融资本就可以长驱直入。由此形成了一种非常高效的财富转移机制：按照美国主张的标准建立金融体系有助于财富的集中，金融自由化则有助于美国对集中起来的财富进行周期性的收割。而这些国家的政府负责维护社会稳定，在必要的时候为美国的财富收割“背锅”。在保持外国政权的“驯服”方面，美国的大量基金会、非政府组织（NGO）和媒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能够进行舆论造势，组织社会运动，即便美国的财富收割机制造成当地经济社会动荡，美国仍有能力动员当地民众将矛头指向自己的政府。这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运作流程，而且往往屡试不爽。

　　这种“非正式帝国”运作的前提，就是表面上尊重各国的国际法律主权（international legal sovereignty），运用形式上平等的条约，将实质上高度不平等的利益分配合法化。但是，相关国家的中央政府究竟是否能够有效号令地方势力，是否能够对外排斥国外政治势力的干预，是否能够有效控制资本、货物、人员和信息的跨境流动，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为此，美国经常动员地方势力、反对党或所谓“公民社会”对抗相关国家的中央政府，用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来限制相关国家中央政府的决策，用保护贸易与金融自由化以及美国国家安全的理由，削弱相关国家中央政府对资本、货物、人员和信息的跨境流动的控制。如果相关国家进行反制，美国用国内法建立“长臂管辖”的丰富历史经验，马上就能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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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帝国模式能够稳定获取巨额利润的关键，就在于将形式上的国家主权和实质上的对内对外控制力分开，借助形式上“独立”的主权，制造其他国家对高度失衡的利益分配安排的“同意”。这种安排使得美国不必直接面对相关国家民众的不满，而是可以一边收割财富，一边让相关国家的政府来“背锅”。这是一种非常“俭省”的帝国治理策略。弗格森想用英国经验“教导”美国，殊不知美国早已实现了更为高级和隐蔽的帝国形态。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征服实际上偏离了这种“俭省”的帝国治理传统，及时止损才是对这一传统的回归。弗格森反其道而行之，事实上会带来更大的治理成本。

　　帝国的成本及其承担者

　　正如历史上的各种帝国一样，美利坚帝国本身的成本和收益在其核心地区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与全球化资本密切关联的产业、区域和人群获得较多的利益，在与全球化资本关联较弱的产业、区域和人群中近年来却产生了较强的相对剥夺感。正是这种相对剥夺感，将特朗普送上了白宫的宝座。

　　美利坚帝国给它的“本部”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成本呢？虽然美国可以通过印刷美元，廉价地获得其他国家的商品和服务，稀释对外债务，但各国对美元的旺盛需求使得美元汇率长期保持高位，推高美国商品出口成本，抑制海外市场对美国商品的需求；在周期性的美元回流之中，美国国内的资产价格也会不断上升，拉大美国国内贫富差距，同时也导致制造业的成本居高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