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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警察跪杀弗洛伊德三宗罪成立

2021-04-22 | 来源: 环球人物杂志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判决”，会成为推动种族平等的一个契机吗？

　　|作者：二水

　　|编辑：咖喱

　　|编审：劳灵格

　　当地时间4月20日下午，肖万被控杀害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一案宣判。判决称，肖万面临的三项指控罪名全部成立，包括一项二级谋杀罪、一项三级谋杀罪和一项二级过失杀人罪。这是12人陪审团经过近3周的法庭审理、听取45名证人的证词、进行10余小时的审议讨论后，最终裁定的结果。

　　

　　·肖万在法官宣判后被扣押带走。

　　判决结果宣布后，等候在法庭外的民众爆发欢呼声，有人互相拥抱，有人忍不住落下眼泪。不少美国媒体将其定义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判决”。

　　当晚，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在白宫发表讲话。哈里斯说，种族不平等问题已存在很久，这不仅是非裔美国人面临的问题，也不仅是美国有色人种面临的问题，而是所有美国人面临的问题。拜登表示，有关肖万的裁决是美国向司法公正迈进的一大步，但这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推进种族平等。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讲话。

　　

　　“洛伊德之死是一起谋杀”

　　2020年5月25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因涉嫌使用假钞被警察抓捕。

　　抓捕过程中，弗洛伊德的脖子被警察肖万用膝盖顶住约9分钟之久，期间，他喊了28次“我无法呼吸”，但是肖万和在场警察对呼救声以及周围民众的指责始终无动于衷。最终，弗洛伊德不治身亡。

　　

　　今年3月29日，弗洛伊德之死案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亨内平县开始审理。当天，检察官杰里·布莱克韦尔先是播放了弗洛伊德遭警方跪压颈部长达9分29秒的视频。布莱克韦尔认为，嫌疑人肖万在弗洛伊德已被制服的情况下仍对其使用“过度且不合理”的力量，由此可断定，弗洛伊德之死是一起谋杀。

　　随后几天内，曾经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多位医疗人员、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凶案组负责人、首席检察官等均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一位医疗人员作证称，自己抵达现场后，发现3名警官压在弗洛伊德身上。当他走近时弗洛伊德时，肉眼基本可判断其已死亡，随后在现场检查中也发现其瞳孔放大，没有了心跳。另一位医疗人员称，自己在到达现场后发觉弗洛伊德停止呼吸，像是已经死亡。随后，他们将弗洛伊德送往医院，救护车的心脏检测仪显示其已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凶案组负责人理查德·齐默尔曼称，肖万跪压弗洛伊德颈部的行为“完全没有必要”，“若疑犯已被戴上手铐，威胁程度就会下降，在场的警员应该不会感到自己身处危险当中。”

　　齐默尔曼1995年加入该市警察局，是内部资深警员之一。他表示，像对弗洛伊德那样的动作并不是警察部门训练的一部分，自己任职警员数十年，从未被训练以跪颈方式制伏疑犯，“如果你的膝盖顶在一个人的脖子上，那可能会杀死他。”

　　针对控方请来的多位证人和一系列的证据，辩方律师则一直强调，弗洛伊德死亡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认为肖万在制伏弗洛伊德的过程中使用了“合理正当的武力”。

　　

　　·庭审现场

　　被告律师称，弗洛伊德之死并非因肖万长时间跪压导致，而与弗洛伊德过量服药及心脏病、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有关。同时，由于肖万在体重上与弗洛伊德相比处于明显劣势，其跪压行为不能被视作过度执法。辩方证人中的一位法医病理学家甚至指出，案发时小客车排放尾气中的一氧化碳，也可能是弗洛伊德的死亡原因之一。

　　4月19日是庭审最后一天，双方进行了结案陈述，随后，12名陪审员被隔离起来进行最后审议。据最高法院公布的信息显示，陪审员包括四名白人女性、两名白人男性、三名黑人男性、一名黑人女性和两名其他族裔女性，年龄从20多岁到60多岁不等。

　　经过一天的会议讨论，12名陪审员一致通过，对肖万控诉的三项罪名成立。同时，法官撤销了肖万的保释，接下来的8周内，他将在明尼苏达州惩教所橡树公园高地监狱中暂时关押，直到被判刑为止。

　　

　　·肖万

　　

　　判决结果深度撕裂美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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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洛伊德案判决前，美国多地气氛紧张，首都华盛顿等多个地区加强了安保。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称，案件事发地所在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看起来就像一个“军事堡垒”。此前，明尼苏达州也已经大范围加强了安保措施。有照片显示，当地的部分区域已被用木板围起来，或者用栅栏隔开，并部署了大量的武装人员和军用车辆。

　　

　　在紧张的氛围中，给肖万定罪一度显得十分困难。

　　去年接手该案的明尼苏达州总检察长基思·埃利森曾警告称， “不是因为我们怀疑自身资源或能力……而是历史的确证明，定罪存在明显挑战。”

　　白人警员在美国即使遭到控告，也鲜有定罪案例。据俄亥俄州州立鲍灵格林大学统计，2005年至2019年间，共有104名警察因执勤时开枪被逮捕，并被控谋杀罪或过失杀人罪，其中仅有35人被判有罪。

