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女特工黃慕蘭今迎110歲生日

2016-07-17 | 來源: 澎湃新聞網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2016年7月18日，黃慕蘭在杭州迎來她110歲的生日。

　　圖片來自《黃慕蘭自傳》，30年代初以學生形象從事地下工作的黃慕蘭。

　　這位出身書香名門的老人，1907年生於湖南瀏陽，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將一生最光輝的歲月投入革命。她隱藏黨員身份，轉入地下，屢立奇功，曾救周恩來於危難中。

　　在黃慕蘭110歲的這一年，她親述的《黃慕蘭自傳：最美紅色女“特工”親述》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再版。全書共38章，31萬余字。該自傳首度出版於2004年，講述了這位傳奇紅色女“特工”波瀾的一生，也展現了中國革命壯闊的百年。

　　在書中，黃慕蘭回憶了她接受進步思想的少年時期、從事地下革命活動的青年時期以及錯案平反後安度的晚年時光。其中，書中大篇幅講述了她的四段婚姻與革命工作密不可分的關系，也記敘了她與周恩來、鄧穎超、董必武等革命元勳交往的經歷。

　　韶齡入周南，壯志慕蘭

　　黃慕蘭於1907年7月18日（農歷六月初九）出生在革命老區湖南省瀏陽縣。

　　黃慕蘭的父親黃穎初是當地有名的文人，與譚嗣同、唐才常一同在名儒歐陽中鵠門下受教。辛亥革命以後，黃穎初任長沙岳麓書院主任教習，是黃興、蔡鍔等人的老師。

　　黃穎初思想開明，對長女黃慕蘭十分寵愛，從未讓她受纏足之苦。幼年的黃慕蘭展現出極強的記憶和語言天賦，三四歲時，就能把新學的唐詩倒背如流。她還十分善於學各地的方言，到長沙學會了長沙話，到武昌又很快學會了講湖北話。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前的春天，黃慕蘭進入進步教育家朱劍凡夫婦創辦的周南女校讀書，所用的學名是父親在她出生時取的名字，名彰定，字淑儀。

　　周南女校培養了許多傑出的人才，其中如向警予、蔡暢等，都是中國婦女革命運動的先驅。黃慕蘭說，有幸在那裡接受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教育。

　　五四運動爆發後，黃慕蘭和周南女校的同學們積極參加運動。然而，當時周南女校的教導主任思想保守，在通過民意測驗了解到贊成罷課的同學姓名後，就分別給這些學生的家裡寫信，含糊其辭地請學生家長把自己的孩子接回家去教育。黃穎初收到信後，不知女兒發生了什麼事，又因妻子病重，於是以“母病速歸”為由，將女兒接回家。

　　與同學、師長告別的黃慕蘭沒有想到，“這一離校門，就再沒有回去”。

　　

　　黃慕蘭

　　雖然在周南的學習生活只有半年，但在那裡所接受的啟蒙教育卻對黃慕蘭日後走上革命道路產生重大影響，她說：“七年以後，我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決心在中國革命的道路上奮斗終生。所以，飲水思源，不能不歸功於五四運動的啟蒙。”

　　離開周南女校後的黃慕蘭，之所以會走上革命的道路，還要緣起於她的第一段婚姻。

　　1923年，年僅16歲的黃慕蘭遵循父母意願，包辦完婚。對方與黃慕蘭從小訂婚，是位嬌生慣養、脾氣很大的公子少爺。嫁過去後，黃慕蘭忍受不了對方抽鴉片、打丫環的惡習，於是，請求父親接自己回家。

　　1925年，歸寧的黃慕蘭開始在家中自修，這段時間裡，她閱讀了《列女傳》，其中最喜歡的就是花木蘭的事跡，非常欽佩花木蘭的孝友智勇，所以，參加革命後，她為自己改名“慕蘭”。

　　其時，恰逢北伐大革命高潮，提倡婦女解放，黃慕蘭父親很是推崇婦女革命先烈秋瑾，而秋瑾就是因為對包辦婚姻的不滿而投身於民主革命中。

　　以秋瑾為榜樣的黃慕蘭，在北伐戰爭前讀了大量與革命有關的文章、傳單、簡報，與父親一起學習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學說和《總理遺囑》：“深知欲達到革命之目的，必須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

