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文革林彪千方百計迫害楊勇內幕

2015-07-03 | 來源: 惠風博客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楊勇接槍連發九發, 發發擊中目標。蒙哥馬利回國後說：“這要成為我們軍事家的一條禁忌：不要和中國軍隊在地面上交手”

　　1966年10月1日，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與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左）在天安門城樓合影

　　在北京某部隊的射擊表演場上，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接過一支半自動步槍，瞄准、射擊，鋼板靶應聲倒下。隨後，蒙哥馬利又把槍遞給旁邊陪同其參觀的一位中國將領楊勇。楊勇沒有客氣，舉槍連續射擊，九發子彈，發發中靶。於是一個是二戰時歐洲聯軍總指揮、英國元帥，一個是朝鮮戰爭後期的志願軍總司令員、中國上將，互為對方精湛射擊技藝而表示誠服。蒙哥馬利元帥回國後，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這要成為軍事家的一條禁忌：不要和中國軍隊在地面上交手。”

　　此時，楊勇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北京軍區司令員。他是叱吒風雲的沙場驕子，他是慈愛嚴厲的父親，他是璀璨奪目的將星，也是被後人奉為楷模的國家功勳。

　　古老的瀏陽河畔是一片美麗的土地，景色如畫，風光旖旎；這裡也是一片不屈的土地，受河水恩惠的人民在受盡剝削壓迫後，毅然拿起武器，向反動勢力發動反擊……

　　1912年9月29日，楊勇出生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在瀏陽縣南鄉清江村度過他的童年。雖然家境並不富裕，全家還是把楊勇送進小學去讀書。

　　當時正是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和湖南農民運動蓬勃發展的年代。當地黨組織的教育，農民運動的洗禮，使楊勇從小就接受了革命的思想，投身於如火如荼的農民運動中。1926年下半年，他被選為區農民協會組織的兒童團隊長，和農民自衛隊一起參加對土豪劣紳的斗爭。不久，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馬日事變”後，他參加瀏陽工農義勇軍和農民攻打長沙的壯舉。革命轉入低潮時，楊勇被迫離家出走，到處尋找黨組織。1930年2月，經縣委介紹，正式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同時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逐步成為一名優秀的紅軍指揮員。

　　1934年10月,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進行長征，已成為紅四軍十團政委的楊勇在團長犧牲的情況下指揮十團浴血奮戰，和兄弟部隊一道，完成了掩護中央領導機關安全渡過湘江的任務。隨後，跟隨毛澤東踏上更艱苦漫長卻更有希望的征程。

　　突破四重封鎖，戰湘江，浴血奪關津。

　　赤水婁山飛渡，血染土城濱。

　　草地雪山橫越，塞邊楓，耿耿赤誠心。

　　辟創中興業，只研朱墨贊忠魂。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開始了全面的侵華戰爭，北平城盧溝橋淹沒在激烈的槍炮聲中。

　　平津告急！

　　華北告急！

　　……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關頭。

　　炎黃子孫們吹響了號角，中國共產黨人舉起了抗日的大旗，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楊勇成為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三旅六八六團副團長。

　　烽火蘆溝，平型關前，百戰建功。憶呂梁山畔，幾番奏捷；汾離路上，三戰告成，保衛陝甘，近敵回撤，草木皆兵賊膽驚。

　　敵羞惱，復致書麾下，一決雌雄。關山飛渡若風出敵後，揮師太行東，更梁山腳下，聚殲虎狼；潘溪渡口，伏擊蛟龍。泰岱雲翻，東平湖蕩，不斬狂胡心不平。

　　且把酒，向黃河碧浪，酹祭精忠。

　　解放戰爭中，楊勇打出冀魯豫，躍進大別山，馳騁中原，會師淮海，全殲黃維兵團，突破長江，進軍西南，身經數百戰，所向披靡，殲敵數十萬，解放大片國土，為推翻蔣家王朝，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卓越功勳。令許多國民黨高級將領驚訝的是，自己在戰場上的直接對手只是一名年僅36歲的年輕軍人！

　　1952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彭德懷司令員直接指揮下開赴朝鮮與朝鮮軍民一道頑強地抗擊侵略者，使戰爭格局大變，美軍被一步步趕回三八線，並迫使他們同意談判解決朝鮮戰爭。從1951年7月開始，朝鮮戰爭就形成了邊打邊談，軍事斗爭和外交斗爭交織在一起的十分復雜的斗爭局面。1953年6月，驕縱的美國人和李承晚集團突然無理中斷談判，使情況更加微妙。

