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为钱学森“亩产万斤”翻案

2015-02-26 | 来源: 一青博客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原编者按：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也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但他在专业之外的一些见解，有的很有争议，甚至遭到激烈的批评。其中最突出的，大概就是被视为1958年浮夸风“推手”的所谓“万斤亩”公案了。本文作者叶永烈先生在为钱学森写作传记时，采访了诸多当事人，详细考证了这段公案的来龙去脉，得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钱学森早在人民日报放第一颗“高产卫星”之前，就已开始研究粮食亩产问题，发表了若干篇文章，但他的研究只是针对农业发展远景所做的科学展望或理论推算，将钱学森的理论推算与“高产卫星”联系起来、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但这篇文章并非钱学森亲笔所写。在调查过程中，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向作者提供了钱学森保存的关于“万斤亩”的剪报以及1993年钱学森谈论“万斤亩”的一封从未公开发表的信件，这封信表明，钱学森一直到1993年仍然坚持他当年对粮食亩产的推算。今揭载于此，以飨读者。本文由《南方周末》于2011年3月3日发表，作者叶永烈，原题为《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全文转载如下。

　　1956年2月1日，毛泽东宴请全国政协委员，特地把钱学森安排在他的身边

　　我最近出版的65万字的长篇新着《钱学森》（上海交大出版社，2010），通过大量的史实，“用事实说话”，说明了两点：

　　第一，钱学森是一个热忱的爱国者，他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异常感人的；

　　第二，钱学森是中国的“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事业的“总策划”、“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做出了关键性的、历史性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在采访中，在火箭、导弹专业方面，我几乎没有听到对于钱学森的任何非议。钱学森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内，是名副其实的权威。

　　然而，钱学森又是一位思想活跃、兴趣广泛的科学家。他喜欢研究、探索专业之外的种种问题。这可以说是他的一大优点，是知识广博的表现，也是他关心社会、关心人民的体现。他的兴趣范围可以说遍及整个自然科学以至社会科学。只要翻一翻《钱学森书信》（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就不难发现，钱学森晚年对三峡工程，对数学哲学，对嫁接技术，对文物收藏，对牛肉面与洋快餐……都有兴趣，而且在通信中表达自己的见解。《钱学森讲谈录----哲学、科学、艺术》一书，则收录了钱学森关于哲学、思维、美学、音乐、建筑、园林等等诸多方面的文章。

　　钱学森的博识广闻是令人敬佩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成了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

　　然而，专家毕竟只是在专业范围之内的行家里手。钱学森在专业之外的种种见解，有的引发争议，甚至遭到激烈的批评……

　　“万斤亩”公案

　　钱学森受到抨击最多的，莫过于1958年的“万斤亩”公案，几乎成了钱学森第一大“罪状”。

　　当钱学森还健在的时候，《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1日刊发的刘健、王胜春的《理性照耀中国：赛先生世纪行》一文，就这样写道：

　　真正“唯心主义的产品”，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吹牛狂欢。1959年夏天的庐山，成了埋葬科学与常识的政治坟场。连个别著名科学家也跟着起哄，论证“如果充分利用太阳能，粮食亩产确实可以达到几十万斤”。----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上了科学家的当。这场唯心主义闹剧，终于以上千万农民饿毙而告终。

　　这里所说的“个别著名科学家也跟着起哄”，指的就是钱学森。

　　就连美国《航空周刊》亚太区主管Bradley Perrett2008年1月6日在该刊发表的《钱学森为中国太空事业奠基》一文，在肯定了钱学森为中国太空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这么写道：

　　他为农业产量给出了糟糕的科学建议，可能鼓励了毛泽东主席在1958-1961年间推行了灾难性的大跃进经济政策。

　　Bradley Perret显然是夸大其词。

　　2009年3月28日，凤凰卫视举办的“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大学举行，钱学森获“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此后不久，《新周刊》2009年第12期发表吴晓波的评论文章《钱学森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作者说，他在“电视前，目睹了（凤凰卫视颁奖）感人的盛况”，要求“对于1958年的那几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想听到一个98岁的伟大老者的最后一声道歉。”“行将百岁的钱学森，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

