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三峽壩為何洪災還這麼多?

2020-07-21 | 來源: 經濟網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今年夏季汛期，長江上中下游都出現了嚴重的洪澇災害。中國最大的水利工程——長江三峽工程，也再次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

　　面對洪災，三峽大壩到底發揮了什麼作用？

　　文王亦楠

　　第一問：

　　三峽大壩變形了嗎？會潰壩嗎？

　　每年汛期來臨，關於三峽大壩的安全性就會有各種傳言。比如去年6月，一張“谷歌衛星拍攝到三峽大壩已經變形”的照片在網上瘋傳。盡管衛星遙感等專業領域的專家已經出面解答 “大壩變形” 是谷歌衛星影像自身的技術性問題所致，中國航天科技集團還用“牛刀殺雞”的方式，拿出“高分六號”衛星在三峽大壩上空直接拍攝的完整照片，證明“大壩筆直、安然無恙”。

　　但今年汛期，網上又流傳關於三峽大壩“變形”“潰壩”的新說法：“三峽大壩是豆腐渣工程”“三峽大壩即將潰堤”……這與往年流傳的“大壩已經變形，一旦潰壩，半個中國將生靈塗炭”“三峽大壩一直在走動，因為混凝土壩塊是一段段擺在基岩上的，受壓力和溫度影響，必然會發生不同的形變和位移”“三峽大壩已經出現裂縫”等等如出一轍。這些網上傳言引發公眾關注，造成極大恐慌。

　　那麼，三峽大壩的安全性到底如何？能否扛住超大洪水的沖擊？既然國內外均有潰壩的災難案例，那麼三峽大壩會不會潰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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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壩的安全標准按抵御“萬年一遇再加10%”的洪水而設計；

　　大壩混凝土至少500年不會有問題

　　“三峽壩體本身的安全性沒有任何問題。”中國工程院院士、水文學與水資源學家王浩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他的論斷依據是：

　　第一，大壩本身是按照能抵御“萬年一遇”的超大洪水而設計。有水文證據可借鑒推演的長江歷史最大洪水發生在1870年，洪峰流量高達10.5萬立方米/秒。三峽大壩的安全標准按抵御“萬年一遇再加10%”的洪水而設計，即使在洪峰流量高達12.43萬立方米/秒（這樣大的洪水在三峽地區歷史記載上從未發生過）的沖擊下，大壩本身仍能安然無恙。

　　第二，三峽大壩是混凝土重力壩，是最結實的壩型，不僅不怕長期浸水，其抗壓能力反而會在100年內水越泡越結實。實測結果也表明，已經蓄水17年的三峽大壩，目前的混凝土抗壓能力已由當初設計的25兆帕，升至目前的43兆帕，遠遠超出了設計標准。混凝土重力壩不怕洪水漫頂，又有23個泄洪深孔和22個泄洪表孔，有超強泄洪能力，就更不怕超大洪水的來襲了。

　　中國三峽集團總工程師張曙光分析說：從內在因素講，壩體壽命主要取決於混凝土質量。三峽大壩從設計規范、原材料把關到施工管理，都按國家最高標准執行，且在“混凝土抗凍性標號”等直接決定大壩壽命的很多重要參數選擇上，嚴苛程度遠遠超過了三峽大壩的實際環境條件。從目前的實驗結果看，大壩混凝土至少500年不會有問題。三峽大壩並非傳言說的“一段段單獨擺在基岩上”，壩塊之間、壩體和基岩之間都做了嚴格的一體化工程處理，足以抵抗水的沖壓而巋然不動。

　　“混凝土重力壩安全性極高，在全世界已有百年實踐，還沒有瞬間土崩瓦解的潰壩先例。”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秘書長張博庭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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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流傳的“大壩變形”“潰壩”等說法，缺乏科學常識

　　“三峽大壩已經變形”“三峽大壩已平移4米”……近年來，諸如此類聳人聽聞的說法不斷出現在網絡上，每年汛期還會演繹出不同的新版本。

　　對此現象，張曙光總工程師對《中國經濟周刊》介紹說：我們確實曾經說過“大壩彈性變形都在設計允許范圍內”，此話卻被網上一些人斷章取義炒作成“官方終於承認大壩變形”。其實， “彈性變形”是所有構造物受力後都必然會有的現象，道路橋梁、高樓大廈，包括我們腳下踩的水泥地板都有。彈性變形並不可怕，關鍵要看是否在設計允許范圍內。

