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情：陈敏尔祭出贵州模式

2016-07-22 | 来源: 马拉博客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近日，中国国务院公布了对各省级政府质量工作考核结果。“贵州由上一年度的C级跨入B级行列,成功实现全国排名的争比进位”。7月21日出版的《贵州日报》称，进入十二五,贵州的经济发展按下了“快进键”、跑出了“加速度”,经济增速排名一直位居全国前列。日报说，“质量考核升级,让世界看到贵州力量”。

　　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图源：其他网络来源)

　　舆论观察家嗅到，近期陈敏尔治下的贵州被媒体不断地释放出贵州“取得的骄人成绩”，被定义为“贵州模式”，就连有中国民主党派机关报之称的“光明日报”的网站，此前也在新闻标题中提到《人民日报头版探讨贵州模式：靠大数据大旅游大生态后发赶超》。自2015年7月，陈敏尔被提升为贵州省委书记算起，正好一年的时间“贵州模式”俨然初露端倪。

　　何谓“贵州模式”

　　尽管陈敏尔原本就是中共党宣系统出身的官僚，做过县级宣传部长、省级宣传部长和省报的社长，但陈敏尔还没有主动地将“贵州模式”总结出来。“贵州模式”源于党报以及舆论给出的一个概念。

　　从中共党报的报道中，抽离出几个词汇来还是可以大概看清楚“贵州模式”的基本框架。“脱贫、教育、基建，被认为是陈敏尔治理贵州的三板斧”，这三个名词组成了“贵州模式”的基本概念。其中，“脱贫”即精准扶贫的概念来自于习近平的提法，陈敏尔在贵州落实到位，因而得到了习的肯定。

　　“守住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陈敏尔进入贵州官场后，说得最多的就是“底线”。陈敏尔在就任省委书记后的第一月，就提出了“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口号。其后，差不多在公开场合下，言必及“底线”。

　　“大数据大旅游大生态”，贵州是旅游资源大省，大旅游大生态并难理解，“大数据”则是陈敏尔为贵州打造的一个“利刃”，李克强在参观完贵州的大数据应用情况时说，“贵州这样一个中国欠发达省份能够跃上一个新高地，本身就可以说明，中国的潜力是巨大的。”

　　缘何获得认可？

　　6月16日，陈敏尔又一次在公开场合强调“把脱贫攻坚作为贵州头等大事”。贵州作为中国贫困人口较多的省份，最大的政绩就是尽可能多的人口脱贫。

　　习近平主政以来，表现出对中国脱贫工作具有极大的关注度。2015年6月，习到贵州考察时，“强调要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此后“精准扶贫”一度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

　　观察家认为，这是反腐之外，习近平能够做到的最得民心的做法了。陈敏尔作为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的旧部，领会并执行老领导的意图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至于教育、基建、生态、旅游都是一抓就能出政绩的领域，贵州在各方面与东中部省份比差距较大，陈敏尔需要的政绩也恰恰是贵州民众迫切需求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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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则更符合李克强的胃口，本届政府的一个很大的经济刺激点就是“互联网+”的理念。大数据实际上就是架构在互联网+平台之上的一个手段或者工具而已。陈敏尔在贵州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前瞻性地使用了“大数据”的概念，尽管还需要假日时日来建议贵州大数据为贵州民众带来多少的真正效益，但不妨碍贵州一跃成为中国“经济新高地”，进而成为“政治新高地”。

　　陈敏尔主政贵州的一系列动作，有意无意间找准了与中央的契合点。解决贫困问题、五个全面、互联网+、教育、基建、生态、旅游……各个领域的“齐头并进”背后，最重要的是数据说话——2015年，在各省GDP增速普遍下滑的情况下，贵州省以10.7%的增速稳居中国第二，仅次于孙政才主政的重庆。中共党内人士称，虽然贵州经济有总量小、发展态势好等条件，但本届领导班子稳住了态势，陈敏尔功不可没。

　　与广东模式、重庆模式大不同

　　每隔几年，中国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政治或经济的发展新模式，与此同时，新模式的出现也通常被国内舆论将“某某模式”。

　　仅仅以中共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现的模式为例，最早的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浙江模式……每一个模式的背后都是一个地区经济被形势“逼迫”得不得已的结果。相同点是，地区行政主官的敢于担责和尝试，或有政治上的企图，但也确实冒着丢掉乌纱帽的危险；不同点是，无论哪个模式，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内外因素，很难变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模式推广开来。

　　时间上并不遥远的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曾经红极一时，陈敏尔的“贵州模式”之前也曾被拿来与之作比较。

　　2016年的贵州两会上，观察人士注意到，“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再提‘蛋糕论”，让人想起十八大之前的广东和重庆一南一北的隔空对决。蛋糕论是指中共政治术语中关于经济发展和收入再分配的隐喻。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做蛋糕’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分蛋糕’，影响整个中国政坛，一时瑜亮难分仲伯。”

　　当年，广东地区想要更快速的发展，提出国际性影响力的经济目标，“做大蛋糕”是当务之急；偏居西部的重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优先考虑民生和分配问题，理念是“先分好蛋糕”。陈敏尔则说，既要不断把“蛋糕”做大，又要不断把做大的“蛋糕”分好，实现有温度、可持续的发展。

　　广东模式随着汪洋升任中央政府的副总理而渐渐出离于舆论的关注，重庆模式则因为王立军出逃美国驻成都使领馆而引发中国官场的多米诺骨牌的倒塌，也从最初的褒义变成了贬义。

　　成为贵州省委书记一年后，媒体已经注意到，贵州经济已经在此前老少边穷的基础上，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地方经济的标兵。

　　比较而言，目前“贵州模式”既淡化了重庆模式中的政治色彩，也没有像广东模式那样“经济解放思想”，贵州的贫穷和落后需要时间来改变，“贵州模式”实际上还处于“脱贫”与“新技术应用”的阶段，但对官员的政绩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来说，却是解决了眼前最现实的问题。

　　贵州已成为新的政治高地是不争的事实，“贵州模式”是一任父母官造福桑梓的心血，抑或是政治家从政的资本都不是什么坏事，最重要的是不是能够为当地人们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尊严、财富和自由。观察人士认为，当下陈敏尔的“贵州模式”唯一的选择是，如何稳稳当当地因地制宜地做到“有一块属于贵州自己的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