　　於是，帶著對革命的憧憬，和擺脫封建包辦婚姻的束縛並求得自身解放，黃慕蘭離開武昌的家中，到漢口的英美煙草公司去支援女工們的罷工斗爭。

　　在工會，黃慕蘭結識了領導罷工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湖北省委組織部長李子芬，和領導婦女運動的中國國民黨武漢特別市黨部的婦女部長杜韞章。在這二人的引領下，黃慕蘭加入了共青團，1926年11月轉入共產黨，之後以跨黨的中共黨員身份，在國民黨特別市黨部第二次黨員代表會上當選執委兼婦女部長。

　　1926年12月，國共兩黨在漢口的臨時中央決定派黃慕蘭去蘇聯學習，在上海候船時，董必武從武漢給在上海的黨中央委員瞿秋白打了一個電報：“因工作需要，說服黃慕蘭放棄赴蘇聯學習，轉回武漢。”當時的黃慕蘭不願放棄這個學習的好機會，但瞿秋白夫婦再三婉言勸導，告訴她如果不是革命工作的迫切需要，組織上也不會輕易改變派她赴蘇留學的決定。黃慕蘭最終服從組織的決定，返回武漢繼續革命工作。

　　後來回憶起自己參與革命歷程的黃慕蘭說：“如果家裡給我包辦的婚姻稱心如意，我就不可能那麼堅定地走出家庭參加革命，而且又適逢其會地立即投身到迎接北伐的大革命高潮中去。當時有很多知識分子，尤其是知識女性，大半是為了反對包辦婚姻的封建壓迫而走出家庭投身革命的，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潮流。”

　　奇婚奇緣，別夫別子

　　黃慕蘭一生有四段婚姻，第一段包辦婚姻促使她離家獻身革命，而她與後面三位丈夫，均是革命伴侶。她的外孫女陳弘欣說：“自從外婆獻身革命後，她的個人生活也從此成為革命的一部分。”

　　在漢口參加革命期間，杜韞章介紹她認識了時任漢口特別市黨部的宣傳部長宛希儼。在北伐軍還沒有到達武漢之前，宛希儼跟時任中共駐武漢國民黨中央的代表董必武一起工作。那時，董必武是民國日報社社長，宛希儼是總編輯，黃慕蘭是副刊編輯；宛希儼任市黨部宣傳部長期間，黃慕蘭又擔任了婦女部長。

　　朝夕相處，兩人從了解到相愛。在1927年三八婦女節那天，宛希儼與黃慕蘭在武漢結了婚。結婚當天沒有任何儀式，是由董必武在一次會議上公開宣布，同時，在《漢口民國日報》上登了一則啟事：“宛希儼、黃慕蘭啟事：我倆因為志同道合，結為革命伴侶，特此敬告諸親友。”

　　

　　上世紀30年代的黃慕蘭

　　對黃慕蘭而言，這樣簡單的啟事，就是公開否定了過去的包辦婚姻。

　　與宛希儼婚後，黃慕蘭仍積極參與婦女運動，直到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公開宣布正式同共產黨決裂，而在前一天晚上，宛希儼與黃慕蘭已在黨組織的指示下，乘最後一班輪船離開武漢前往江西。

　　趕赴南昌的兩人，就此開始了地下工作，黃慕蘭任中共江西省委秘書兼機要交通員。從婦女部長到省委秘書，從轟轟烈烈的公開的群眾運動到充滿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黃慕蘭說：“我的生活發生了歷史性的、飛躍性的改變。”

　　1928年1月，剛剛生下孩子三天的黃慕蘭得知，宛希儼接到中央的調令，立即到贛西南地區領導農民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在南昌醫院惜別之際，宛希儼低聲囑咐道：“如果到那邊工作開展順利，到時候就會派人來接你和孩子一起去團聚；如果萬一有不測，就通過你的父母再轉告我的父母，把孩子接回黃梅老家去撫養，長大了好繼續革命。我們是革命的伴侶，黨叫做啥就做啥，千萬保重。”