　　他透露說：“三峽大壩有一套完備的安全監測系統，與主體工程同步實施，共埋設了1.2萬多個儀器監測點，一旦哪裡有異常就會即刻報警。任何細小問題都不會錯過，怎麼可能會出現谷歌照片上那麼誇張的‘變形’。”

　　2019年“三峽大壩變形”謠言沸沸揚揚之際，世界大壩委員會主席Michael F. Rogers專門就此發聲：“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密切關注三峽大壩這一標志性工程的設計和建設。我可以確信地說，三峽大壩是世界上質量最高、設計和建設最好的大壩之一。2012年對三峽工程參觀考察，我親眼看到了工程師為確保大壩安全做出的努力，見證了中國工程界對大壩質量和安全的高度重視。我相信三峽大壩不會出現安全問題，無端謠言將會消失。”

　　對於有人擔心三峽大壩能否抵御原子彈的攻擊，張博庭副秘書長說，這其實早在1958年就是國防議題。因為在當時特殊的國際環境下，首先要考慮三峽大壩成為戰爭攻擊目標的後果。從1959至1988年的30年裡，軍方和工程部門針對化爆命中和核爆命中、滿庫時1000米和400米全線潰壩做了大量模型試驗，最後確定了“最抗炸、不會潰壩”的混凝土重力壩型（三角形大斷面，壩有多高壩底就有多寬）。退一萬步說，假如原子彈直接命中大壩，其後果只是把大壩炸出一個大缺口，相當於幾個關不上的大閘門而已，不可能發生整個水庫瞬間滔天傾瀉的毀滅性潰壩。

　　“所以，網上有人說今年汛期洪水大，三峽大壩抵御不了泄洪壓力會發生變形甚至潰壩，這種擔心完全沒有必要，如果是謠言那就太可笑和荒唐了。” 張博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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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三峽質量檢查報告都直接提交國務院

　　張曙光總工程師介紹說，三峽工程從1994年動工開始，就始終秉持著“不留工程隱患、確保建設質量經得起歷史和實踐檢驗”的原則。除了通常工程項目必有的監理體系外，國務院又專門成立了三峽工程質量檢查專家組，從施工建設期開始一直到現在，每年至少兩次到工地進行全面檢查，並直接向國務院提交質量檢查報告。

　　正是從技術到制度方方面面的嚴苛、完備、高標准的質量監管，才有了今天在國際上備受贊譽的三峽工程，2013年獲得被譽為世界水電行業“諾貝爾獎”的“FIDIC百年工程項目獎”。三峽工程還獲得了2019年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三峽工程雖然是世界最大的水電站，但它的水庫面積和蓄水能力遠遠不是最大的：按面積排名的世界前十大水庫是三峽水庫的4～8倍；按庫容排名的世界前十大水庫是三峽水庫的2～5倍。三峽與它們相比，就是洗臉盆和大水缸的差別。如果說三峽蓄存的這點水都有“潰壩”風險的話，那比三峽庫容大得多的26個水庫的風險又該是何等之巨呢？這些水庫和大壩的建設和安全性，並沒有像三峽這樣遭到質疑甚至造謠，公眾也沒有擔心潰壩的恐慌。這些分布全球各地的大水庫的運行實踐證明，大型水庫和大壩的安全是有保證的。

　　我國資深水利水電專家、兩院院士潘家錚曾評價說，三峽工程是“長江上的鋼鐵長城，千年萬年不會垮，質量非常好”。

　　專家結論：三峽大壩壩體沒有任何安全問題：壩型選擇、設計標准、質量保證決定了三峽大壩不可能發生潰壩。三峽工程是“長江上的鋼鐵長城”。

　　第二問：

　　三峽水庫加劇了重慶、武漢等上下游的洪災嗎？

　　今年汛期，長江上中下游很多地區都出現了比較嚴重的洪澇災害。期間，三峽水庫發揮了什麼作用，是“減緩災情”還是“雪上加霜”？比如說，三峽大壩“氣勢磅礴”的泄洪會加劇中下游地區的洪災嗎？上游重慶市區的被淹是不是因三峽大壩的攔水而導致？

　　在公眾關切和困惑的同時，各種傳言也在網上泛濫：三峽大壩泄洪的破壞力是天然洪水的25倍，三峽泄洪相當於一天往下游傾瀉302.5個西湖的水，導致長江水位暴漲，三峽大壩成了洪水加速器。