　　楊勇正是在這種微妙的形勢下被任命為第二十兵團司令員前往朝鮮戰場的, 他受命組織指揮金城以南地區的進攻戰役，以給敵人新的打擊。7月13日夜間，志願軍和人民軍發起戰役，歷時14晝夜，殲敵5.2萬余人，拉直了金城南戰線，收復失地148平方公裡，造成了停戰後的有利態勢，促進了停戰的實現。

　　1955年10月，楊勇被授予上將軍銜，並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56年9月，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中央委員；1957年，任志願軍司令員。楊勇在朝鮮期間，十分尊重朝鮮勞動黨和金日成同志，愛護朝鮮的一草一木，忠實地履行了黨和祖國人民賦予的國際主義義務，在共同的斗爭中，與朝鮮人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並榮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國旗勳章。1958年志願軍離朝時，金日成親自送行，平壤市30萬群眾載歌載舞，依依惜別。他們回到北京時，首都人民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周總理親臨車站迎接，回國後又受到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楊勇也因此成為世界聞名的軍事將領。

　　楊勇從朝鮮回國後，被軍委主席毛澤東任命為北京軍區司令員。次年10月，又擔任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軍區司令員。從此他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人民軍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工作中。他一貫重視軍事訓練，重視培養部隊英勇頑強的戰斗作風。在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七年中，他抓機關整肅，七載兢兢業業換軍區新顏；深入基層，走遍晉南燕北鞠躬盡瘁。楊勇組織開展的全軍區群眾性大比武活動，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贊揚。從1965年初開始，楊勇又受命成為數十萬北京地鐵工程建設者的總指揮，為北京市的現代化建設付出了辛勤勞動。

　　楊勇報告主席：這伙人強行沖擊軍區司令部，我采取了適當防衛措施。毛澤東幽默地補了一句：“我們就把它當作一次防突襲演習吧”

　　1966年，正當年輕的共和國經過17年的求索、拼搏、不斷地總結經驗而進入了蓬勃發展的大好時期，一場令人頭暈目眩史無前例的風暴席卷了華夏大地。大批從長征中走出來的將軍們怎麼也不會想到，他們已成了這場“風暴”的掃蕩目標。

　　因為，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槍杆子也保政權，林彪副統帥說過：“我對有些大軍區還總不放心，他們不聽我的話，北京軍區、武漢軍區尤其嚴重……要用‘文化大革命’解決這個問題……”

　　生性耿直、作風正派、嫉惡如仇的楊勇司令員也確實做了幾件讓林副統帥很不放心的事：

　　60年代初，林彪剛主持軍委工作的時候，曾暗示軍隊高級幹部撰文吹捧他，一些幹部迫於形勢寫了“頌德信”，而楊勇卻寫了《作戰中的四個問題》交卷，冒犯了林副統帥。

　　1965年初, 正當賀龍、羅瑞卿、楊勇他們把群眾性練兵運動推向高潮時，躲在暗處窺視的林彪跳了出來，指使其妻葉群搞了一個廣州軍區紅一連的所謂“調查”報告，全面否定這次練兵的成就。公然提出了“政治可以沖擊其他”的謬論。面對這樣的壓力，從1月中旬到2月底，由楊勇主持召開了北京軍區常委會、黨委會和黨代表大會，在楊勇和政委廖漢生等的堅持下，黨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寫了：“1965年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政治，保證生產、訓練不退下來。”就是這句話，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反復批判楊勇對抗林彪指示，在北京軍區以軍事訓練來沖擊政治的所謂“一個突出，兩個不退”的罪行。

　　1966年初召開的全軍政工會議，在林彪等人的陰謀活動下，給1964年的大比武定了“方向性錯誤”的結論。楊勇不但沒有及時反省“錯誤”，而且在軍區會議上婉轉地否定了關於大比武的結論，同時告誡下面的同志要慎重對待肅清羅瑞卿同志的所謂“錯誤”的運動。

　　不久，林彪放出風來：“其他軍區的情況都了解一些，惟獨北京軍區的情況不了解。”這不陰不陽的話，暴露出林彪的一番用心。私下，林彪又讓人勸楊勇去見他，表示一下態度。一打一拉的目的，是在逼迫楊勇就范。可是，他萬萬沒想到，楊勇竟然對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努力”無動於衷。