　　以上这几篇文章，都还算“客气”。2009年10月31日98岁的钱学森去世之后，在海外，在网络上，攻击钱学森的言词更加激烈……

　　可以说，从国内到国外，在“万斤亩”问题上钱学森备受批评以至指责，这是人所共知的。

　　“高产卫星”是怎么放起来的？

　　钱学森的“万斤亩”公案，发生在1958年的“大跃进”热潮中。

　　自从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苏联的“斯普特尼克1号”在1957年10月4日跃上太空之后，“卫星”在中国成了最时尚、最流行的新名词。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有5亩小麦丰产试验田，每亩平均实产2105斤的消息。

　　很巧，这个农业社叫“卫星农业社”。

　　4天之后，《人民日报》又报道说：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一大队第二分队，“又有2亩9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斤6两，平均亩产3537斤7两5钱，比二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1425斤，超过这块地去年亩产750斤的三倍多”。《人民日报》在报道此事时，特地使用了“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二亩九分小麦亩产3530斤”的标题。从此，“高产卫星”一词便频频见于中国各媒体。

　　随后，“卫星”越放越多，牛皮越吹越大。就像拍卖会上此伏彼起的叫板声一般，很快就突破了亩产万斤的大关。

　　“吹牛比赛”的高峰，出现在1958年9月12日。这天《广西日报》头版整版报道广西环江红旗公社水稻亩产13万斤！

　　对于农业大放“高产卫星”，《人民日报》给予高度肯定。请读一读195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今年夏收大丰收说明了什么？》：

　　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

　　只是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出来。

　　须知，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社论中的话，可见当时的“万斤亩”浪潮是何等的壮观。

　　钱学森七论“万斤亩”

　　行文至此，该写一写钱学森的所谓“万斤亩”公案。

　　在1958年4月至1959年9月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钱学森曾经六次从科学的角度撰文谈及所谓“万斤亩”问题。另外，在1993年又就这一问题写过一封信：

　　第一篇，1958年4月29日《人民日报》的《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

　　第二篇，1958年6月《科学大众》杂志第6期的《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

　　第三篇，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第四篇，1958年6月《农业科学》第12期的《可以实现的理想》；

　　第五篇，1959年2月《科学通报》第3期的《谈宇宙航行的远景和从化学角度考虑农业工业化》；

　　第六篇，1959年9月25日《知识就是力量》第8-9期合刊的《农业中的力学问题》；

　　第七篇，1993年4月21日钱学森致海外友人孙玄先生的信。

　　通常人们所知只有一篇，即1958年6月1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对这一问题稍有些研究的人，知道多一点，能举出《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知识就是力量》上的三篇文章。

　　笔者后来查到钱学森发表在《科学大众》杂志上的文章，以为也就这么四篇。

　　为了深入探讨“万斤亩”这一公案，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查找了钱学森自己保留的剪报，又找出了《农业科学》和《科学通报》上的文章，复印给了笔者。

　　另外，钱永刚还找到钱学森1993年4月21日写给海外友人孙玄先生的信，钱学森在这封信中针对海外传言再度论述了“万斤亩”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献。

　　这样，终于找齐了钱学森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论述，即六篇文章与一封书信，便于全面探讨这一问题。

　　从标题上来看，钱学森专门谈“万斤亩”的问题，也就那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产生影响最大的，便是这篇包括标题以及标点符号在内也总共只有552字的“豆腐干”文章。

　　严格地说，《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发表的这篇文章，不能算是钱学森的文章。这在后面将会述及。