　　還有人說：氣候變化及天氣預報充滿變數，水庫管理者根本無法准確地預估水庫中的安全蓄水量，總是緊急無預警地泄洪，導致水壩下游的民眾加倍的遭受暴雨危害。

　　還有傳言說“大壩上游重慶市區的被淹是因為三峽大壩的攔水而導致”。此外，網上還熱傳一張圖片，將近10多年來不同時期關於三峽防洪能力報道的某些“文章標題”專門組合在一起，似乎形成了一個“三峽工程防洪能力不斷縮水”的邏輯：從原來說的“萬年一遇”下降到“千年一遇”“百年一遇”，乃至後來“二十年一遇都成了考驗”。

　　在網上的各種傳言中，三峽水庫似乎成了“幫倒忙、加重上下游洪災的幫凶——需要它泄水的時候它蓄水，需要它蓄水的時候它又泄水”。真的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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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洪能力縮水’完全是斷章取義產生的誤讀” 水利部水旱災害防御司副司長王章立對《中國經濟周刊》說：“根據歷史記錄，我們把長江洪水的嚴重程度分三個等級，即‘百年一遇’、‘千年一遇’、‘ 萬年一遇’，並針對這三個洪水等級，制定了三峽調蓄和下游分蓄洪區的應對方案，主要目標是確保荊江大堤的安全，同時兼顧城陵磯附近和武漢的防洪安全。因為“萬裡長江，險在荊江”，歷史上荊江大堤潰口平均10年一次。一旦決堤，對江漢平原1500萬人和2300萬畝耕地是滅頂之災。

　　1998年百萬官兵以血肉之軀在荊江大堤上嚴防死守的艱難場景，很多人應該都沒忘記。那次雖然守住了大堤，但仍付出了1500多人死亡和2000多億直接經濟損失的代價。而2003年三峽投運後，荊江兩岸的防洪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2010、2012、2016年都出現了比1998年更大的洪峰，但正因為我們有了技術手段——以三峽為骨幹的水庫群聯合調度、攔洪削峰，保證了江漢平原安瀾，大大減輕了中下游地區防洪壓力。”

　　對於備受關注的“水庫調度”問題，王章立介紹：“水利部每年都會編制以三峽為核心的長江流域水庫聯合調度計劃，當汛期洪水超過30000立方米/秒時，水庫調度均由長江防總（長江水利委員會）或國家防總（水利部）負責。目前長江流域有3萬余個汛情實時監視站點，主要幹支流均已覆蓋水文水情自動化監測網絡，再加上現在完全能做到3天內的較為可靠的天氣預報，因此能快速准確地提前掌握上游洪峰流量和時間，從而實現水庫群聯合調度。絕不是傳言說的“水庫管理靠拍腦袋、無安全預警的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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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三峽集團總工張曙光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三峽水庫汛期的防洪庫容有221.5億立方米，主要通過三種方式發揮防洪作用：一是攔洪，即攔蓄超過中下游河道安全泄量的洪水，確保三峽工程以下的長江河道行洪安全；二是削峰，在下游防汛形勢緊張時，削減上游來的大洪峰，減少水庫出庫流量，緩解下游的防洪壓力；三是錯峰，防止上游洪峰與下游洪峰相遭遇，加重下游的防洪壓力。一旦下游防汛形勢好轉，則抓住有利時機，加大出庫流量，降低水庫水位，騰出庫容應對下一次可能發生的大洪水。”

　　在中下游已經嚴重洪澇的情況下，三峽為什麼還要泄洪呢？張曙光總工程師對《中國經濟周刊》回應說：“ 三峽攔蓄洪水是一個動態而非靜止的過程，攔洪、削峰、錯峰要平穩有序地交替進行，而不是始終將洪水牢牢地滯留在三峽水庫裡。因為每年汛期，長江上游都會來多次洪峰，所形成的洪水總量大大超過三峽的防洪庫容。為了隨時能迎接新一輪洪水的來襲，三峽不能一次性蓄水到過高水位（更不可能一次把水庫蓄滿、蓄到175米），而是把那些超過水庫下游安全泄量的洪水攔下來。也就是說，三峽大壩不僅要把來勢洶湧的天然洪峰給攔腰削減下來，避免其對下游幹流兩岸江堤的破壞，同時泄洪時間、泄多少水量的把握一定是在確保長江中下游幹流河道有安全余量的前提下進行。因為有雨情水情實時監測系統，做到這一點並不困難。所以，傳言說‘三峽泄洪的破壞力是天然洪水的25倍’純屬是無稽之談。”

　　王章立進一步用現實數據說：今年7月2日10時三峽水庫迎來了2020年長江第1號洪水，洪峰流量高達53000立方米/秒。按照長江委調度令要求，三峽出庫流量按日均35000立方米/秒控制，多余水量全部攔蓄水庫中，削峰率超過三成。7月4日2時，三峽水庫水位最高漲至149.37米，攔蓄水量近16億立方米，相當於114個西湖水量。三峽水庫下泄量進一步在7月6日，減至31000立方米/秒、7月9日減至28000立方米/秒、7月10日減至25000立方米/秒、7月11日減至19000立方米/秒。這些數據都是公開公布的。

