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一个中国籍"站街女"之死

2015-10-13 | 来源: 网易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左上：2014年3月31日，又一位中国籍性工作者遇害，“荷花巴士”车内贴出告示以示哀悼，这几乎是他们为死者唯一能做的事情

　　左下：巡逻警察经过，站街女躲到货车后面观察

　　右图：巴黎美丽城街头揽客的中国站街女（周兴/图）

　　“你认识死者胡媛娥么？”房东郑先生被传唤到法庭作证。

　　“我跟她不熟，只是把房子租给她。”郑先生回答的声音非常小，以至于尽管他在说中文，我坐在旁听席上还是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能去听同声传译员说的法语。

　　“那你跟胡媛娥有性关系么？”法官继续问。

　　“没有。”

　　“那为什么死者的内裤上有你的精液呢？”法官抛出了一份法医鉴定，顿时旁听席上一片哗然。

　　“没有，我跟她没有任何性关系。”

　　“你是拉皮条的么？”辩方律师起身发问。庭审至此，辩方律师第一次站起来，他身高超过1米8，光头，络腮胡子，声音带着回响。

　　“不是，我只是租房子给她们，至于她们干什么我不知道。”郑先生驼着背，压低声音说。

　　“但是警察调查了门房。门房说你曾经送他礼物，让他对卖淫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光头的辩方律师抛出了一份警察局提供的笔录。

　　“我没有贿赂过门房，我连法语都不会说。”

　　“郑先生，今天是为了审理奇亚德涉嫌杀人案，并不是审判你，所以还请你如实作证。”作为起诉方的检察官提醒。

　　“我说的都是实情。”

　　“那你解释一下，8月2日当天你都看见什么了？”法官不再纠结刚才那两个明显的疑点。

　　“8月2号那天上午我陪一个朋友去医院看病。回家的时候我开门，发现门没锁。我推开门，从门缝里看到胡媛娥躺在床上，感觉她已经死了。我当时就把门关上了，然后让朋友先离开。我再次推门进去，用脚轻轻踹了一下尸体，确认她的确是死了，我就找了块布把尸体盖住。房间里还有个小套间，我走进套间把自己的一个行李箱拿了出来。出门以后我想到要报警，但是不会说法语，就打电话求助一位会说法语的朋友。”

　　“50号对面的摄像头显示，你进门到出来，间隔20分钟。你陈述的那个过程用不了20分钟吧。请能解释一下，这20分钟你在屋子里还干什么？”

　　不仅是辩方律师，旁听席上的所有人都身体前倾，急于知道答案。

　　“我就是盖单子、拿行李，其余没干什么。”郑先生保持一贯的态度，不解释。尽管郑先生身上疑点重重，法官还是让他走了。我事后得知，警察虽然没有拘捕他，但是限制他离开法国，继续对他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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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先生的这一番“作证”，使得奇亚德的翻供更值得讨论了。奇亚德推翻了对他的全部两项指控：强奸和杀人。他承认和胡媛娥发生性关系，但那只是嫖娼，他也和胡媛娥有过纠纷，但起码离开的时候她还活着，而且自己还把四十欧元甩在了胡媛娥的脸上。

　　随后，公诉方和辩护方都开始对同一组证据进行解读：监控录像。不仅是50号对面舞厅的的摄像头，奇亚德还被地铁站、餐馆等摄像头拍下。8月2日中午，监控录像里的奇亚德是这样的：他一脸轻松地走出了50号公寓楼，然后到一个餐馆吃了顿午饭，继而来到附近的共和广场，乘地铁到13区意大利广场站。他出站的时候还笑嘻嘻地帮另外一个乘客拉了一下闸门。第二天，奇亚德还到埃菲尔铁塔闲逛，并兴奋地和一群姑娘拍合影。这一组监控视频既可以解读成奇亚德极度冷血，也可以认为他确实被冤枉了。被告席上的奇亚德越发显得神秘，他依旧是面无表情，说话时保持非常平稳的语速，甚至连自我辩解都不带有一丝激动的情绪。

　　这场庭审持续三天，每天旁听席都坐满了人，多半是法学院的学生和退休老人。在巴黎，老人们孤独至极。你会在电影院里见到一些老人枯坐一整天，手边放着面包、水，一场场地看下去，一天天就这样度过余生。旁听庭审也是老人们打发时间的一个方法。

　　保罗·格鲁洛先生看上去年纪不小了，出席庭审的这几天一直穿一件新得还带有折痕的条纹衬衫，戴一条红色围巾，这种一丝不苟的打扮使他看上去和其他打发时间的旁听老人不太一样。“你是死者的家属么？”格鲁洛看我是中国人，在庭审间歇主动过来打招呼。

　　“不，我也是来旁听的。您呢？”