　　這一別，就再也沒能重聚。

　　1928年5月，宛希儼率農民武裝攻打萬安縣城時，不幸犧牲，又過了3個月，消息才傳到黃慕蘭耳中。“這是我生平遭受到的最嚴重的打擊，在我的心底留下了永遠難以平復的創傷。”

　　1928年12月，黃慕蘭接到中央的調令，離開南昌去上海工作，臨行前，她遵宛希儼遺囑，請母親將自己剛斷奶的兒子送回宛希儼的老家。

　　到上海後，黃慕蘭被任命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秘書兼機要交通員，當時，黨中央的實際負責人是周恩來。在中央機關工作時，她還碰到了此前在武漢認識的賀昌。

　　那時的黃慕蘭，因產後多病，加上宛希儼犧牲後過於哀傷，愈發憔悴。賀昌見了她幾次後，時常鼓勵她擺脫消沉情緒，振作起來。

　　在這樣的交往下，有一天，賀昌直率地問：“慕蘭同志，你看，我是否有可能和希儼同志一樣，和你結為革命伴侶呢？”黃慕蘭的回應是：“這事容我向組織上匯報請示後再來決定如何？”

　　於是，黃慕蘭將此事向周恩來匯報了，周恩來說：“很好，賀昌同志是值得你愛的，我同意你們結合。”就這樣，經過組織的批准，兩人走到了一起。

　　賀昌長身玉立，才華橫溢，年僅21歲時便當選為中央委員，兩人結婚得到了很多領導同志的祝福。

　　婚後，黃慕蘭投身工人運動一線，1929年6月，化名劉阿秀的她在罷工運動中被捕，囚於龍華監獄一百天。在獄中，她配合中共第五屆、第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彭湃，進行聯絡、組織斗爭。而在那個時候，她已懷有身孕。

　　出獄後，黃慕蘭隨賀昌一起調往香港，那時，南方局的書記是賀昌，軍委負責人是聶榮臻，黃慕蘭仍然擔任秘書兼機要交通員。在南方局工作了一段時間後，黃慕蘭在醫院生下了她的第二個兒子賀平，而此時，賀昌已收到調任北方局的命令。

　　孩子生下來時很瘦小，賀昌考慮再三，決定把賀平給接任南方局書記的盧彪認養做兒子，得知此事的黃慕蘭心中難忍不舍：“自己生了第一個兒子，被送回宛希儼的老家去撫養了；如今剛生下第二個孩子，卻又給了人家。”

　　隨賀昌同赴天津北方局的1930年，黨內因“左”傾錯誤的影響，武裝暴動失敗，北方局多位領導如彭真、薄一波、陳復等先後被捕。賀昌因此被撤去北方局書記的職務，在反省階段，賀昌決心去江西蘇區與毛澤東一起打游擊，而這些情況，直到中央批准他的請求，黃慕蘭才知曉。

　　與宛希儼的生離死別猶在眼前，黃慕蘭堅決不同意賀昌獨自去蘇區，她對賀昌說：“想當初，宛希儼去贛西南工作時，我因剛生下傑兒，沒能跟著他去，結果他一去就再也沒能回來。當然我不是說你賀昌此去也會犧牲，我只是想不論在什麼樣的環境裡，都要跟你在一起。”

　　但當時，黃慕蘭已被任命互濟總會營救部長，多位同志被捕的危急情況提醒著她，兒女情長在此刻顧不得。於是，她只能答應讓賀昌一人先去蘇區。

　　送走賀昌後，黃慕蘭正式開始了營救工作，而黨組織為營救工作物色的第一個律師，名叫陳志皋。黃慕蘭與陳志皋的結識由此開始，直到1950年陳志皋離開大陸前，黃慕蘭都與他有密切的關系，不論是工作，還是生活。

　　1933年，陳志皋正式向黃慕蘭求婚，其時黃慕蘭心裡仍放不下賀昌，但黨組織從營救工作考慮，認為黃慕蘭應當同意這樁婚事。1935年5月，黃慕蘭與陳志皋在上海中華學藝社舉行了盛大的婚禮。

