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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蔭道隔出毛澤東與彭德懷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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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廬山會議開始時,彭德懷尖銳的長信讓毛澤東陷入沉思,這種沉悶的態勢,周恩來還是在打三大戰役前決策時見過。彭德懷本想與毛澤東面談,可是卻以毛澤東睡著為由被護衛攔下。在戰爭年代,彭德懷為了緊要之事曾排開警衛人員的阻攔,掀過毛澤東的被窩。可是這一切都變了。從彭德懷住的176號到毛澤東住的180號,走林陰甬道不過200米,卻將彭德懷毛澤東隔開。


  

  在病重之時,彭德懷不忘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他堅持要在做手術前見一見毛澤東周恩來。圖為


  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

  周恩來是6月28日離開北京,次日在武漢與從韶山歸來的毛澤東匯合。7月1日,周恩來毛澤東一起抵達廬山。鄧小平因腿部骨折不能到會,陳雲也請病假未到。這樣,周恩來實際上負責操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具體工作。在前面幾天的討論中,周恩來認為,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兩大新的革命,在取得偉大成績時必然會帶來某些問題。他說:這些問題主要有三條,第一是速度問題,工農業生產在某些地區和部門可能增長較快,但設想每年翻一番不可能;第二是平衡問題,舊的平衡突破了,新的平衡沒有建立起來,國民經濟的各部門之間失去了綜合平衡;第三是質量問題,在“大躍進”的數量增長中,部分產量的質量下降了。周恩來認為,這些問題在北戴河會議以後逐步地暴露出來,黨在逐步地認識和解決,這次廬山會議就是要對這些問題全面地認識。周恩來主張把問題都端出來,采取積極的態度。大家不要互相埋怨、互相責備,而要互相督促、互相勉勵、互相幫助,只有這樣,才能找出解決辦法,把事情辦好。

  1958年8月毛澤東主持的廬山會議顯然,周恩來對形勢的估計,和與會的大多數人的意見相似,也是符合毛澤東所說的那三句話的。在上廬山的半個月之前,毛澤東曾在關於工農業指標及綜合平衡的講話中提到:“一個時候,我們自己頭腦發昏。人的頭腦有時候有一點發昏也是難免的,有什麼要緊?第二天就清醒了。”這時周恩來插話:“現在人家說中國的數目字不可信了。”毛澤東接著講:“我們要讓中國的數目字可信,現在不信,以後還是要信的。”毛澤東說到自己有片面性,只注意高爐、平爐的生產設備能力,周恩來也贊同:“主要是小高爐和小轉爐。”毛澤東覺得雖然如此,並不可怕:“過去開了那麼大的腔,現在要想一個辦法轉過來……這一套我們從來沒有搞過。我們過去歷來搞的是革命,沒有搞過建設。這不是指三委、各部,他們是專家,而是說我們多數人沒有搞過建設。各省委書記沒有搞,我也沒有搞,因這顧不過來。去年北戴河會議以後才搞這些事。我到井岡山,頭一仗就打敗仗,從這裡學到了好經驗,因為吃了虧嘛。現在的問題不是怪這個怪那個。……我們歷來是這樣。出了亂子,共產黨一抓就好了。”這可以說是毛澤東上廬山的初衷。(《毛澤東在江西》,中共黨史出版社)



  剛上廬山,毛澤東在講到形勢時仍然是這樣:“國內形勢是好是壞?大形勢還好,有點壞,但還不至於壞到‘報老爺,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會議的方針對不對?我看要堅持。……對去年的估計是:有偉大成績,有不少問題,前途是光明的。缺點只是一、二、三個指頭的問題。”

  在廬山會議前期,周恩來也是本著這種精神開展工作,一個一個地解決問題。從7月10日到12日,他接連三次召開財政問題座談會,針對1959年上半年出現的財政赤字,他提出了七條解決措施。