　　面對當時大勢所趨的壓力，楊勇明知這樣做是要冒極大政治風險的，但是他沒有因此而退縮。

　　林彪究竟要怎樣利用“文化大革命”來解決楊勇這個使他不放心的人呢？

　　他們終於向北京軍區伸手了！

　　1966年12月的一個上午，在一個月內“橫掃”了沈陽、南京、蘭州三大軍區的所謂“星火燎原戰斗隊”，沖擊了北京軍區司令部大樓，揚言要查抄什麼“華北黨”，楊勇司令員毫不猶豫地請這群敢於沖擊軍事要地的狂徒“住”進了地下室。

　　這個消息可是驚壞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康生大顧問。他立刻盡其誣陷和奉迎之能事，在最高統帥面前狠狠地告了這個不聽招呼的楊勇一狀。

　　毛澤東聽了康生的報告，自然不會很高興，他當即要通了楊勇的電話。

　　當楊勇從激動難抑的秘書手中接過聽筒時，心中已有所悟。

　　“楊勇嗎？聽說你下令抓人了？”

　　這開門見山的語氣不禁使楊勇有些驚訝，他馬上回答：“報告主席，今天上午軍區門衛、內衛和值班室都向我報告，這伙人強行沖擊軍區司令部辦公室，砸開了檔案室，撬開了保險櫃，威脅到核心軍事秘密。當時我就在辦公室，並沒有接到任何通知。既然‘中央文革’沒有通知我這是革命行動，我也就無法判斷他們是革命左派。因此，我采取了適當防衛措施。……行！主席讓我放人我堅決執行。不過，今後如再有無端沖擊軍區機關者，我建議仍應采取果斷措施，以防泄密。”

　　這坦誠的話語似乎使主席也略有感觸, 他的語氣緩和了一下，說：“好嘛，馬上放人吧。”接著，毛澤東又幽默地補上了一句：“我們就把上午的事當作一次防突襲演習吧。”

　　主席的幽默卻沒有驅散積在楊勇心頭的烏雲。那些人是什麼來頭，居然馬上引來主席出面保駕，真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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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年頭的怪事又何止這一件呢？！一個星期前，堂堂的北京軍區政治委員廖漢生，就在開著的軍區黨委會上被抓走了，“隔離審查”的命令還是林彪親自批的。

　　楊勇怔了一會，拿起話筒要通警衛員，“把那些人放了！”頓了一下又說：“從今天起，門衛、內衛一律加崗，如有人來鬧事，統統給我堵在門外！”

　　“演習事件”剛過不久，也就是1967年1月21日凌晨，為敲定華北地區的一次軍事演習而就寢於京西賓館的楊勇，身為北京軍區司令員，竟在眾目睽瞪之下被軍區的造反派蠻橫地抓走了。直接送到了預先准備好的軍區大院批斗會現場。他被一些人強迫著駕了“噴氣式”，還被戴上了用鐵絲簍子制作的高帽，尖利的鐵絲頭在楊勇的頭上劃出了道道血口，鮮血直流。造反派們還野蠻地猛按那頂高帽，想讓楊勇低頭認罪，承認自己是“三反分子”。

　　楊勇輕蔑地看了一眼那幫張牙舞爪的小丑，對著台下不明真相的群眾，說：“同志們，我楊勇一不反黨，二不反社會主義，三不反毛主席。如果我有錯誤，歡迎同志們批評。”可是，他的呼吁和自白招來了一陣更粗暴的批斗。

　　從這天開始，楊勇邁上了比他所走過的二萬五千裡長征歷時更長、條件更殘酷的階下囚征程。一小撮陰謀家為了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對這位高貴的囚徒進行了無休止的殘酷迫害，他的妻子兒女也橫遭株連。但是他和他的親人從沒有絕望過，他們在抗爭，在期待……

　　楊勇被隔離審查了，而且是一次徹底的隔離。林彪一伙為了隔斷楊勇與外界的聯系，常常在半夜裡用遮得嚴嚴實實的汽車拉著楊勇在北京周圍兜圈子，轉上幾個小時才又開到新地方，用這種辦法把楊勇弄糊塗。可是，不管他們怎麼轉，只要一到一個新地方，楊勇就能憑著黑暗中遠方地平線上的輪廓和地形地貌，准確地說出這是哪兒，駐防的是什麼部隊。那些“護送”他的人常常又驚又怒，逼問楊勇是怎麼知道的。