　　然而，引起激烈争议、使钱学森蒙尘半个多世纪的，恰恰是这篇短文！

　　早在1956年就开始计算

　　1958年4月29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头条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名义发表了钱学森的文章《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这是钱学森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的谈话，记者根据钱学森的谈话记录加以整理后发表。从标题就可以看出，钱学森的发言主要并不是谈“万斤亩”的问题。但是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作为一个搞力学的人来说，不免总是从能量方面来考虑。最近我算过这么一个粗浅的账，就是地球上一个单位面积上，受太阳的能有多少。假设我们说一天太阳光照在地面上，只照八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小时太阳光照上去，如果我们只计算1％的能用来转变为植物有效利用的能，这个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转变为淀粉，那么就可以在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当然这里面有许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但我们可以向这个方向去考虑。

　　八千市斤的淀粉，换算成小麦或者稻谷，当然也就在万斤以上。钱学森所说的“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也就是“亩产万斤”。

　　这篇文章虽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但因为标题不起眼，所以并未引起太大的注意。

　　钱学森为什么会在那次座谈会上，谈起“万斤亩”问题呢？

　　据钱学森的学生、两院院士郑哲敏回忆：

　　1956年春，在阜成门外的西郊宾馆，科学院制定12年规划。在中间休息聊天时，钱学森就在计算大概每天太阳辐射到叶子的能量有多少，但因为实际上植物吸收的效率很低，就觉得农作物的产量一定有增长的潜力。（《亩产万斤－气功－钱学森》，《科学新闻》2009年11月9日）

　　也就是说，早在1956年春，钱学森就已经在思考、计算这一问题了。那时候，还压根儿没有什么亩产万斤的农业“高产卫星”。

　　就连《人民日报》在1958年4月29日发表钱学森的文章的时候，也还没有什么亩产万斤的农业“高产卫星”，钱学森纯粹是从科学的角度展望农业发展前景，与“高产卫星”无关。“科学家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完全正当。因为科学家说一个事情时，总是有前提的，如果怎样，就会怎样。”郑哲敏说。

　　为展望农业美好前景而提出

　　钱学森关于“万斤亩”的第二篇文章《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发表在1958年第6期的《科学大众》杂志。

　　所谓“农业发展纲要”，也就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指出，从1956年起到1967年这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达到下列水平：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 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简称为“四、五、八指标”。

　　为了展望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之后的美好前景，《科学大众》杂志编辑部特约钱学森撰文。钱学森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名义，写了署名文章《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这篇文章总共作了8点展望：

　　人工控制气候提上了日程；

　　农业生产接近了工业生产的方式；

　　动力是发展农业的心脏；

　　生物能的利用解决了燃料问题；

　　养殖小球藻成了农村的新副业；

　　工业支援农工；

　　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

　　将来的农场。

　　不难看出，这是钱学森乐观展望十年之后中国农业前景的文章，是一篇充满乐观情绪的畅想式的文章。他既谈了“人工控制气候”，也谈了“农业的工厂化生产”等等。钱学森在“农业展望”之中的第7点“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谈到了农业的单位亩产问题----也就是他从1956年春就开始研究、计算的问题：

　　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成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倍，所以我们的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现在让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落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利用的部分，……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而是这个数量的20多倍，等于农业发展纲要的最高标准的60多倍！

　　在这里，钱学森根据光合作用的理论推算，“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而是这个数量的20多倍”，亦即稻麦亩产可以达到4万斤至6万斤。

　　钱学森的这篇文章，谈的是农业的展望，是农业的将来，就太阳能的转换的科学计算而言，钱学森并没有错误，至今仍是中国农业努力的目标。

　　用计算尺反复核算

　　钱学森还在《农业科学》1958年第12期上发表了《可以实现的理想》。由于《农业科学》是半月刊，所以这篇文章当在1958年6月发表，这篇文章，署名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全文约1300字。这篇文章专门论述“单产量的极限”，原标题是《什么是单产量的极限？》。

　　钱学森经过一番论述和计算，最后做出结论：

　　我们相信在一亩地上一年产20万斤干物质是可能的。像稻、麦等作物，我们可以算总干物质的1／5是籽粒，4／5是茎杆。那么只要我们也做到20万斤干物质，一亩稻、麦地的年总产量就可以达到四万斤谷子！这在今天自然还是一个理想，但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