　　“正是通過這樣一個持續削減洪峰、調節洪水從三峽出庫的過程，有效減小了長江中下游水位上漲的速度與幅度，強力緩解了長江中下游地區防洪壓力。”王章立介紹說，為應對這次洪峰，總共有包括三峽在內的30座水庫參與了調度，攔蓄洪水100億立方米，降低了城陵磯水位0.8米左右，實現了蓮花塘站水位不超過保證水位的目標，安全渡過了今年的長江一號洪峰。”

　　100億立方米是什麼概念？“相當於713個西湖水量！試想，如果沒有這些水庫攔洪削峰，我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老天爺用中下游根本承受不了洪峰流量向中下游集中傾盆而下，那今天中下游的洪災又將是什麼情形？”王章立說，一些人誤以為三峽大壩“噴薄而出”的泄洪是讓大壩下游地區的洪災“雪上加霜”，但事實正好相反。

　　對於目前長江中下游嚴重的洪災，中國工程院院士、水文學與水資源學家王浩對《中國經濟周刊》特別強調說：“三峽水庫只能保長江中下游幹流河道的防洪安全，而不能解決支流洪水的問題，支流的洪水只能靠支流上的水庫來調控。此外，長江中下游很多地區的嚴重內澇，暴露出自身的市政建設滯後——排澇系統跟不上，不能“甩鍋”到三峽身上。因為，三峽水庫的泄洪是在中下游幹流河道的安全保障水位之下進行，不可能影響這些地區向長江幹流的排水，更不可能造成泄洪的水倒灌到這些地區。”

　　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秘書長張博庭說：“拿鄱陽湖為例，長江相當於鄱陽湖通向大海的通道。沒有三峽工程的時候，如果長江水位高，鄱陽湖的水不一定能順利地排出去，甚至還會倒灌；有了三峽工程後，長江的水位是可以控制的，因為有雨情水情實時監測系統，可以隨時根據上下游汛情主要矛盾的變化，調整水庫的控泄量。減少出庫流量，長江水位就可下調。三峽這次應對長江1號洪峰的過程，開始一周是將洪水錯峰削減、分幾天泄掉；之後一周由於長江下游地區雨量加大，武漢、鄱陽湖等地都相繼出現了超警戒的高水位，於是三峽水庫立刻開始減小出庫流量，削減力度最大時出庫流量還不到上游入庫流量的一半。今年鄱陽湖多地的水位超過了1998年，但正因為有了三峽工程這個調節器，長江流域的安全度遠高於1998年。如果沒有三峽的調控，今年長江下游的很多地方的防洪局面，肯定要比1998年更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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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備受社會關注的長江流域洪災情況，王浩進一步介紹說： “ 每年汛期國家防總、水利部對以三峽為骨幹的水庫群的聯合調度方案，原則是兼顧幹支流、上下游、左右岸和庫湖塘等幾個方面的水情，以最精准的預測預報、最優的調度、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綜合效益。當前各地出現的嚴重汛情，並不是因為水庫調度不科學不合理，而是我們目前應對洪澇災害的基礎設施建設還亟待加強，否則巧婦也難為無米之炊。一個最典型的例子，美國加拿大主要河流的防洪庫容都足夠大，其梯級水庫的庫容甚至高達河流年徑流量的100%~200%，而我國洪澇災害最嚴重的長江，目前三峽及其上游的梯級水庫的防洪庫容只占河流年徑流量的13%！這是多麼大的差距。試想，早就列入國家相關規劃、一直被擱淺的金沙江虎跳峽水庫，如果建起來的話，今日三峽工程的防洪壓力就會大大緩解，今天整個長江流域的洪災情形也會大不一樣，很多洪水就變為非常寶貴的水資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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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重慶市有個蓋公章的“小區通知”在網上引起關注，說“今年洪水可能會達到1981年以來的最高水位，也即193.38米，要求四樓以下提前做好防汛准備”。隨後有人借此拿“水力坡度”概念在網上炒作說：“三峽水庫的建設加劇了重慶的洪水。由於存在水力坡度，大壩擋水越多，重慶就淹得越厲害”，進而又出現了“到底是保重慶還是保武漢”的議論，讓人似乎感覺“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難以首尾相顧，勢必要犧牲一頭”。

