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坠楼那些改变和无法改变的事

2018-06-30 | 来源: 后窗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然而，一切被叫停了。

　　在回忆2016年9月的情况时，庆阳六中校长助理范东新称李依依“开始变得不太正常”。

　　在确诊抑郁后不久，李依依申请了新的宿舍，活泼的罗云和另一个女生被安排和她住在一起，班主任告诉罗云，李依依有抑郁症，“希望能多带一带她。”那个时候，罗云对抑郁症的了解近乎于无，在她的认知中，抑郁的表现是情绪低落，但是只要多交流，就会变得好起来。

　　那时，抑郁和剧烈的头痛如影随形，没有安眠药李依依无法入睡。父亲带她辗转各地求医，但学校催女儿回校念书，他们的态度让李军明觉得“强硬”：“他们说，现在高三了，你明白吗?送学校来，我们懂教育学和心理学，我们照顾孩子。”

　　情况并没有好转，在遭到猥亵后的653天里，父亲说，李依依十几次试图自杀（编者注：官方通告中为四次）。2017年5月，她被北京安定医院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症状的表现是出现攻击性行为、自伤或自杀行为。李依依几次服用大量抗抑郁药物被送去洗胃。她偷藏过父亲给果树打的农药，也曾撕开床单结成绳子。她试图从学校教学楼顶楼跳下，被消防员许积伟救了下来。但一年后，许积伟没有拉住她。

　　李依依曾写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神经寻死，自己努力为自己找活下去的理由更让人觉得痛苦。”

　　傅成最后一次见到李依依，是在她服药自杀未果后。那是去年的元宵节，烟花“嘭”“嘭”地在天空炸开，满城喜气洋洋。傅成走出教室，想去连接教学楼的天桥上看烟花，他看见，李依依一个人站在天桥上。

　　“她说头疼得厉害，想吹吹风”。这一晚，班主任张罗着给大家煮元宵，傅成喊住李依依，想让她尝尝。他用一次性杯子装了几个元宵，但记不得有没有递到她手上。他唯一记得的，是女孩抬头望着烟花，半张脸笼在夜色中，神色漠然。

　　在学校的半年里，她的话变得越来越少，然而，在高三的备考压力下，每个人都自顾自地，她的沉默几乎没有激起任何水花。

　　去年5月李依依从学校顶楼栏杆上被救下来之后，学校告诫学生不许把这件事外传，不要告诉家长，担心视频或者照片外泄，还查了一段时间手机。学校组织的班会上刻意强调了心理健康的内容，一位班主任告诉学生，要不断强化自己的抗压能力，不要轻易放弃生命，“要多想想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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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李军明来说，女儿已是风中忽闪的烛火，必须小心翼翼护持。

　　教育局调查吴永厚猥亵事件时，为了避免女儿在询问中受到刺激，他拒绝调查组和女儿直接见面。发现女儿藏起的农药后，他不动声色地取走埋掉。女儿喜欢买新衣服，许多吊牌都不曾摘下，他也从来不曾拒绝。

　　为了给女儿看病，李军明借了许多外债，他不敢让女儿知道，叮嘱哥哥们不要说漏嘴。

　　李依依也曾试图躲开疾病的拨弄，她跟自己说“不要放弃”，“要坚强”，但最终，还是滑了下去。

　　直到今年，她仍然没有放弃高考，每天在自学单词的软件上打卡。二伯问她想考哪里，她说：“不用太好的学校，想读法律。” 二伯的心“咯噔”一下，隐约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会刺激到孩子的话题，忙岔开了话题。

　　春节里，李依依和弟弟花了两天时间布置自己老家的房间。她在墙上涂了两棵绿色的苹果树，空白的地方，贴上了自己画的素描。

　　李依依去世前几个月，父亲借钱的事情暴露了。她发现家庭的生活条件比原来差了些。父亲带着他们换了租住的屋子，这是一间建在平房之上的彩钢板房，每月房租不到300元。夏天没有空调，闷热不堪，父亲和弟弟挤在一张1米6的床上。

　　李依依选择去打工，她在一家蛋糕店断断续续工作了一个月，今年6月11日，她应聘了一家服装店的导购，这家店位于小十字地下商业街，距她跳楼的丽晶百货不足百米。每天和同事轮班，工作6个小时。加上提成，月收入可以达到2000多。

　　她是店里最年轻的姑娘，应聘那天，李依依担心自己没有销售经验。店长宽慰了她，几天后，这个姑娘给了她很多惊喜，起初很腼腆，但上手很快，招揽顾客“没一点问题”。

　　也差不多在这段时间，父亲刻意藏起的检察院不予起诉（吴永厚）决定书被李依依翻了出来。过了几天，她才开口和父亲交流这件事：“爸，两年了，两年了，哪有个公理？你还奔波个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