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环杀童案"检方建议改判无罪

　　张玉环被指控在自己家杀死两名男童

　　当年一纸认罪的口供不仅让他失去了自由，更让他失去了名誉。被警察带走后，他无法和家人说上话，哥哥张民强听村干部说他“杀了人”，怀疑他有精神疾病，“要是他脑子糊涂杀了人，就该枪毙他”。开庭以后，张民强才知道弟弟受刑讯逼供做出了有罪供述，这才为张家招致了众多麻烦：受害者家属带人上门闹事，抢走了张玉环家的稻谷，顺走了家里的风扇；弟媳宋小女被村里人追着拿石头砸，不得已带着两个儿子回了娘家；张母也整天在家里哭天喊地。张民强忍不住在法庭上对着张玉环大骂：“没有罪为什么要认，要死死你一个，也不会牵连家里人。”

　　张玉环也怪自己，怎么就没耐住刑讯，怎么就没多想想家人。他越想越后悔，先是绝食，后来想到了自杀，一次是用床单绑在窗户上上吊，一次是拿牙刷往喉咙里捅，都被狱友发现了，没死成。监狱里的管教干部告诉他写申诉信有用，于是他开始写信。一个礼拜写一封，每次和大哥张民强见面时，就把信交给他，叫他寄给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张玉环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写信遇到不会的字，他就翻词典，起初信里有不少错别字，张民强便一个字一个字给他修改，改好后再拿到打印店打成电子版。慢慢地，张玉环还能在信里用上成语，什么矛盾迭出、什么牵强附会。

　　1999年最开始为自己喊冤时，他写道：“我上有老，下有小，都靠我一个人的劳动来维持家中的生活……盼包公早日降临在我身上，为我做主。”三年后，他学会了援引法律条例：“在这样一个恶性案件里，南昌中院以‘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为由判处本人死缓，在这样一个健全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里，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为什么法律上还存在‘基本’两字，‘基本’两字该怎样解释？”再五年后，他学会了在信中列举案件疑点：“杀人现场既没有被害人丢失的遗物，又没有任何痕迹，如何认定；受害儿童手指甲里是否有被告人的皮肉和血液；如果法医鉴定是我用手勒死儿童，必定有我的指纹，对此是否相符。”

　　但寄出去的申诉信都如石沉大海，几年下来，张民强替他存着的复件已经论包计算了。“或许申诉信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一直写信也能让他留存点希望。写信寄信也是我做大哥的能尽到最大的力了。”张民强对记者说，“毕竟我们也要生活。”

　　

　　插图｜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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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马拉松

　　每个冤案背后都有一个坚持上诉，打死不肯放弃的家属，冤案申诉的律师们管这叫“滚钉板”。大多数冤案中，包括“聂树斌案”“周远案”，滚钉板的角色都由他们的母亲承担。但张玉环不一样，张母完全不识字，甚至从未出过村庄，替他反复奔走的只能是哥哥张民强。

　　张民强理智，也会来事儿，是张家村少有的上过高中的人。他早早离开了村子，一个人进县城打拼，1997年以后，便一直在南昌的大学里做后勤工作。我们见面那天，他穿一件深蓝色polo衫，一条黑色西裤，他能从大脑中随时调取张玉环案子的时间节点。

　　“张玉环被警察带走是什么时候？”

　　“1993年10月27日。”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帮忙联系律师的曹映兰记者呢？”

　　“2017年1月22日。”他轻轻拍了拍工作时遗留在裤脚的土，接着补充道，“因为那时小年刚过，曹记者就来找我，说可以帮张玉环找律师，通过他我们找到了王飞律师和尚满庆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