　　

　　黃慕蘭和陳志皋的結婚照。

　　證婚人之一的沈鈞儒先生謄寫了黃慕蘭填寫的詞作為結婚禮物：“挑燈夜寫懷人句，靈犀一點飛還住。珍重萬千聲，珠闌印淚痕，海天遙望碧腸斷。今宵月離緒，壓眉低，莫將歸路迷。”

　　書寫這闕詞的黃慕蘭，那時還不知，賀昌已在長征中犧牲。

　　地下奇兵，保護周恩來

　　擔任互濟總會的營救部長，對黃慕蘭來說，不是偶然。

　　做地下工作，最要緊的是記憶力非常好，而這對記憶力極佳的黃慕蘭來說不是問題。同時，還必須十分機警，黃慕蘭在長期的機要交通員工作中，累積了大量經驗，比如學會用米湯水抄寫秘密文件、利用自己所創的速記符號來記事等。

　　除此之外，黃慕蘭出色的交際能力也便於營救工作的順利進行。陳德峰夫人戚元德曾對她說：“賀昌保舉你做營救部長，也是反復考慮到你很適合做這個工作，因為你有很多的社會關系可以利用、作掩護，可以設法營救被捕的同志……實在不行的話，自然還可以利用你娘家的社會關系作掩護，暫時撤退，長期隱蔽。”

　　1931年，黨交給黃慕蘭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營救團中央書記關向應，而組織物色的替關向應辯護的律師，就是陳志皋。

《亮劍》山本特工隊到底有多少兵力?畢竟登場就吊打獨立團

德逮2俄特工竟有海格塞斯電話! 泄密爭議不斷

郭晶晶8歲大女兒在內地過生日比媽媽還漂亮

　　陳志皋出生於享有盛名的世家門第，父親是上海有名的開明法官，開釋過孫中山先生同盟會的老會員，還救過上海黑幫頭腦之一黃金榮。陳志皋本人先後在上海震旦大學、上海法學院求學，畢業後掛牌做律師，非常“吃得開”。

　　同時，陳志皋還是進步團體“世界與中國社”的成員，並為工人充當義務辯護律師。

　　正是由於陳志皋的家庭背景、身份、以及他本人的思想傾向，非常適合開展營救工作的需要，組織上便安排黃慕蘭以脫黨的書香世家小姐身份，結識陳志皋，請他擔任關向應的辯護律師。

　　黃慕蘭見到陳志皋後，告訴他自己是個脫離了共產黨組織的人，丈夫是已經犧牲了的著名共產黨人宛希儼，父親是湖南知名人士黃穎初。黃慕蘭稱要營救的人是死去丈夫宛希儼的好朋友，同時是自己的姑表兄，來上海做小生意，卻不知為何被當做共產黨而被捕了。

　　她對陳志皋說：“早就聽說陳老太爺、陳大律師都是很開明進步、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人，請千萬費心幫忙，開釋這個被冤枉了的無辜之人。”陳志皋聽罷，就接受了這個案子，並約定時間讓黃慕蘭拜訪他的父親，爭取獲得陳老太爺的支持。

　　陳老太爺聽說黃慕蘭的父親當年曾和譚嗣同一起整理過《仁學》，本就敬佩譚嗣同的他還未見面就對黃慕蘭產生了好感，初次拜見後，老太爺曾說：“這位黃小姐書卷氣很重，很秀氣，談吐舉止很高雅，確實像個書香門庭出身的小姐。”

　　得到陳老太爺的肯定後，陳志皋就借著父親的名義和關系開始去做疏通法官的工作。陳老太爺甚至主動出面約審理關向應一案的法官趙韻逸一起吃飯，吃飯時，陳老太爺稱黃慕蘭是自己的幹女兒，希望趙韻逸看在他的面子上，放了關向應。