　　钱学森所说的，依然是“理想”，亦即展望。

　　当时担任钱学森秘书的张可文在2010年5月17日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说，在1958年5月，钱学森写完一篇文章，交给张可文寄出去。张可文看完文章，问道，亩产那么多，可能吗？钱学森回答说，完全可能。

　　张可文回忆说，文章寄出之后不久，农业科学院的《农业科学》编辑部来电话，又询问文章中关于万斤亩的计算是否准确。电话是张可文接的。她转告钱学森。当时，钱学森从衬衫左边的口袋里掏出计算尺一拉，当着张可文进行计算：每亩田接受的太阳能是多少，打个折扣，转化为多少粮食。钱学森告诉张可文，计算是无误的。

　　张可文打电话给《农业科学》编辑部，钱学森经过复核，准确无误。

　　张可文作为当事人的回忆表明，钱学森是经过仔细的计算之后写下那一段文字，他是以科学家的严谨认认真真对待这一问题的。

　　细析552字的短文

　　从钱学森一系列文章的写作时间来看，钱学森的第一篇文章《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第二篇文章《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第三篇文章《可以实现的理想》，都写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开始报道“高产卫星”之前。

　　钱学森的第五篇文章《谈宇宙航行的远景和从化学角度考虑农业工业化》，发表于1959年2月；第六篇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发表在1959年9月25日出版的《知识就是力量》第8-9期合刊上，那时候以亩产万斤为代表“高产卫星”浮夸风早已经饱受批评和纠正，所以钱学森的第五、第六篇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也跟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无关。

　　惟一例外而且影响最大的是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上的署名钱学森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发表在亩产万斤为代表“高产卫星”刚刚开始“放”起来的时候。《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总共552字，1958年6月1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第四版，全文如下：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6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斤以后，又有2亩9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3530斤小麦。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王毅激动翻历史旧帐:不许为侵略翻案

历史性裁决!最高法院9:0封死非法移民翻案路

马杜罗律师是翻案高手?"V字剪刀手"背后或在传达…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160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160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这篇短文在发表时，还配了一幅署名娄桑的漫画，画着太阳手持“太阳能”对小麦说：“你把这些都吃掉，还能长大二千倍！”

　　由于这篇文章是在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标题很吸引人，文章加了花边，而且图文并茂，所以很快就引起注意，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钱学森前两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影响大，最重要的是把钱学森的理论计算，跟当时正在盛行的亩产万斤的“农业卫星”联系起来。然而，这篇短文的开头前两段共149字，明显地不同于钱学森行文的风格。看得出，这是《中国青年报》编辑加工的文字。

　　不光是我作出这样的判断，就连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和美国的学者毛海波、Patrick Lu，James Hu、刘雅臻、George C.Cheung，也作出这样的判断，认为这是被《中国青年报》编辑添加的文字：

　　被添加了的文字包括三方面内容：

　　1.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

　　2.六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的一个动人的消息

　　3.总结式口号

　　以上三方面内容中的前两点内容，其实是抄录了两段公开发表的消息文字，这种抄录法在写作中是被允许的，没有疑义，这里不作讨论，今天要讨论的是钱学森为什么要把自己已经在《科学大众》上发表了的文章中的第七小节的段落中“挖”出两百个字来，再在这“挖”出来的两百字前面，加上两段抄录来的文字，再换上一个《粮食的亩产量会有多少？》这样的宣传味浓郁的题目，急急忙忙放到《中国青年报》上来再刊登一次，这是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正常情况”下会去做的事情吗？（毛海波，Patrick Lu，James Hu，刘雅臻，George C.Cheung，《最新发现：制止浮夸风钱学森有功》，2009年11月《美洲时代星期刊》512期）

　　《中国青年报》编辑给钱学森的文章加了149个字，把钱学森在1956年春就开始思考、研究的科学问题，跟1958年“大跃进”中的所谓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联系在一起，钱学森这位卫星专家变成为“高产卫星”提供科学依据！