　　楊勇嚴肅地對他們說：“我的職責是保衛北京地區的安全，這些地方我都親自來看過地形，布置過部隊，有的地方還不止來過一次，作為一名軍人，對於自己曾經勘察過的地方保持清楚的記憶，這是必須具有的基本素質能力，有什麼可奇怪的呢？”說到這兒，楊勇又自嘲地說：“只有一點我確實沒有料到，這些地方會成為你們關押我的看守所！”

　　為了防備警衛戰士與楊勇處久了, 產生感情，喪失“階級立場”，戰士們總是隔不久調換一批。然而，軍人的感情是樸素的、真誠的，戰士對功勳卓著的將軍的愛也是無私的，在高壓政策面前，他們有的不畏強暴仗義執言；有的表面保持沉默而暗地裡對將軍采取同情保護的態度。一位看守楊勇的年輕戰士，曾冒著受處分的危險為楊勇買來雞蛋、掛面，並再三勸慰楊勇說：“司令員，你要保重身體，國家、軍隊都需要您！”一位在革命隊伍中長大的部隊幹部，當著看守的面，對楊勇說：“司令員，您的身體怎樣，要多保重呀！”像這樣感人肺腑的事情在楊勇囚禁中是屢見不鮮的，正是這些普普通通的幹部、戰士關懷著他們的司令員。

　　失去自由的楊勇也曾苦苦反思著自己的過去，究竟做了什麼對不起黨和人民的事情，以求找到被審查的原因。反思的結果，卻是使他從懷疑自己變成了堅信自己，由不安變成了坦然，他感到問心無愧，同時又對自己的無端被拘和長期關押充滿困惑。他並不擔心自己的處境，他相信太陽終有出來的一天，他在囹圄之中抗爭著，期待著……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到了楊勇：“……有些地方對幹部就是揪住不放，有些人將來還是要工作的，群眾理解了，就解放他們。北京的楊勇是怎麼回事？……這些人總還是有功勞的吧……”

　　4月28日，“九大”結束了。5月14日周恩來總理向黨政機關人員口頭傳達了毛主席在會議上的幾次講話，其中就包括關於楊勇的內容。

　　然而，身陷囹圄的楊勇是不會知道這些情況的。他惟一可以感受到的卻是近來專案組對他的態度更蠻橫了，逼供得更緊了。

　　在以後找到的一本楊勇專案組的工作記錄上關於這一階段的專案工作有這樣一段具體指示：“在毛主席沒有做出新的指示之前，繼續按敵我矛盾整，一定要盡快整出個結果來。”後來，一位專案組成員在揭發材料中寫道：“……1969年7月以後，他們（指林彪一伙在北京軍區的追隨者）看到形勢對自已越來越不利，進一步加緊了對楊勇同志的迫害，決心要在1969年底以前攻下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要我到‘楊組’加強力量……”

　　造反派千方百計誘逼楊勇自殺。桌上擺著繩子和整瓶的安眠藥。有人暗示說：“受不了，你可以死嘛”

　　黎明前的黑暗期冀著曙光，但它又被最濃重的黑霧所蒙蔽，所以最顯嚴酷。楊勇正是在這種黑暗中受著煎熬。清早，楊勇就被押著到田裡勞動；晚上，專案組搞疲勞審查，整宿的輪番審訊，徹夜無眠。楊勇被關的地方四周全是稻田，蚊蟲特別多。他們既不允許楊勇夜裡關紗窗，也不允許掛蚊帳，還把一個200瓦的大燈泡放在楊勇的頭頂上，一天24小時亮著，妄想用困倦、蚊咬、燈烤、饑餓、幹渴、罰站等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配合他們疲勞審訊，來摧毀楊勇的意志。

