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對日本有種說不出自大和自卑

2019-09-15 | 來源: 三聯生活周刊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三聯生活周刊：不停發動對外戰爭，是否和明治政府的根本性質有內在聯系？

孫歌：對外擴張是明治政府解決國內問題非常重要的手段，既有內因，也有外因。日本從幕府時期就有武人執政的傳統，這和中國文官執政不同，武人執政後自然會傾向於打仗。靠對外擴張完成資本原始積累也是當時歐洲的現代國家，尤其是日本的學習對象普魯士所采取的方式。戰爭自身十分消耗國力，這就會對戰敗國提出割地、賠款的要求，一旦嘗到甜頭又會准備發動新的戰爭，進入惡性循環。戰爭不僅是獲取物質資源的手段，也是改變社會風氣的途徑。例如西鄉隆盛，他主張征韓論不僅是為擴張，而是覺得明治維新盲目西化，造成了奢靡享樂的風氣在朝野上下流行，他認為是非常有害的，希望用一場戰爭來清除這樣的風氣。總之，以武力解決問題是明治時期最基本的方式，這對日後的歷史進程發生的負面影響不能低估。

三聯生活周刊：你曾經說“中國人對日本有一種說不出的自大和自卑”，這種復雜的悖論情緒是否就來源於對日本現代化轉型過程的一種想象式理解？

孫歌：中國坊間確實是有這樣一種對明治維新混合了羨慕、妒忌的潛意識。近代以來飽受戰亂、對日本和西方列強的割地賠款，對中國人的記憶塑造是非常深的，讓中國人覺得近代沒受過殖民迫害的日本躲過一劫，心理很不平衡。中國人常常覺得我們有幾千年的文明，是宗主國，日本文明發展得很晚，不過是近代占了便宜。好像日本很光鮮亮麗地就變成了一個發達國家，覺得都是明治維新帶來的。但是歷史的事實其實並不是這樣。我們身在其外，無法感受戰爭給他們帶來的內在創傷。有日本傳媒統計日本的抑郁症比例是非常高的，一個完全幸福的社會怎麼會有這麼高的抑郁症比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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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生活周刊：除了政治經濟方面的結果，明治維新的西方化過程對日本文化直至今日的自我定位也產生了重大影響。日本思想家竹內好在上世紀40年代批判日本文化“轉向”特性時曾諷刺：“文化總是從西方來的。”他認為日本向強者（西方）看齊的“優等生文化”導致自我意識的喪失，反倒是中國現代化轉型過程雖然掙扎得多，但正是在掙扎的過程中保留了確立文化上的自我的可能性，魯迅是做出這種努力的傑出代表。以竹內好為代表的強調日本文化主體意識的知識分子是如何反思明治維新的？對我們反思中國的現代化轉型有何啟發？

孫歌：竹內好本人有一句非常精辟的話：明治維新大於明治政府。他想去發掘的，正是明治維新這個歷史過程比明治政府所作所為更豐富的可能性。竹內好尤其關注維新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西鄉因為堅持征韓論遭反對，辭職回鄉後發動反政府的西南戰爭，兵敗而死。竹內好在這裡看到了“抵抗”和“革命”的因素，這是他認為日本文化中最需要但是始終缺少的，他希望激活歷史的另外可能性。竹內好最欣賞現代中國文化的，是不安於穩定和自我批判的能力，他把孫中山、魯迅、毛澤東打造成一個序列，核心的思想信條是“不斷革命”。應該說，正是日本文化的優等生性格，反襯出了竹內好思考的深度。

對竹內好他們而言，一個國家建立主體性需要有主體性的國民，這是明治維新沒能完成卻開了先河的思想與文化課題。明治維新時期的思想家，比如福澤諭吉、中江兆民，都留下了這樣的思想遺產。福澤諭吉因為“脫亞”論出名，實際上那只是很短的一篇文章，他更多關注的是如何對民眾啟蒙。《文明論概略》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念，是把“智”放在比“德”更重要的位置上，這和中國人習慣的排序是不同的。福澤諭吉認為，沒有“智”的“德”就可能是偽道德，無智之人會固守外在的、空洞的道德信條，不會使道德成為公共生活的紐帶；“智”主要指的是公共智慧，就是在特定時間、空間點上進行准確判斷和選擇的能力，這也是對政治能力的基本要求。因此智慧不可能是固定的教條；世上有偽君子，沒有偽智者，就證明了這一點。要想造就有道德的國民，先要使國民擁有智慧。與福澤渝吉同時期，中江兆民則論述了進化的多樣性問題。他反對只把西歐的現代化視為唯一進化形態的單線思維，認為不僅歐洲有進化，非洲食人族、土耳其、波斯也各自有自己的進化道路。他特別指出，進化之神的大敵就是不問時間地點的脫離實際的言行。這當然是有具體所指的，中江兆民批評的是盲目的歐化與盲目的武力擴張。在甲午戰爭之前，他就警告明治政府不要輕易與中國為敵，倡導日本對世界采取和平政策，避免戰爭，減輕人民負擔。可以說，中江兆民體現了福澤渝吉所提倡的公共智慧，更顯示了大於明治政府的明治維新的另類可能性。

中國人太急於現代化了，但我們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許多問題都沒有得到認知。日本思想家的這些思考，比如福澤諭吉提出的“智”的重要性、中江兆民提出的進化的多樣性、竹內好提出的明治維新大於明治政府的視角，這些思想遺產都是耐人尋味的。如果我們能以同樣的方式看待自己的歷史，或許我們的公共智慧也會更成熟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