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 我在澳洲送外賣日賺千元滿身是傷

2024-04-16 | 來源: 新周刊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圖/Unsplash）

另一個和異化有關的是，我發現只要戴上頭盔穿上外賣服，你就能從人群中隱形。你會發現別人看你的眼光就像看一盆移動的盆栽，廉價又丑陋的那種。人們盡可能地用最簡短的詞匯跟你交流，仿佛你就是一個按鍵，由某些特定的詞匯觸發。

而與此同時，你會感到看這座城市的目光變得前所未有的清晰，就好像只需要騎車路過的那一眼，就看穿了這些過路人的身世和關系——你漸漸對階級和種族變得敏感。

悉尼的外賣員有男有女，他們有深深淺淺的皮膚，但很少有本地人會從事這個職業。我在路上遇到過很多年長的印度(专题)人，他們大多已經送了好幾年外賣。到了晚上，我和年輕的中國留學生(专题)前後腳地推著自行車進公寓樓。

公園裡，悉尼本地人的生活。（圖/受訪者供圖）

移居法國的保加利亞裔學者朱莉婭·克裡斯蒂娃說：“外國人總是工作的那個人。而文明世界、發達國家的本地人認為工作是庸俗的，並表現出漫不經心的貴族派頭和任性”。而闖入一個新社會的外來者是很難任性的，對於“一無所有、誰也不是”的移民，勞動力成為他們“唯一可以免稅出口的財產”和“普遍適用的庫存”。當本地人總是在創業或者在准備創業的路上時，我的生活在找工作和工作中無限循環。

開始送外賣前，我讀了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然後暗下決心像他一樣，做一個愛動腦子的外賣員。送了幾天外賣，我明白了胡安焉的難得。由於我的車技堪憂，大部分時候我不得不全神貫注地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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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中間被撞得七零八碎的長嘴鳥、被壓扁的鴿子，都讓我聯想到自己。恐懼讓我根本無暇像之前那樣滿腦子充斥著不著邊際的遐想，等到回家休息，超身體負荷的體力勞動也讓我無心思考什麼深邃的問題，更別說詳細記錄下自己的心路歷程。

更何況，按胡安焉自己的說法，他算是個工作能力相當出色的快遞員，但我送外賣不僅自己經常受傷，還有各種配送超時致冰淇淋融化、騎車太顛致比薩餅黏成一坨的劣跡，無論是效率還是客戶滿意度都很難與他相提並論。

《我在北京送快遞》

胡安焉著

湖南文藝出版社，2023-3

來澳洲打工度假之前，我以為自己可以在高強度或機械化的工作中保持頭腦清醒——二元論的視角導致了我的自負。送外賣讓我發現，身心作為有機的整體不應被分開討論，過度抽離或許有助於緩解短期的痛苦和內耗，卻也可能導致新的病症。

實際上，體力活消耗的從來都不僅是肉體，現代科技社會早已形成了一整套馴化和異化勞動者的體系。外賣員對此往往有著相當深刻認知，只是單兵作戰的個體無力反抗這個龐大的游戲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