　　“這是一個亟需澄清的、違背史實和科學的誤導，重慶的洪災與目前三峽大壩的攔水沒有任何關系。”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秘書長張博庭向《中國經濟周刊》介紹說：

　　第一、三峽水庫是2003年才投運，1870年～1998年長達120多年的重慶洪水歷史記錄顯示，寸灘（位於重慶市下游地界的重要水文站）的汛期水位通常都在160米左右，水位變化和上游洪水流量完全成正比，幾次大洪水年裡寸灘水位都高達180米以上，最高記錄是1870年的196.25米。沒有三峽前，重慶的洪水位就多次達到這麼高的水平，怎麼今年的高水位就成了三峽造成的呢？第二、三峽水庫蓄水前後的實測數據對比顯示，水力坡度真正影響的范圍基本不超過三峽蓄水高程的1～2米。國家規定三峽水庫的汛限水位是145米，雖然目前水庫不斷攔蓄，但水位仍然保持在160米以下。三峽水庫攔洪根本不會影響到比寸灘地勢更高的重慶主城區。要想解決重慶市的洪水問題，必須依靠重慶上游的水庫實現攔洪削峰。目前，重慶的問題和全國的很多地方一樣，亟待加強水利設施的建設。比如這次洪水流量達80年之最的綦江，如果建有足夠庫容的調蓄水庫，重慶的汛情就決不會這樣了。

　　自古以來長江流域就是洪旱災害的重災區。沒有三峽以前，洪旱災害在人們眼中是天災、只能認命。有了三峽工程以後，三峽卻時常成了“背鍋俠”——旱了或是澇了，上游或是下游，出了問題就有人從三峽這兒找原因。這種思維和邏輯有違科學。

　　從專業角度看，一個亟需澄清和科普的話題是：水庫汛期泄洪也是調控洪水（攔蓄、錯峰）的一種方式，泄洪通常不可能超過天然的洪峰。但最近某些網絡傳言卻制造了一個極易蒙蔽公眾的“謊言”：把“三峽水庫攔蓄洪峰後的泄洪”偷換概念的編造成“水庫造成了洪災”，將三峽水庫泄洪歪曲為加劇洪災。

　　專家結論：過去十多年，以三峽為骨幹的水庫群聯合調度，已多次讓長江中下游躲過滅頂之災。如果沒有三峽大壩及其上游的41座水庫，今天長江中下游的洪災將更加嚴重。要解決長江流域的洪災，我們還需要更多像三峽這樣的水利基礎設施。

　　第三問：

　　當年反對建三峽的那些“預言”應驗了嗎？我們為什麼需要三峽？

　　“三峽大壩若建成，終將被炸掉”。這是當年建設三峽工程時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反對意見之一，做出這一預言的是我國著名水利專家黃萬裡先生。

　　之後反對三峽、質疑三峽，甚至造謠三峽的很多言論，也常常拿黃萬裡先生的這句預言作為依據。時至今日，關於三峽工程是“輕率決策、遺禍無窮”的認知和論調依然存在。

　　近年來，一些自媒體也以“上世紀80年代三峽能否上馬曾爭議甚大”為依據，發布《三峽大壩欠一個向國人跪地謝罪的儀式》《三峽大壩何去何從》《今天的科學家沒人敢出來說真話》等網絡文章，甚至言之鑿鑿：黃萬裡當時預言的12個問題，有11個都應驗了，三峽大壩遲早要拆。盡管這些自媒體的網絡文章嚴重違背歷史、違背科學，更違背事實，但對公眾來說還是造成了相當大的困惑。

　　那麼，上世紀80年代圍繞三峽大壩建設的那場爭議的焦點問題究竟是什麼？當年反對意見中的那些預言，後來究竟是應驗了，還是被實踐證明錯了？

　　

　　“上世紀80年代三峽工程能否上馬，的確在水電行業內部爭議甚大，包括我自己當時也是反對派。”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秘書長張博庭向《中國經濟周刊》講述當年的爭議：大家都知道三峽大壩決策前曾有巨大爭議，但是很多人並不知道，當時一些業內專家反對三峽上馬，並不是像黃萬裡先生那樣認為“三峽工程根本不該幹”，而是完全認同三峽的價值，但在“該何時上馬”這一時間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

　　因為，三峽工程投資巨大，當時水電都是國家投資，在國家財力又比較緊張的情況下，水電業內很多人擔心三峽一旦上馬，勢必影響全國其他的水電項目。比如，當時很多專家主張“先上虎跳峽、後上三峽”，因為兩個水庫的調節庫容相當，但前者的移民壓力、投資規模要遠遠小於後者。後來情況也表明這種擔心不無道理，1992年決策三峽上馬後，廣西龍灘水電站的開工推遲了10年，1996年全國水電開工率是零。