　　毛海波等以为：

　　这件事情是哪几位好心编辑和记者及相关领导帮助钱学森做的？现在已成了一桩无头案，因为大多数人已作了古，但就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出现，才使得钱学森从此乘上了遭人诟病的历史列车，几十年来，指责钱学森的文章陆续面世，许多人以钱学森这篇文章为证据之一……

　　《中国青年报》“操盘手”泄露天机

　　其实，这并非“一桩无头案”，当事人也没有“已作了古”。

　　据我所知，那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操盘手”，乃当时《中国青年报》科学副刊编辑Z君。

　　也真巧，Z君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结识于1978年5月在上海浦江饭店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前几年我的朋友尹传红先生从北京来沪，知道我与Z君有旧，跟我聊起Z君的种种“轶闻”，说Z君曾经为郭沫若整理过一篇讲话稿，深得郭沫若赞赏。接着，尹传红还说，钱学森的文章也是他整理的呢！当时，作为聊天，听过算数，我并没有在意。后来我着手写作钱学森传记时，就请尹传红确切回忆Z君与他谈话的内容。

　　尹传红很认真，专门写了一封4000字的回信，于2009年10月5日用电子邮件发给我。征得尹传红的同意，现摘录其中几段：

　　我始终认为，Z是个好人。他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做的一些事情，既受当时特定的背景、条件制约，也有他个人的认识局限。

　　下面，我就试着回忆一下听闻那件事情的前前后后吧。

　　1998年八九月间的一天，我与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李大光，应《中国文化报》之约，来到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研究所樊洪业研究员的办公室，参与“科学与人文对话”系列对谈。其间我从樊的书架上看到一本书（具体书名忘了），内中收的是大跃进时期的各种文章。

　　在翻到钱学森写的那篇《粮食亩产会有多少？》时，我随口说了一句：“钱学森那么大的科学家怎么也讲那种大话？”这时樊洪业说：“可别小瞧了这篇文章，当年毛泽东就是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它，才相信粮食高产‘卫星’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几个月后，我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一次活动上见到Z。闲聊时说起过去的一些事情，我无意中提到钱学森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文章，Z听了当即大笑（他平时就很爱笑），拍了拍我说：“你知道那篇文章是谁写的吗？”我摇头，他道：“就是Z某人啊！”我很惊讶：“是您捉的刀？”他说：“是我根据钱学森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的。整理稿让他看过，征得他同意，就署上他的名字发在《中国青年报》上了。”

　　Z还说，他也没想到经他整理的那篇文章毛主席会看到，并且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

　　从尹传红与Z君的谈话中，可以清楚确认，那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并不是钱学森亲笔所写的，而是Z君为之捉刀！

　　不过，我经过仔细的比对，发现Z君所说“是我根据钱学森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的”，不确，这并不是Z君记忆的差错，而是故意的托词。

　　我对照了《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核心段，惊讶地发现，与钱学森在1958年第6期《科学大众》杂志的《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的第7段《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几乎完全一样！

　　1958年第6期《科学大众》杂志是在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几天前出版的。显然Z君在读了1958年第6期《科学大众》杂志上钱学森的文章之后，以高度灵敏的政治嗅觉，注意到其中的第7段《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稍加改动，然后“戴帽穿靴”----在前面加上“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在结尾处加上口号式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再加上醒目的标题《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找人画了漫画，就在《中国青年报》科学版上登出来了！

　　经过Z君这样一番精心“加工”，钱学森原本谈农业展望的一段文字，变成了解答当时的“热点问题”----“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因为在农业“高产卫星”频放“大跃进”岁月，千千万万读者不约而同地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这么一来，钱学森变成了专为农业“高产卫星”提供科学注解的科学家！

　　倘若不是那天与尹传红聊天时，Z君在兴高采烈之中“泄露天机”，脱口而出说钱学森的文章乃是出自他的移花接木，恐怕至今难以揭开《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内幕。