　　更卑鄙的是他們還千方百計地誘逼楊勇自殺。他們把楊勇關在五層樓上, 撤去哨兵，窗戶大開，桌上擺上繩子和整瓶的安眠藥。每當楊勇對這種逼供和折磨抗議時，總會有人暗示說：“受不了，你可以死嘛。”有一次，連續幾天幾夜審訊，楊勇實在熬不住了，就對他們說：“好吧，你們拿紙來，我按你們的要求交代，可得先讓我清醒清醒……”話沒說完，楊勇已經倒在椅子上打起呼嚕來，整整睡了一天。專案組來催材料時，楊勇在一張紙上寫下了曹植的七步詩：“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真可謂“嚴刑何所懼，浩然正氣來”。專案組的人氣得暴跳如雷，罰楊勇站了16個小時，看著這些人變形的嘴臉，楊勇硬是緊咬牙關堅持著，不低頭認錯，結果弄得腿漲腳腫，連鞋子也穿不上，在這樣的折磨下能活下來，除了堅定的信仰外，還必須有能夠戰勝自我的勇氣和豁達。楊勇是威懾八方的將軍，但他也能使自己成為一個最普通和樂觀的凡人。環境再不好也吃得下，睡得著。有時，專案組的人折騰到半夜，全溜號吃夜宵去了，把楊勇一個人擱在那兒自我反省“問題”。楊勇可不管那套，專案組的人前腳走，他隨後也跟著去了。他對專案組的責難反駁說：“你們能吃，我為什麼不能？你們審我是加班，我幹了一天活又受你們的審也是加班，夜餐我也得吃。”噎得那幫人啞口無言，只會幹發脾氣。

　　將軍不是文人墨客。自殺，也不屬於曾歷經無數死亡和掙扎的戰士階層！

　　1970年2月，邯鄲裴堡農場生產連突然召集緊急會議，指導員對全連官兵說：“受上級命令，我們全連在看守一個叫‘老楊’的‘三反分子’。老楊是個大黑幫，他一貫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副主席，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個有嚴重問題的右派。我們與他斗爭了好幾年，都沒能使他認識自己的問題，這足見其反動立場的頑固性……因此，把他下放到我們連裡進行勞動改造，一邊勞動一邊繼續作檢查。”指導員講完後，一位上級保衛部門的代表向全連宣布了不准單獨與老楊接觸；不准老楊單獨活動；不准他郵寄信件，要寄必須通過上級黨委；不准暴露部隊番號；不准私自將報刊和有關文件給他看等“十不准”。而且揚言“如果”誰違犯了這“十不准”，要受黨紀軍法懲處。

　　就在動員會召開的同時，被稱為“老楊”的楊勇正坐在一輛駛往裴堡農場的北京212吉普車裡，當然還有隨同前往的專案組的各色人物，這些人坐滿了好幾輛小轎車。楊勇望著窗外移動著的華北平原，禁不住思緒泉湧：

　　1946年初，為了使蔣介石政府同意“停止對抗，和平建國”的民眾呼聲，楊勇率部在劉鄧首長的指揮下參與了打退進攻解放區頑敵的邯鄲戰役，三戰定乾坤，打得偽蔣部隊人仰馬翻，潰不成軍。那是一個將帥、一個軍人的驕傲……可現在呢？浴血奮戰的沙場，卻成了25年後的勞改場。人生何其矛盾、離奇！

　　剛進入農場的楊勇就感到了一種緊張、沉悶的氣氛。他住在一排營房的角落裡, 單間，對面是專案組的宿舍，房梁連通，紙糊在玻璃上只留下一個小小的監視孔。楊勇誠懇地對戰士們說：“我是個有錯誤的人，十幾年來脫離體力勞動，這一次是來連隊鍛煉的。請大家多幫助，有什麼問題，也請同志們指出來，我一定虛心接受。”

　　會後，一位戰士像發布新聞似的對同班的戰友們說：“我就坐在老楊的後面，我在他坐的小馬扎上發現了兩個字----楊勇。這個勞改分子就是咱們的軍區司令員。”

　　第二天，在專案組人員還在以旅途疲勞為借口蒙頭大睡時，楊勇就主動要求隨連隊下地參加備耕生產。

　　看著下手利索，不辭勞苦幹活的老楊，戰士們都有些佩服。負責監視楊勇的二排長米萬貴還小心地對楊勇說了句：“老楊，你慢點挖不要緊的，可別累著了。”

　　楊勇高興地說：“沒事，沒事。”可汗水把他的衣服都浸透了。

　　1970年4月，北京軍區保衛部來了個幹部，宣布恢復“老楊”的軍籍。楊勇聽後，激動得半天說不出話來。為了爭回做一名普通戰士的權利，楊勇不知斗爭了多少個日日夜夜。今天，他可以佩戴上鮮紅的領章和帽徽了！楊勇眼中閃爍出更強烈的希望之光。