　　“但是，現在回過頭從國家大局來看，當時集中力量辦大事、先幹三峽絕對是英明的，因為越往後拖難度就越大，很可能就幹不成了。”張博庭說。

　　張博庭還講了一個歷史細節：1984年4月國務院已經批准了“150米大壩方案後，重慶市委向中央提出“150米壩高方案對重慶港及其附近航道沒有改善，不能滿足航運要求，建議把三峽大壩正常高水位提高到180米”。若滿足重慶方面的這一要求，移民數量將從30萬猛升至100多萬，移民工作負擔之大令很多人望而卻步。1985年1月，鄧小平同志在聽取有關匯報後指出“三峽是特大的工程項目，要考慮長遠利益，我們應該為子孫後代留下一些好的東西”“低壩方案不好，中壩方案是好方案，從現在即可著手進行”。

　　由於在開工時間、大壩高度等問題上有各種不同意見，1986國務院又決定重新論證三峽工程。所以，上世紀80年代那場爭議的緣起和焦點，與今天很多人基於黃萬裡先生的反對意見而認為“三峽工程根本就不該幹”是不一樣的。

　　張博庭特別講到，黃萬裡先生是我們非常敬重的前輩，他頂住壓力、敢於諫言的品格難能可貴，但他當時對三峽的很多預言，以及對中國水資源情況的判斷，被後來的事實證明確實都錯了。比如，他斷定“不出10年三峽水庫的泥沙卵石就會淤死重慶港、長江就會斷航，20年之內三峽只有投資沒有收益”等等，都被後來的實踐證實是錯的。

　　此外，黃萬裡先生的《長江三峽高壩永不可修的原由簡釋》認為“中國水資源最為豐富，時空分布也合適，在全球為第一，不是張光斗說的第六”，正是基於這樣的認知，黃萬裡先生一直認為沒必要調節水資源，所以一直不贊成包括三峽在內的水庫大壩建設。

　　而事實證明，黃萬裡先生對中國水情的判斷嚴重脫離了實際：中國的水資源量並非世界第一，人均水資源量更是低到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被聯合國列為13個貧水國之一；中國水資源的時空分布都極不均衡，每年汛期（5月～8月）的來水量占全年70%左右。也就是說，本來就嚴重不足的水資源量中，2/3以上又都是威脅人們生命財產的洪水徑流量，而冬春季節枯水又導致農業幹旱。今年6月以來大家深刻感受到的多省市暴雨成災，正是水資源時間分配極不均衡的體現。

　　張博庭深有感慨地說，再偉大的科學家也不可能總是100%正確。可惜的是，黃萬裡先生2001年就去世了，如果他能看到今日的三峽，以他追求科學真理的精神，一定會糾正他過去的錯誤看法，也決不會允許一些人炮制“黃萬裡神話”——打著他的旗號斷章取義、顛倒黑白、造謠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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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網絡上一直甚囂塵上的“三峽大壩遲早要拆”的說法和傳言，中國工程院院士、水文學及水資源學家王浩對《中國經濟周刊》說：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水資源，而天然水資源的時空分布不是均衡分配的，人類不能靠天吃飯，必須有手段來調控。人類進化史長達10萬余年，近100多年才用上電，近幾十年才有了高鐵，沒有電、沒有高鐵、沒有芯片，人類文明照常演進。但如果沒有水，人類5天就會滅絕。水庫、大壩最重要的作用是什麼，就是解決人類的水資源需求問題——把豐水年/豐水期造成災害的洪水蓄存起來，變成枯水年/枯水期的寶貴水資源。如果沒有這種調控能力，人類就只能回到聽天由命的落後狀態。

　　王浩院士特別指出，水庫蓄水能力代表著人類對“天然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 這一矛盾的控制能力。先天不利的氣候地理條件，決定了中國是個特別需要水資源調控的國家，一是嚴重缺水，二是水資源時空分布嚴重不均，洪旱災害特別嚴重。

　　然而，中國目前的蓄水能力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太大。比如：中美兩國的土地面積、地表徑流總量相差不多，但美國水庫的總蓄水量是中國的1.6倍，大型水庫數量是中國的12倍，人均庫容是中國的6.3倍。代表一個國家水庫蓄水能力與河流徑流量之比的庫容系數，歐洲國家為0.9以上，美國為0.66，中國僅為0.3。而我國水資源量最豐富的長江，目前的庫容系數僅為0.13。中國的人均庫容僅為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22%。