　　为了希望Z君详细回忆当时的情况，我于2010年5月16日下午在北京走访Z君家，看望久违的Z君。很遗憾，年已八旬的Z君借口身体欠安，不愿再谈往事。

　　当天晚上，Z君请他的女儿给我打来电话，转告他的两点意见：

　　一是你去看望他，表示感谢；

　　二是关于钱学森的文章，他不想说，也不再说，包括对他的女儿也不说。

　　至于Z君为什么“不想说，也不再说”，我不得而知。其实Z君当时主持《中国青年报》科学副刊笔政，把钱学森发表于别的杂志上的长文中挖出一段，精心加工，“梳妆打扮”一番，在《中国青年报》上“闪亮登场”，这原本只是表明Z君是一位具有高度新闻敏感的编辑，紧紧扣住时事焦点发表相应的文章。也许今日的Z君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封口了，所以“不想说，也不再说”。尽管如此，好在基本事实已经清楚。

　　我找Z君，原本还想核实一个问题，即Z君所说的“整理稿”是否“让他（钱学森）看过，征得他同意”。

　　由于Z君“不想说，也不再说”，他的编辑加工是否征得了钱学森的同意，就无法核对了。我问钱学森当时的秘书张可文，当年是否经手《中国青年报》寄来的小样，她说记不清楚了。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钱学森有什么责任的话，那就是：

　　如果Z君当时确实事先把“整理稿”寄给他过目，他应当表示不同意发表；

　　如果Z君当时没有把“整理稿”寄给他过目，在事后他得知《中国青年报》发表那样改头换面的文章，应当要求《中国青年报》更正或者道歉。

　　也许是当时钱学森并没有意识到那篇短文会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也就没有说什么。

　　也许钱学森碍于他的声望，不便于在当时对Z君的“编辑加工”说什么，也就没有说什么。

　　然而正是由于钱学森没有说什么，这篇短文也就一直被以为是钱学森写的，把钱学森推进流言的深深的旋涡之中……

　　走访毛泽东秘书李锐

　　我为什么要如此详尽调查《中国青年报》那篇短文的发表经过，那是因为这篇短文被毛泽东看到了----1958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曾经对钱学森这么说：

　　你在（中国）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中国青年报》记者集体采写，《最大的鼓舞----记毛主席参观我们的展览会》，1958年11月15日《风讯台》）

　　后来毛又在别的场合说，他之所以相信当时亩产万斤的浮夸报道，“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使《中国青年报》上刊载的这篇短文广受关注。

　　关于毛泽东后来的这段谈话，有许多不同的版本。追根溯源，都来自当时担任毛泽东通讯秘书的李锐的回忆。李锐在《反思大跃进》中说：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一书（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67页）中，李锐有类似的记载，只是文字略有不同：

　　一天晚上，毛泽东找秘书李锐谈话。在谈到粮食“放卫星”问题时，李锐特地问毛泽东：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毛泽东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

　　还是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78页）中写及1959年7月11日夜，毛泽东与周小舟、周惠以及他谈话时，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当着毛泽东的面说：

　　农业是根子。粮食“高产”引起钢铁高潮。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李锐在周小舟的话后面，加了这样的补充：

　　关于万斤亩，上海会议时，我问过主席为何轻信。他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几，就可能亩产万斤，因此就相信了。

　　另外，据李锐笔记，1959年毛泽东在湖南视察时，曾经对周小舟说及：

　　提倡敢想敢干，确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说到这里，他自己和三个听者，一齐哄堂大笑起来，经久不息。说关于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的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胡思乱想起来。“许多事我都要负责，有些也真负不了。”

　　也就是说，毛泽东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及那篇以钱学森名义发表的短文。尤为严重的是那句“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

　　不过，关于毛泽东谈论那篇以钱学森名义发表的短文的相关记载，都出自李锐笔下。李锐提及的当时在场的田家英、周小舟，都已成故人，死无对证。

　　为了查清事实，2010年5月13日我在北京走访当事人李锐。虽说李锐九十有三，却人如其名，眼光敏锐，思想敏锐。那天上午，他一口气跟我谈了近三个小时。

　　李锐对我说，他跟钱学森，“无一面之缘”，所以跟钱学森无怨无恨。他听毛泽东几度谈起钱学森时，他并没有读过《中国青年报》上以钱学森名义发表的那篇短文。他是从毛泽东的谈话中，才知道钱学森就万斤亩写了文章。