　　泰和泰华盛顿律师事务所主任、美国执业律师程绍铭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通常，陪审团要经过数周讨论后，才能给嫌疑人定罪。而此次，12位陪审员仅通过10多个小时就达成一致，肖万的三项罪名全部成立，这样的速度是极为少见的。同时，外界对此案的关注，也是本案迅速定罪的原因之一。

　　程绍铭表示，肖万应该意识到跪在他人脖子上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弗洛伊德反复哀求说“我喘不过气”，多个行人也让肖万把他的膝盖从弗洛伊德的脖子上移开，这些证据都可以用来证明肖万的行为是极不负责任的。对肖万更不利的是，到了最后几分钟，弗洛伊德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反抗能力，他却继续跪在对方脖子上，这完全可以证明他对弗洛伊德生命的藐视，影响陪审团的看法。

　　

　　·法庭最终宣判时，肖万的表情。

　　程绍铭律师还告诉记者，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当辩方律师告诉肖万，他可以在法庭上发言为自己辩护时，肖万摘下口罩露出脸，表情看起来很凶地回答，自己将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权利(即不得被迫自证其罪)，不在法庭上作证。

　　

　　·摘掉口罩的肖万，一脸凶相。

　　程绍铭律师表示，此案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肖万的犯罪动机是什么。如果他说，自己不想伤害他，别人会觉得他说的不可信；另外一种就是他承认，自己就是想制伏他或者怎样，若检方再根据该陈述提出一系列问题，而被告没有回答好，也会很不利。所以肖万选择了拒绝为自己辩护，以避免不利于自己的情况发生，但这也给陪审团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同时，他将自己很凶的一面表现给陪审团，这也是影响陪审团对他定罪的要素之一。

　　至于肖万的定罪年限，最终将由法官宣布。此前，肖万的和解协议说自己愿意用认罪换取10年监禁，但检察官没有同意。根据明尼苏达州法律，二级谋杀罪最高可面临40年监禁，三级谋杀罪最高面临25年监禁，二级过失杀人罪可面临10年监禁和/或2万美元罚款。由于肖万没有前科，预计他的刑期将低于最高刑期40年。

　　程绍铭律师表示，弗洛伊德案揭露的警方暴力执法现象，也是此案关注的焦点之一，可能会推动部分州对警察执法的相关守则进行修改。肖万被定罪两天后，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宣布，司法部已对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警务实践展开全面调查，以查清该警局在历次执法中是否存在歧视性行为，在遇到反抗时是否有过度使用武力的情况。

　　

　　“平权斗争”远未结束

　　肖万被定罪后，美国少数族裔人权组织发表声明说， “争取问责警察和尊重黑人生命的斗争远未结束”。

　　“所有人生而平等”被美国人奉为重要价值观，但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的“膝盖”还重重压在少数族裔的脖颈上。据《纽约时报》统计，自3月29日弗洛伊德案庭审开始至4月17日，全美至少有64人死在执法人员枪口下，其中超过一半是非洲裔和拉美裔。

　　自弗洛伊德死后第二天，也就是2020年5月26日开始，抗议美国种族歧视以及警察暴力执法的示威活动，迅速蔓延至全美各地，纽约、洛杉矶、底特律、休斯敦、波特兰等数百个城市掀起了“黑人命也是命”反种族主义抗议示威活动，以及反警察暴力执法的抗议浪潮。

　　

　　非裔并不是美国种族主义问题的唯一受害者，拉丁裔和亚裔等少数族裔也是长期遭受种族歧视的人群。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以来，少数美国政客借疫情对亚裔进行污名化，导致针对亚裔的暴力仇恨犯罪激增。近几个月来，“停止仇恨亚裔”已成为继“黑人的命也是命”之后新一轮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口号。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指出，美国的种族主义根深蒂固，从不同种族入狱率、财富差距到教育不平等，在大多数社会指标上，少数族裔继续遭受着不成比例的痛苦，而种族主义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评论认为，系统性种族主义是美国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的根源，“直面种族不公正和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历史是美国治愈创伤的唯一途径”。

　　

　　显然，在美国，种族主义是全面性、系统性、持续性的存在。白人至上主义渗透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少数族裔的基本人权备受践踏。这不仅令美国社会陷入空前的割裂，也揭开了“美式人权”的虚伪面具。

　　弗洛伊德家庭律师团队成员亚瑟·里德表示，“真相是，美国政府把非裔美国人派去各地作战，却在美国国内否定我们，所以美国是世界上最虚伪的国家之一，他们去其他国家发动战争，借口是维护人权，但在美国国内终日践踏非洲裔美国人的人权。”

　　

　　1962年，在黑奴解放运动100周年之际，美国非裔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给侄子写过这样一段话来描述当时非裔美国人遭遇的种种社会不公，“我以这个罪行(种族歧视)指控我的国家和我的国人，无论是我，还是时间或历史，都不会原谅他们这个罪行。他们已经毁灭并正在毁灭成千上万的生命，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遗憾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样的“指控”依然在现实中残酷存在。弗洛伊德案的判决，似乎是对此类诉求的一次“正面回应”，但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