　　以上這些數字充分表明，歐美國家從來沒有進入什麼“拆壩時代”，否則怎麼可能有遠高於中國的人均庫容。相反，正因為人均庫容遠遠高於我們，他們能吸納更多的洪水，抵御更大的幹旱。人均庫容這一指標，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水資源調控能力的高低，有了足夠的水庫庫容，洪水就是資源和財富，否則就是危險和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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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三峽集團總工程師張曙光對《中國經濟周刊》說，對於三峽工程來說，三峽發電或許有其他發電方案可以替代，但三峽水庫對於長江的水資源調控作用，沒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替代。

　　除了巨大防洪作用外，三峽工程是我國最大的淡水資源儲備庫、長江大保護的重要生態屏障。從2003年投運到現在，三峽水庫累計為下游補水2664億立方米，這個數字相當於北京市73年的總用水量或6.8億中國人一年的用水總量。三峽水庫有效緩解了長江中下游生產生活生態用水緊張局面。

　　三峽建設前，長江中下游枯水期的最低流量不足4000立方米/秒，重慶到宜昌間的川江河段之凶險就如同“鬼門關”，不知吞噬了多少生命；三峽建設後，中下游枯水期的最低流量得以提升到不低於6000立方米/秒，川江河段變成了大型客輪可晝夜雙向航行的黃金水道。在2014年2月上海抵御鹹潮入侵、2015年6月為“東方之星”沉船事件創造救援條件等，幾次重大水環境突發事件和海事危機的處理過程中，三峽工程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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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氣候變暖問題加劇，極端天氣事件會更加頻繁，洪旱災害的威脅也會更加嚴重，因此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權威機構從2004年起就不斷呼吁 “投資蓄水設施就是投資綠色經濟”，並特別指出：“發達國家已擁有很多基礎設施及大壩，在保障水安全及應對氣候變化的蓄水設施建設上已有良好基礎；而發展中國家限於資金、技術、人力資源等因素，水庫大壩基礎設施還遠遠不足以提供所需的能源及水資源，以支撐其經濟發展，因此建設新壩仍是當務之急”“有了足夠的蓄水能力，才能實施生態調度，維持河流的健康生命”等等。

　　在各地暴雨成災、洪水泛濫的今天，我們再來回顧聯合國、世界銀行的上述呼吁，格外感慨萬千。因為，這十幾年來，圍繞三峽的這些有意或無意的謠言，誤導了社會公眾，幹擾了政府決策，甚至導致一些事關國計民生、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水電水利工程擱淺至今，使我們的水資源調控能力還處在如此低的水平。

　　要想從根本上擺脫洪旱災害對人民生命財產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威脅，我們需要的不僅不是“拆掉大壩”，而是應盡快建設更多像三峽這樣有調蓄能力的水利基礎設施，保障水安全、糧食安全、國家安全。

　　專家結論：三峽工程的最主要功能是增強了水資源調控能力。三峽發電或許有其他方案可以替代，但三峽水庫對於長江水資源的調控作用，沒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替代。洪水並非不可對抗的天災，克服先天不利的氣候地理條件、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切實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都迫切需要盡快提升水資源調控能力。

　　三峽工程國之重器

　　興建三峽工程、治理長江水患是中華民族的百年夢想。1919年，孫中山先生就提出了開發三峽的宏偉設想。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等歷屆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和關心三峽工程論證工作。在歷經半個世紀的勘測設計、規劃論證後，1992年4月，全國人大通過《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

　　三峽工程是治理開發長江的關鍵性骨幹工程，也是世界上承擔綜合功能任務最多的水利水電工程。三峽工程壩址地處長江幹流西陵峽河段、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鎮，控制流域面積約100萬平方公裡。

　　歷時20多年艱苦奮斗，三峽工程初步設計建設任務於2009年如期完成。

　　2018年4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赴三峽工程視察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三峽工程是國之重器，是靠勞動者的辛勤勞動自力更生創造出來的。三峽工程的成功建成和運轉，使多少代中國人開發和利用三峽資源的夢想變為現實，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展的重要標志。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優越性的典范，是中國人民富於智慧和創造性的典范，是中華民族日益走向繁榮強盛的典范。

