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行走在刀口上”的職業人

2019-07-19 | 來源: 新京報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到今年5月6日，唐順保經過了6次介入治療。身體尚未恢復的他在家實在閒不住，回到了工作崗位。

　　在建水監獄醫院，不少和唐順保一樣，同時擔任醫生和警察兩個角色。這意味著，他們的工作中要同時兼顧管理和治療。用范雲富的話說，病犯首先是一名服刑人員，要接受勞動改造、教育改造，其次是艾滋病人，還要接受診療。“就醫是權利，改造是義務。”

　　

　　唐順保和另一名醫生在為艾滋病犯診療。新京報記者吳江攝

　　職業暴露的風險

　　與平時工作的辛苦和難度相比，隨時可能面臨的職業暴露讓這份工作的危險更加難以捉摸，突發情況是最大的變數。

　　趙劍泉是建水監獄醫院第7個發生職業暴露的醫生。2016年，在一次儀器故障時，血濺到她臉上，當時趙劍泉臉上有痤瘡，存在創面。血濺到臉上的時候，她懵了兩分鍾，然後真切地感到害怕。

　　在第一時間進行抗阻斷治療後，她仍忍不住發問，“怎麼就偏偏發生在我身上？”

　　後來她才知道，她並不是建水監獄醫院唯一發生過職業暴露的醫生。發生職業暴露後，大家都選擇默默承擔，除了心理上不願讓別人知道，也怕引起同事的恐慌。

　　范雲富在2011年遇到了他職業生涯的第二次職業暴露。在與艾滋病犯談話時，罪犯突然站起身企圖自殺，一頭撞在玻璃上，當時罪犯前額流血不止，范雲富立即對其進行止血治療。“當時沒覺得什麼，處理完之後，覺得眼睛看不清，摘下眼鏡一看，鏡片內壁有血跡，很可能濺到眼睛裡了。”范雲富回憶，“因為角膜和HIV病毒的親和力很高，該艾滋病犯的病毒載量也很高，評估下來職業暴露被傳染的可能性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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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第一次發生職業暴露時比，范雲富不再恐慌服用抗阻斷藥物所產生的頭暈、惡心副作用，但內心的焦慮絲毫不減。

　　上一次的幸運並不代表這一次的平穩落地，對於發生了職業暴露的人來說，等待檢驗結果的過程就是就像在等待宣判。

　　通常，他們需要連續吃28天的抗阻斷，經過3個月甚至更長時間的窗口期，檢驗結果沒事才算“渡”到安全區。

　　唐順保也發生過兩次職業暴露，一次是2014年4月11日，在轉送艾滋病服刑人員鄭某到醫院就醫途中，鄭某艾滋病性腦病發作，不停用雙腳踢車門，還有抓人的舉動。唐順保被抓傷了，皮質層破掉了。

　　他不願多說起職業暴露的經歷，“我自己知道情況算輕的”，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唐順保都是自己轉送病人，坐在後面車廂看押著罪犯。“一些小同志跟我一起去城裡送病人，我會讓他們坐在救護車前排，即使他們自告奮勇坐在後面，也會緊張、害怕。”

　　趙劍泉在發生職業暴露時暗下決心，如果幸運沒感染，就申請調走。後來檢查結果HIV陰性，她又改變了主意。“畢竟是自己的工作，如果都有畏難的情緒，那這個工作誰來做。”

　　監獄醫生壓力大，工作中容易發生職業暴露，但目前關於這方面的賠償保障機制仍然空白。范雲富呼吁成立一個專門的基金，“在特殊場合產生的職業暴露風險，沒有保險公司願意擔保。算不算工傷現在也沒有相關規定。發生職業暴露只有抗阻斷，但並不保證百分之百成功，一旦有了萬一，我和我的家庭怎麼辦？”

　　歸隊的“逃兵”

　　也有人想過逃離。王錦紅曾經慎重並堅決地想要調崗。“我覺得我做不下去了，明明盡全力了，但病患還是一個接一個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