　　解救關向應眼看就要成功，正在這時，又出了一件大事。

　　1931年6月的一天，陳志皋與黃慕蘭喝咖啡時，碰見陳志皋在巡捕房當翻譯的同學曹炳生。聊天時曹炳生說：“南京國民政府派人來抓了一個共產黨的頭頭，湖北人，六十歲左右，鑲一口金牙齒，酒槽鼻子，只有九個手指頭，是懸賞了十萬塊錢才抓獲的……這個家伙真不中用，一坐上電椅，就吃不消，招供了。”

　　言者無意，聽者有心。將這個消息聽在耳裡的黃慕蘭緊張地琢磨，酒槽鼻子，九個手指頭，忽然腦中閃過一個人——中央政治局主席（黨內習慣上仍稱“總書記”）向忠發。

　　發現這件事的黃慕蘭借故頭痛脫身，回家後立刻將消息傳給了潘漢年，周恩來迅速組織中央的李富春、蔡暢等人轉移。當天晚上，向忠發帶著巡捕房的人，闖進了周恩來轉移前的住所。

　　第二天，周恩來召見黃慕蘭，一見面就緊緊地握著她的手說：“慕蘭，慕蘭，你真不錯呀！”他還誇贊：“你跟潘漢年兩人互相配合，行動得很好，一上馬就為黨立了這一大奇功！”

　　在很長時期內，向忠發叛變一事未被中央公開過，直到1993年，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談及此事時，才點明了黃慕蘭的姓名和作用。

　　向忠發一事後不久，陳老太爺和陳志皋就將關向應保釋出來了。黃慕蘭回憶說：“1931年，及時發現並報告向忠發叛變保護了中央首長的安全和營救關向應出獄這兩件事，是我自己和黨的歷史中都非常重要和值得回憶的。”

　　之後，黃慕蘭繼續參與營救工作，包括營救任弼時夫人陳琮英、陳賡、廖承志等人，另外，1932年3月初，委托巴和律師在《申報》公開刊登“周少山啟事”，替周恩來辟謠“伍豪脫黨事件”，粉碎了敵人污蔑黨中央領導人的陰謀。黃慕蘭的這些工作，都離不開陳志皋的支持。

　　1933年，陳志皋正式向黃慕蘭求愛，而那時黃慕蘭還念念不忘等著中央派人來接她去蘇區與賀昌團聚，便以家世高攀不上為由婉拒。

　　黃慕蘭將此事向黨組織匯報，劉伯垂和趙畹華反復思考商量後，極力玉成這樁特殊的婚姻：“你的工作崗位在上海，陳志皋是中央給你指定的主要工作對象，如果現在為了個人婚姻，擅自放棄，離開這個極其重要的崗位，是無法向黨組織交代的。你和陳志皋結合組成家庭後，將更加有利於掩護自己的身份，極有可能會打開一個新的局面，這絕對是合乎工作需要的。”

　　於是，一段特殊婚姻與特殊工作的聯結就此建立。

　　

　　黃慕蘭與陳志皋及其子女。

　　

　　1984年8月24日，中南海，左起：宛昌傑、黃慕蘭、鄧穎超、徐淑琴。

　　抗日救亡，百折不悔

　　與陳志皋結婚後，黃慕蘭開始擁有更多的社會身份。她通過爭取上海通易信托公司（以下簡稱“通易公司”）的調停復業，成功打入上海金融圈。

　　其時，通易公司的復業，在上海金融界是一條破天荒的新聞，因為此前還沒有哪一家金融公司能在破產後又復業的。但對黃慕蘭而言，此舉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通易公司的復業，為共產黨開辟了一個做上層統戰工作的公開聯絡陣地。1937年11月，中國軍隊全線撤離上海，上海成為了“孤島”，1938年1月，黨中央派劉少文以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秘書長的身份來滬，向黃慕蘭轉達了不同意其到延安去的請求，“要我充分利用陳志皋夫人、通易信托公司常務董事兼副總經理的合法身份和已開辟的上層統戰關系的有利陣地，繼續在上海堅持工作。”