　　這是一個戰士對軍隊的眷戀！這是一個老兵對黨的忠誠！

　　從此，老楊在戰士們眼中再也不是什麼“三反分子”了，關心老楊的戰士也越來越多了起來。

　　看老楊實在跟不上年輕戰士們的早操隊伍，來二連負責整頓支部的周其謂對連長說：“他這麼大年紀了，還跟小伙子們一起跑操，能行嗎？”

　　從此，連長就派六班的一個戰士每天早晨陪他一起散步，就算早操。

　　大田裡的活很累，連長怕累著老楊，把他安排在副業班。

　　楊勇並沒有在戰士們的照顧下松懈下來，他在副業班依舊認真勞動，還常利用中午休息時間，戴著草帽、掛著毛巾在菜地裡鋤草。

　　在裴堡農場期間，楊勇注意了解戰士的伙食、生活訓練狀況、醫療衛生情況等部隊建設中的實際問題。事後還有人形容說：“將軍身遭囹圄災，猶記當日戍輪台。”

　　自然，專案組的幹將們亦沒有因為戰士們的態度發生了或明或暗的變化而放棄對楊勇的迫害，他們仍常來催楊勇交代問題，他們的陰謀活動在其主子徹底垮台以前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以後, 為了解決林彪集團在全會上所暴露出來的問題，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全軍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楊勇正是在這種“大氣候”變化的形勢下住進了301醫院，他在連隊籃球比賽當裁判時摔傷了腿。不久又傳出了毛主席對黃、吳、葉、李、邱等人的批評。來看望楊勇的人悄悄地把這些“小道消息”告訴了他。這對深受林彪集團迫害的楊勇來說，確實是一個好的轉機。

　　一天，北京軍區有個在運動中受沖擊迫害的幹部來看楊勇時談到“華北會議”的情況，勸楊勇向中央揭發原北京軍區某些負責人的問題。楊勇沉默了一會兒，卻明確表示：“這不行。對他們在最近幾年的所作所為，我不清楚。道聽途說和自己的揣測不能作數。如果他們確實有問題，組織上一定會查清的。”楊勇停了一下，為避免使那位幹部難堪，他又耐心地說：“這幾年，我被隔離，誰整我，為什麼整我，不能說自己心裡一點兒不明白；但僅憑個人的感覺就作為問題向組織上揭發是不行的，心裡不踏實。不能因為他們曾不負責地整了我，我就不負責地去整他們。年初我的大兒子小平到邯鄲去看我，也提出讓我寫揭發材料，我批評他不要感情用事，不要看風使舵。他一時接受不了，覺得很委屈。現在，我還是這個態度，一個共產黨員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要知一說一，知二說二，實事求是。”

　　楊勇的態度使來人感到很意外，同時也透析了他那坦蕩的心胸。將軍就是將軍，他一貫堅持拋棄個人恩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

　　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絕於人民，駕機外逃，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1972年5月，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批林整風匯報會，在周恩來總理的建議下，毛主席提名增補楊勇等三人參加了這次會議。

　　7月，原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被中央任命為沈陽軍區副司令員，楊勇愉快地接受了任命。8月1日，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下，他參加了“八一”招待會，第二天，楊勇的名字正式見報，並以這種方式為楊勇公開恢復名譽。

　　1972年8月3日，楊勇正式赴任沈陽軍區副司令員。1973年6月，楊勇又被中央任命為新疆軍區司令員，自治區黨委第二書記。在東北，將軍身影輝映白山黑水；調新疆，足跡遍布南疆北疆，戍邊寓赤子深情。在新疆任職期間，楊勇不顧“四人幫”的高壓政策，堅持戰備第一、生產第一，成為穩定邊疆的中流砥柱。楊勇對南疆鐵路、天山公路和烏魯木齊石油化工總廠這三項造福新疆千百萬人民的基礎工程傾注了無數心血。

　　在此期間，他又被“四人幫”及其爪牙多次誣陷為“在新疆搞右傾翻案風的罪魁禍首”、“復辟勢力總代表”、“推行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的代理人”等等，也曾幾次在全國性大報刊上被公開點名。可楊勇絲毫沒有退縮，堅決抵住了這股最後的“歪風”，同新疆各族軍民築起了民族團結的鋼鐵長城，穩固了祖國的西北大門！

　　四年冤獄災，五年戍邊情，楊勇表現出了一名軍人、一名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真是丹心耿耿，鐵骨錚錚。

　　沙場馳騁著勳業，帷幄運籌賴奇方。

　　情操永留玉石潔，風范長存軍魂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