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趙高：廬山會議看政治家林彪

2016-11-18 | 來源: 荏苒博客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我們知道，毛澤東之所以能成功地發動文革，其中起決定性的籌碼，就是全國性狂熱的個人崇拜。但掀起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最大“功臣”是誰？是林彪。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林彪鼓吹毛澤東的個人迷信不是一朝即興，而是多年積累。早在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林彪就對毛澤東投桃報李，開始制造對毛的個人崇拜。而林彪的鼓吹，不僅有精辟的語言，極致的方式，而且能夠與日常工作融為一體，因而產生了獨到的感染力和號召力。請看，林彪曾多次號召：“一定要把毛澤東思想學到手！”“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現在的馬列主義就是我們毛澤東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現時代的頂峰。”不久，林彪又提出了“四個第一”，即所謂的“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為此，毛澤東“龍心大悅”。1963年11月16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等人的一封信中，充分肯定了林彪的工作，講到林彪提出的“四個第一”時，又一次說：“四個第一好，這是個創造。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工作，經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又更理論化了。”毛澤東的這一贊揚為林彪推行“個人崇拜”提供了助力。1964年2月，毛澤東在接見活動中再次贊揚林彪：“四個第一好。我們在以前也未想到什麼四個第一，這是個創造。誰說我們中國人沒有發明創造？四個第一就是創造，是個發現。”

　　有人說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實質上，林彪才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真正的旗手。而旗手的作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是任何人都無法替代的。在這個問題上，一些“挺林派”們因為林彪當慣了甩手掌櫃，並一再推辭當毛澤東的接班人，便斷言林彪在文革中是所謂觀潮派，逍遙派，殊不知林彪在文革中實質上是毛澤東的一面精神旗幟，沒有這面精神旗幟，毛澤東的文革幾乎就像失去靈魂一樣蒼白。而文革的活力，文革的張力，文革那摧枯拉朽、雷霆萬鈞的造勢，離得開林彪對毛澤東那鮮活獨到、誇張到極致且不容置疑的吹捧語言嗎？這就是毛澤東為什麼迫不及待且幾乎是霸王硬上弓地將林彪這個“觀潮派”“逍遙派”請上二把手位置的真正原因。可見，林彪在文革中發揮的“正能量”，超過了政治局常委或文革小組中的任何一個人，而且這種“正能量”非林彪本人莫屬，黨內任何政治高手，都是無法制造出來的。

　　因此，如果說文革是毛澤東一個比三面紅旗更大的罪錯，那麼，林彪在其中承擔的政治責任可以說超過了周恩來、江青和康生。就是說，雖然林彪在文革中所做的具體事情很少，但以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獨到的政治方式，所釋放出來的政治能量是極其巨大的。這才是文革歷史真相和本質的一部分。至於林彪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功”，據說是“堅持抓生產搞建設”，不知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之間的內訌，究竟有多少是圍繞“抓生產搞建設”展開的？除了由林彪主持、陳伯達執筆的九大政治報告中著重提到了經濟建設，而這個報告又被毛澤東否決外，林江之間幾次大的沖突恐怕很少是圍繞這個主題的吧。而那個政治報告之所以被毛澤東否決，除了經濟建設提得過多外，恐怕還有一個因素，就是陳伯達起草報告一拖再拖，弄得毛澤東不耐煩了吧。而且這個報告沒出籠就胎死腹中，還沒有和張春橋起草的報告照面呢，談何“斗爭”呢？為此，就引出評價林彪的第三個原則。

　　第三個原則：林彪集團的政治性質，究竟是屬於“毛主席司令部”麾下的文革派陣營，還是屬於對抗文革的“反文革”陣營？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之間的摩擦和沖突，究竟是屬於同一政治陣營內部的派系斗爭、權力斗爭和利益之爭，還是屬於對文革政治逆流的正義抗爭？或者是將文革危害降到最低限度的政治努力？對林彪集團的政治定性，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來不得半點含糊。政治定性錯了，歷史真相和歷史本質的黑白就被顛倒了。實質上，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只要舉出林彪事件中那個最基本、最關鍵的歷史事實，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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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開石先生說：“林彪以自己死不檢討的方式堅持自己的正確觀點，又有誰能做到呢？毛澤東之下，僅僅一個林彪而已！憑這一點，還有誰有資格批評林彪呢？即使耿直如彭德懷，也還是要檢討自己錯了的，更不用說一些其他的人了。憑這一點，林彪的曲意逢迎、吹捧毛澤東的行為難道不可以一筆勾銷嗎？”

　　這段話，真是糊塗之至。借問，“林彪以死不檢討的方式堅持的那個正確觀點”，又是什麼？難道不是1970年廬山會議上他重彈的那個“老調”——天才論嗎？不就是他首創的四個副詞嗎？這可是他制造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全部政治資本。而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之間最大規模的政治斗爭，或最關鍵的政治斗爭圍繞的主題，不就是這個“天才論”和“四個副詞”嗎？

　　我總是弄不明白這樣一個問題，一些挺林派的學者總是認定廬山會議上林彪發起倒張，完全是出於對江青集團幹擾中央正常工作、肆意攻擊周恩來行為的制約。而當時中央工作“民心所向”的大局，自然是迅速結束文革，恢復生產生活秩序，注重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結束政治運動，重建法制，促成社會安定。然而，林彪倒張，果真是為了這個“大局”而和江青等人作斗爭嗎？事情恐怕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