　　1938年，阿英（錢杏邨）組織“風雨書屋”，負責出版八路軍駐滬辦事處領導的抗日救亡刊物《文獻》，還刊印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國統區中的重要輿論武器。“風雨書屋”就隱藏在通易公司的二樓，除了存放文件文稿外，還為文化界人士約談提供了方便。

　　通易公司的資金也為支前工作的開展提供了保證，例如，1937到1939年間，與社會知名人士共同支持《每日譯報》，為《魯迅全集》出版提供無限透支的資助等。

　　在上海參與抗戰救亡的這幾年，黃慕蘭參加了“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敵將士會上海分會”的工作；淞滬會戰爆發後，上前線慰問，開辦救護訓練班，培訓救護人員；1939年1月，組織運輸支援抗日的物資等。

　　但通易公司的工作，仍讓黃慕蘭背上了資本家或資本家太太的名號，這使得她後來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遇到了許許多多的麻煩。然而，當時的黃慕蘭心中所想的，無非是希望通過擴大自己在上海金融界的影響，為後來運用金融界的這個陣地，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創造有利的條件。

　　1942年，黃慕蘭前往重慶面謁周恩來和鄧穎超，黃慕蘭再次表達了自己想前往延安參加戰斗，周恩來說：“你幾次要求到延安去，我們都未同意，難道只有調到延安去，才是革命工作嗎？在白區工作，只有比在延安更艱苦和危險。”

　　這次會面，黃慕蘭還帶上了自己和陳志皋的兩個女兒，周恩來慈祥地讓孩子們稱他為舅舅，摸了摸孩子的頭說：“嗨！一雙又大又黑的眼睛，長大以後一定很聰明。慕蘭，你的種子是優質的，你生的孩子一定個個都是很聰明的。”

　　從重慶回來後，黃慕蘭與陳志皋繼續在白區工作，然而1942年底，異變陡生，兩人一同被國民黨軍統特務秘密逮捕，囚禁在國民黨監獄。

　　在獄中，黃慕蘭自己書寫抗辯書，她也不去指斥軍統特務如何反共的倒行逆施，只是說明如今處在團結抗日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自己的立場是不分黨派間的歧見，堅決支持並參與抗日救亡工作，因此，決不反共。

　　黃慕蘭在抗辯書中寫：“我如反共，他年遺孤長城，將何顏相見？如以聯共有罪，請處極刑，俾獲從先夫於地下，雖死猶生。故三軍可奪其帥也，而匹夫不可奪其志也……”

　　她與陳志皋一早串好口供，在特務面前堅不吐實，直至1945年保釋出獄。出獄後不久，日本就宣告向包括中國在內的盟國方面無條件投降了。

　　日本投降後，劉少文向黃慕蘭和陳志皋轉達中央的指示，盡快返回上海恢復通易公司的業務，重點聯系金融界和文化界，繼續作為國統區從事上層統戰工作的對外聯絡點。

　　回到上海後的兩人，立即重新開展工作，通易公司在這一階段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包括支持宋慶齡、何香凝、茅盾、郭沫若四人發起的為上海文化界募集醫療基金的義演義賣會，支持國統區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以及繼續利用通易公司的保管庫，義務地為魯迅、茅盾、阿英等保管著大量珍貴文獻等工作。

　　如火如荼的工作開展中，1948年中秋之夜，兩人的好友從南京突然打來電話說：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部和經濟部以莫須有的罪名，已決定吊銷通易公司的營業執照。

　　飛來橫禍，通易公司損失慘重，終至破產。陳志皋逢此巨變，心情懊喪。建國後，黃慕蘭的黨員身份遲遲未得到恢復，兩人的生活陷入更艱難的境地。

　　1950年，陳志皋終於向黃慕蘭坦白，自己已決意離滬赴港，通過海外創業的機會，支持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陳志皋勸說黃慕蘭同行，他擔心黃慕蘭將面臨冤假錯案，受到審查，但黃慕蘭堅持留在大陸，兩人的二女一子，也都隨黃慕蘭留下。

　　離別前的陳志皋，承諾“決不離婚”，但這一別，也成了永遠。1988年，陳志皋在台北病逝，38年的時間裡，兩人再未見過一面。

　　