　　李锐回忆说，毛泽东跟他谈起以钱学森名义发表的那篇短文，总共有两次。

　　一次是在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的武昌会议期间，在武昌的东湖别墅，毛泽东找他单独谈话。

　　李锐说，还有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出席了会议。毛泽东约他单独谈话。

　　李锐说，在这两次谈话中，他问起为何相信万斤亩，毛泽东都提及了钱学森的文章。

　　我问，当时还有没有别人在场？

　　李锐说，只有他与毛泽东。

　　我又问，当时做笔记了吗？

　　李锐说，没有。但是毛泽东的话，他记得很清楚。

　　我说，这么一来，你所回忆的毛泽东关于钱学森的谈话，并未见诸档案记录，也未见诸别人的回忆，成了孤证。

　　李锐回答说，本来就是我和毛泽东两个人的谈话。

　　所谓“冒叫一声”

　　前引《中国青年报》记者集体采写的《最大的鼓舞----记毛主席参观我们的展览会》一文，发表于 1958年11月15日中国科学院院刊第61期《风讯台》，可以说是一篇当时不多见的毛泽东与钱学森会面情况的文字记录。《风讯台》是这样报道的：

　　1958年10月27日下午，毛主席到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在参观过程中，毛主席看见了钱学森同志，和钱学森同志谈了话。

　　……主席看见了钱学森同志，主席说：“我们还是1956年在政协见的面。那一年，全国的干劲很大，第二年春天也有劲，以后就泄气了。接着就是匈牙利事件，又来个反冒进，真是一股邪风。说‘马鞍形’是不错的。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

　　钱学森同志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

　　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话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

　　可是主席接着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上是对的，现在的灌溉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丰产的主要经验，就是深耕、施肥和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太阳，让根部多吸收一些有机物，才能长得多，长得快。过去是浅耕粗作，广种薄收，现在要求深耕细作，少种多收。这可以省人工，省肥料，省水利。多下来的土地可以绿化，可以休闲，可以搞工厂。”

　　所谓“冒叫”，是湖南一带的土话，是一种带有自谦口气的“冒昧地说一声”。臧克家在他的《毛泽东和诗》中，曾经引用毛泽东关于旧体诗词的一段话：

　　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我冒叫一声”，只是自谦而已。

　　毛泽东对钱学森所说的“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显而易见是指那篇以钱学森的名义发表在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上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在那样的场合，钱学森无法向毛泽东解释那篇文章并不是他亲笔所写，所以毛泽东称钱学森“你也是冒叫一声！”

　　钱学森对毛泽东所说的不懂农业云云，是实事求是之语。钱学森当时是就农业发展远景进行太阳能转化为粮食的计算，“如何达到这个数字（即亩产四万斤），我也不知道”。至于钱学森所说“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也确实如此。所以他在1959年发表在《科学通报》和《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对此进行了更加详尽、准确的计算。到了1993年，钱学森再度进行计算，得出的结论是粮粒“理想最高年亩产是32-53吨”，远远高于他在1958年所计算的亩产四万斤的数字。

　　所谓“向毛泽东检讨”纯属瞎编

　　然而，也有人把毛泽东所说的“冒叫一声”，引伸为“冒进”，引伸为毛泽东对钱学森的严厉批评，甚至由此编造出钱学森当面向毛泽东检讨的所谓“故事”。

　　在祁淑英、魏根发着的《钱学森》（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这样编造钱学森“向毛泽东检讨”的假故事：

　　走出展览会的展厅，已经快到中午12点了。毛主席的座车业已停在门前等候。钱学森走近毛主席，不无羞涩地对毛主席说道：

　　“主席，我犯了一个错误，需要当面向主席检讨！”

　　毛主席停下脚步，惊讶地问道：“学森同志，你犯了啥子错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