　　目前，三峽工程已經連續10年實現175米試驗性蓄水目標，防洪、航運、發電、補水等巨大綜合效益顯著發揮，在長江經濟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對保障流域防洪安全、航運安全、供水安全、生態安全以及我國能源安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三峽工程防洪效益顯著。三峽工程作為長江中下游防洪體系中的關鍵骨幹工程，處於長江上游來水進入中下游平原河道的“咽喉”，可控制長江防洪最險的荊江河段95%的洪水來量，武漢以上三分之二的洪水來量。三峽工程建成後起到削峰、錯峰的作用，對長江上游特大洪水的調節作用，是其他任何工程都不能替代的。三峽工程建成後，江漢平原最薄弱的荊江河段防洪標准從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可有效保護1500萬人口和2300萬畝耕地。自2003年蓄水運行以來，三峽水庫已經累計實施攔洪運用53次，總蓄洪量1533億立方米，兩次攔蓄超過70000立方米/秒的特大洪峰，為長江中下游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提供了堅強的安全屏障。

　　今年，受近日長江流域持續強降雨的影響，7月以來長江流域多處河流及湖泊水文站點水位持續上升，長江幹流監利至江陰段、洞庭湖湖區、鄱陽湖湖區等地水位已超防洪警戒水位，部分湖泊、堤壩超保證水位，長江中下游防洪形勢嚴峻。為進一步減輕長江中下游地區防洪壓力，有效控制幹流河道的水位漲勢，三峽水庫下泄流量自7月6日起連續調減5次，5天內出庫流量從35000立方米每秒減少至19000立方米每秒，後續三峽水庫將按照長江委的調度要求進一步控制下泄量。

　　三峽工程綠電效益顯著。三峽電站總裝機容量達2250萬千瓦，多年平均發電量882億千瓦時。三峽電站於2003年7月實現首台機組並網發電，截至2019年底，累計發電量超1.2萬億千瓦時，為國家高質量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綠色電能。三峽水電站發出的強大電力通過三峽輸變電網絡送往華中、華東、南方和川渝電網，直接受益的地區有華中、華東、華南和川渝地區，受益人口超過全國人口的一半。三峽工程電站節能減排效應明顯，相當於節約原煤消耗約5.9億噸、減排二氧化碳約11.8億噸、減排二氧化硫1180多萬噸，其中2018年發電1016.2億千瓦時，首次突破1000億千瓦時，創造國內單座水電站年發電紀錄。

　　三峽工程通航效益顯著。三峽工程蓄水後，改善了長江川江（重慶市至湖北省宜昌市之間的長江河段）660千米河道通航條件，萬噸級船隊可從上海直達重慶，船舶運輸成本降低三分之一以上，使長江成為名副其實的黃金水道。三峽雙線五級船閘2003年投運。截至今年6月，已經連續運行17年，累計運行16.34萬閘次，通過船舶87.53萬艘次，過閘貨運量14.68億噸。2019年，三峽船閘通過貨運量達到1.46億噸，超過設計通過能力(1億噸)46%，是三峽水庫蓄水前該河段最高貨運量(1800萬噸)的8.12倍，極大地促進了長江經濟帶發展和沿江航運的大發展。三峽升船機自2016年9月18日試通航。截至今年6月，累計安全有載運行9800廂次，通過各類船舶約10000艘次、旅客36萬人，充分發揮了過壩快速通道作用，同時提高了樞紐通航調度的靈活性。

　　三峽水庫補水效益顯著。三峽水庫蓄水後，庫區及上游經濟魚類資源增加，近年來多次實施水庫生態調度，促進了中下游經濟魚類繁殖，為發展漁業、改善環境、增加就業和提高民眾生活質量帶來有利影響。截至2019年9月末，三峽水庫累計為下游補水2664億立方米，有效緩解了長江中下游生產生活生態用水緊張局面。三峽工程蓄水後，原有三峽美景並未受太大影響，又增添了高峽平湖等新景觀。三峽壩區成為中外游客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游客數量連年攀升，三峽大壩旅游區2019年接待游客達320萬人。三峽工程正發揮其工業旅游典范效應，帶動長江三峽旅游，進而促進長江黃金旅游帶形成。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三峽水電站、葛洲壩水電站多次調增機組出力，滿足湖北省高峰電力需求，支援當前抗擊疫情各項工作。自1月24日0時至3月底，處在湖北宜昌的三峽電站和葛洲壩電站不斷加大機組出力，累計調增發電計劃30余次，一季度三峽電站、葛洲壩電站發電量達201.6億千瓦時，較去年同期增加3.7%，創歷史新高，有力確保了湖北等受電地區抗疫用電需求。與此同時，在長江委、國家電網、南方電網的大力支持下，長江電力持續加大三峽水庫向長江中下游地區補水力度，一季度三峽水庫累計向下游補水量超100億立方米，上游水位已消落至164.72米，有力支援長江中下游地區復工復產及春耕灌溉用水需求，充分發揮了大國重器的應急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