　　1980年，黃慕蘭與夏衍在上海合影。

　　

　　2010年，104歲的黃慕蘭在寫作。

　　生性好強：“這是我一生的長處”

　　陳賡曾對黃慕蘭的二兒子說：“慕蘭的一生是中國革命曲折發展的反映。”

　　19歲就投身轟轟烈烈的中國革命的黃慕蘭，從北伐大革命、南昌起義、上海早期工人運動，再到抗日戰爭、太平洋戰爭、國共內戰，她一直是重要的參與者、組織者。

　　她數易其名，幼年學名黃彰定，字淑儀，1926年參加革命時改名黃慕蘭，所以地下黨的老同志都叫她慕蘭。但在委托陳志皋父子營救被捕同志時，用的是黃淑儀的名字。1932年，又為自己改名黃定慧，此後一直用這個名字。

　　“定慧”一名與黃慕蘭之父也有關系，彌留之際仍十分掛念女兒的黃穎初曾說，最好她能皈依佛門，托佛的保佑使她福慧雙修。巧合的是，黃慕蘭曾在定慧寺與陳志皋、李南香一同喝茶時提及這份家書，他們便對黃慕蘭建議，不如就改名“定慧”。為了紀念父親，也為了改取一個佛教色彩濃厚的名字來掩護營救活動，她從此改名黃定慧。

　　因此，除了黃慕蘭與陳志皋的家人知曉她本名黃彰定字淑儀以外，1932年後認識的人都只知她叫黃定慧，而大革命時期直到30年代初的地下黨老同志都只叫她黃慕蘭。

　　在地下工作時期，數度改名實在是權宜之計。1993年，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公開點明了，黨的地下工作者黃慕蘭就是黃定慧。

　　這樣一位經歷共產黨成長的老黨員，卻沒有在新中國成立後立刻享受革命的果實，1955年始，她因錯案二進秦城監獄，歷經17年的監禁生活，直至1980年，在鄧穎超的幫助下，才順利平反。

　　1980年5月8日，已過古稀之年的黃慕蘭被任命為上海市政府參事，1982年到1992年間，她還擔任了兩屆的市政協委員。直至1993年夏移居杭州前，凡是市政府或參事室安排的各項活動，“我都積極參加，也經常在電視上‘亮相’，老朋友戲稱我成了‘電視明星’了。”

　　1993年後，定居杭州的黃慕蘭才下定決心動手寫自傳，每天口述一盒錄音帶，再請人對錄音帶進行整理，耗時漫長。黃慕蘭的外孫女陳弘欣寫道：“家族裡，我們這一輩中，我是第一個看著她開始寫自傳的孩子，看著她一遍又一遍，一篇又一篇地從湖北的大冶，寫到北京、上海，直到杭州。”

　　陳弘欣還提到：“中國解放以後，她的大多數時間都是在用筆回顧自己的歷史，先是為審查，後是為申訴，直到現在，才真正有了實在的意義：是為了記錄，記錄一個中共早期革命者一個世紀以來走過的足跡；記錄一個女人，在男權的世界中的掙扎、奮斗、成功和挫折。”

　　陳弘欣感歎，在秦城監獄前後兩次一共十七年的監禁生活，絲毫沒有動搖外婆追隨中國共產黨革命的信心，也絲毫沒有改變外婆對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

　　但黃慕蘭本人卻始終樂觀達然，當年與陳志皋的結合，引來眾說紛紜，有人污蔑說這是“共產黨的美人計”，有人說她是貪圖生活享受“去做闊太太”了，她自己說：“但我至今，仍是心懷坦蕩、無怨無悔。”

　　在自傳中，黃慕蘭曾這樣總結自己的一生：“好在我生性好強，對中央的信賴從未動搖，一貫迎著困難上，從不消極頹喪，處逆境而能堅持革命樂觀主義的人生觀，所以這點個人情感生活方面的波折是壓不垮我的。這是我一生的長處，也是我得以健康長壽的唯一保健妙訣。”

　　（本文資料均來自黃慕蘭著《黃慕蘭自傳：最美紅色女“特工”親述》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