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一个中国籍"站街女"之死

2015-10-13 | 来源: 网易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在巴勒斯坦，我上了一所宗教学校，那里教四五岁小孩读《古兰经》，然后上小学，在我们那儿，很多孩子一边上学一边随大人做生意。12岁那年，有一天我去帮叔叔卖货，回家发现房子被炸成一片废墟，父母和比我大6岁的哥哥都死了，我成了孤儿。一个以色列妇女帮我偷越边境逃到了黎巴嫩，当时我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奇亚德不紧不慢地讲述着，讲他在黎巴嫩被一个面包师傅收养，讲他16岁就结婚但不久逃婚，讲他向往欧洲的“和平环境”偷渡到英国继而到了法国，他口中的“身世”虽然简短，却有不少生活细节，甚至包含了很多国际政治、宗教的背景。

　　法官并不认可他的讲述，“你的手机通讯记录显示，你有80个打往埃及的电话。你怎么解释？”奇亚德不作声。

　　“另外，尽管目前找到你的护照只是个复印件，但是埃及大使馆证实上面的信息都是真实的。”法官继续说道。

　　奇亚德坚称自己就是巴勒斯坦人。在法国，“巴勒斯坦难民”可以博取同情，可以触及这个国家的政治正确，何况还有苦难的童年故事。

　　在庭审间隙，我和同声传译员阿希德先生聊了几句，他名片上标注着“可口译来自所有阿拉伯语国家的阿拉伯语”。

　　“通过奇亚德的口音，您能判断出他是哪里人么？”

　　“不行。因为加沙地带和埃及挨着，两个地方的口音区别不大。”

　　法庭用了两个多小时来辩论被告的身份问题。根据法国法律，奇亚德如果被判刑，服刑后一定会被驱逐出境并终生不得再来法国，但是在他身份不明的情况下，很难将他递解出境。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是所有非法移民逃避被遣送的方法，所谓“黑”在巴黎，必须把自己的护照藏起来，出门时绝对不带，以防遇到盘查。无论哪里人，偷渡到法国以后就铁下心，不能轻易被遣送回去，就算吃苦、坐牢也要留下。

　　阿拉伯人在西欧生活相对容易，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有相当长时间的移民历史。但是，中国人来法国却没那么简单。1990年代初，据说有人真的是“走”过来的——从东北越过中俄边境，然后一站一站的坐长途汽车，横穿整个俄罗斯，接近东欧以后，由当地蛇头带领，徒步翻山越岭继续跨越边境，有些人就在这种长途跋涉中冻饿而死。进入西欧以后，这些人逐渐散落，有的人留在德国、荷兰，有的人走到法国、西班牙或意大利。2000年以后，这种危险的长途跋涉似乎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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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我曾在抚顺采访过一些偷渡黑工的家庭，他们说的偷渡方法是：办一张去波兰商务考察的签证，以波兰为跳板前往西欧国家。由于波兰签证并不是“申根”的，他们要被当地黑帮锁进火车的闷罐车厢，一路偷运到法国或是意大利。

　　2012年，我再次在巴黎走访黑工，询问他们来法国的途径。尽管不再是闷罐车厢的故事，但一路上依旧是糊里糊涂、提心吊胆。一位女士对我说，她们那一批人集体办了东欧一个国家的短期签证，说不上来是哪个国家。一路上有个香港“导游”带队，先是带着他们进入某个东欧国家，装模作样地“考察”几天，再转机到荷兰或是巴黎。一旦进入海关，香港“导游”立即在机场消失，而且并不发还护照。事实上，黑帮蛇头与外交机构在偷渡链条上深度合作，偷渡客一直处于被摆布的境遇。假如没有护照或护照缺页，在法国几乎是寸步难行，无法申请难民身份，也无法在银行开户。

　　偷渡客到中国驻法使馆申请新护照也不容易，因为中法之间的反偷渡合作，他们在申请过程中要继续受到各种质询，拿到新护照是一个漫长等待的过程。

　　我试图弄明白受害人胡媛娥是怎么来的法国，但是一无所获。警察对于胡媛娥的描述是：身高1米53，47公斤。法庭传唤一位姓单的证人，她也是一名站街女，听口音来自东北，曾是胡媛娥的同屋室友。黑色皮短裙，黑色毛领子大衣，浓重的口红，修剪整齐的眉毛，紧紧扎起来的马尾辫，单女士似乎想让自己显得年轻一些，实际上没有丝毫的青春气息，反而是一种僵硬的神态。

　　单女士说，自己跟死者根本不熟悉，平时很少聊天。面对法官的所有问题，单女士几乎都回答说记不清或不知道。语气之坚决，像是在宣称：你们休想把我拖进这个案子。即便这样，单女士能够出庭作证也实属难得了。法官试图联系更多的证人，这些人不是手机换号联系不上就是一口回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