　　“我是奇亚德的探访者。昨天下午来作过证。”

　　“什么是探访者？我不太懂。”

　　“像奇亚德这样的外国人，在法国被抓进监狱，亲戚不在这边，根本就没人去监狱探望他。法国政府就指派一名探访者，每周去监狱看他一次。我退休后就做义工，专门到监狱探访这样的人，陪他们每周聊一次天，每次一个小时。奇亚德被抓到现在，我已经探访他两年了，一共探访了89次。”

　　格鲁洛先生说，奇亚德非常聪明，刚进监狱的时候几乎一句法语都不会说，他们还需要用英语交流，后来奇亚德的法语进步很快，在监狱里他还当起了会计。探访人相信奇亚德是无辜的，通过89次的探访，他认为奇亚德是个善良的人，他愿意为此出庭作证。格鲁洛举例说，奇亚德对人态度很好，和监狱里工作人员相处融洽，而且他非常守时，不会像多数羁押人员那样随便找个借口就放探访人的鸽子。

　　大家津津乐道地猜测谁是凶手，至于死者所遭受的痛苦与折磨，很快就被忽略，直到辩方律师又出示了一个证据，才把旁听者拉回到血腥残忍的现实。法医鉴定发现，死者胡媛娥的肛门内外一共有13道伤口，并且流过很多血，这些创伤不可能来自男人的性器官，应该是硬物伤害所致。警察至今没有找到这个硬物，更无法确定是谁干的。

　　据其他卖淫女说，胡媛娥生前有一位欧洲裔的情人，这位情人也有暴力倾向，曾经因为持刀伤人被警察传唤过。但是，警察对此人的调查最终不了了之。

　　胡媛娥的家人或是奇亚德，作为贫穷的外国人，他们不可能为调查和诉讼掏一分钱，从律师到探访者，一切费用都出自法国政府。当然，政府只能提供基本的法律权利的保障，但不可能在这种调查中动用更多的公共资源。

　　一桩疑点重重、线索稀缺的站街女命案，看起来将长久地悬在半空，无法解开谜团。

　　第三天上午，法庭调查结束。休庭时，辩方的光头律师打开法庭的窗户透气，他站在窗前沉默不语，一股又冷又湿的空气直扑进来——这是典型的巴黎深秋的天气，大西洋上空的风暴夹带着冻雨整日侵袭这座城市。窗外是始建于公元６５１年的“神宫”医院和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如果说西岱岛上保存完好的古建筑让人感到穿越，与之一起穿越百年的是无数流落他乡的人所经历的动荡与苦难。这些人有的是施暴者，有的是被害者，他们要么苟活，要么死去，有的逍遥法外，有的得到惩罚。几个世纪以来，巴黎作为欧洲大陆的中心，慷慨地收留了无数避难者，可惜这些人却很难融合进来。阿拉伯人，黑人，中国人，来到巴黎之后都成了空无一物（包括合法身份）的人，在这里，最常发生的就是他们之间的野蛮伤害。

　　再次开庭，光头律师做最后陈述，他直视着３名法官和８名陪审团成员，提醒人们，对于有很多疑点和灰色地带的案件，应该首先认为被告人是无辜的，“我再次请求你们慎重，确认自己在没有丝毫疑虑的情况下做判断，否则，我不知道你们今晚是否可以睡得安稳。”光头律师的声音在法庭内发出金属撞击般的回响，让人觉得四下里异常安静。

　　庭审最后的步骤是陪审团闭门讨论。“讨论多久？”一位听众问站在门口的宪兵。“最少要——”书记员经过，立刻提醒宪兵：“没有最少时间。”

　　“最少也要三个半小时。”宪兵看书记员走远了，偷偷跟旁听者说。在这段时间里，所有旁听的人几乎一个都没有离开。

　　下午５点多，天已经黑了，重刑法庭门口的走廊里只有一盏昏黄的灯，等候结果的听众们昏昏欲睡，靠在椅子上或是索性坐在楼梯上打盹。奇亚德的探访者格鲁洛先生靠在一个角落里看书。４个多小时以后，当宪兵再次把人放进法庭，大家都睡眼惺忪，像是又过了一天。

　　判决结果让许多人意外——强奸、杀人罪名成立，26岁的奇亚德被判入狱２０年，出狱后将被驱逐出境，永生不得踏上法国领土。法官用极快的语速念完判决书。奇亚德依然如故，脸上没什么表情。

　　书记员、胡媛娥的代理律师都忙于收拾材料，被告人的光头律师则靠在隔离栏杆上，和奇亚德轻声说着什么，看上去他比当事人还要遗憾，最终，只见奇亚德轻轻摇了下头。旁听席上，格鲁洛先生笔直地站着，凝望着奇亚德，一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