  就在周恩來進行調整的過程中,彭德懷上廬山來了。7月14日,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陳述了他對1958年以來“大躍進”中的錯誤和經驗教訓的看法,指出了中肯的意見。廬山的和諧氣氛開始逆轉。其實在寫信之前,彭德懷在廬山的大會小會上已作過多次發言或插話,其鋒芒畢露,言辭尖銳,雖經出於好意的工作人員在整理簡報時作了處理,特別是刪掉了在小組會發言中最尖銳、直接涉及毛澤東的詞句,但山上的好事者和護短的人不少,估計毛澤東不會不知道。比如這樣的話:“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1070’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有責任!我也有一份,至少當時沒有反對。主席最偉大的地方在於能及時發現問題,彎子轉得快,如果沒有鄭州會議,經濟會被破壞;毛主席與黨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現在是不管黨委的集體領導的決定,而是個人決定,第一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

  從毛澤東的工作人員那裡,周恩來也聽到有關毛澤東的一些動向。毛澤東辦公室裡的燈,經常亮到子夜,可是裡面並不見人。毛澤東過去開會總要輪流找各路“神仙”談話。自從彭德懷開炮後,他約人談話的次數少了。時常面色陰沉地一個人關在屋子裡看書,或者坐在陽台上對著殘陽抽煙。夕陽西下時,他獨自在竹林裡徘徊,或者繞著噴水池,反剪著雙手來回踱步。有時,周恩來到“美廬”請示工作,常見毛澤東坐在藤椅上發愣。他可能感覺到毛澤東正在下什麼決心,因為他那種沉悶的態勢,周恩來還是在打三大戰役前決策時見過。

  事也湊巧,本來彭德懷想將他的種種看法,當面找毛澤東談談,可毛澤東的衛士告訴彭德懷:主席昨晚一夜沒有睡,剛剛躺下。彭德懷只好悵然而歸。在戰爭年代,彭德懷為了緊要事情,曾經排開警衛人員的阻攔,掀過毛澤東的被窩。那時毛澤東並不怪罪,總是急急披衣起坐,談完要談的事情,有時候還笑著說:“只有你彭德懷才會有人家睡覺的時候進來提意見!”可現在不是當年了。從彭德懷住的176號到毛澤東住的180號,走林陰甬道不過200米,但是一次面談的機會卻失掉了。

  很顯然,彭德懷的發言和後來的上書,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迷信已經很盛的情況下,是很不合時宜的,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不快,甚至聯系到彭德懷的歷史;懷疑到彭德懷的用心。16日,毛澤東把彭的信印發給了會議討論。這一天,他還召集劉少奇周恩來和朱德三位政治局常委開會。

  “昨天收到彭德懷寫給我一封長信,我加了個標題,印發各同志參考。印發下去後,大家評論一下這封信的性質。”毛澤東望望周恩來,“如果林彪同志身體還可以,也請他來,恩來同志,由你通知他吧。”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黨委會決定:將會議延長一周左右,讓與會者把意見都講出來。另外,通知林彪、彭真、薄一波、黃克誠、安子文等人上山。

  廬山已經有點火藥味了。

  但晚上的舞會還照常舉行。當時這裡還沒有舞廳,只能在一座小教堂裡進行。毛澤東一般都是請東道主水靜先跳,一兩個曲子後再換別人。他的舞姿如同散步一樣,沒有太多的規矩。周恩來一般總是輪番請李先念夫人林佳楣、曾希聖夫人余叔、水靜等跳。他的舞姿瀟灑,飄然如風,最為精彩的是跳快三步,這也是他最喜歡的一種舞姿。這一天,周恩來和鄧穎超去參加舞會,舞曲一停,坐在一旁的毛澤東的秘書李銳已經隱約聽到了不利於彭德懷的風聲,他懷著不安的心情,問周恩來:“總理,你認為彭總的信怎麼樣?”



  周恩來當然看過彭德懷的信,隨口說道:“那沒有什麼吧!”

  在周恩來看來,彭德懷的信,是一種正常情況。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懷相通的。他曾經對身邊的同志講過:彭總的信反映了一些實際情況。

  7月17日,按照新的分組開會,開始討論彭德懷毛澤東的信。會上,傳達了劉少奇周恩來16日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講話的精神。劉少奇的意見是,成績要講夠,缺點要講透,幹勁要鼓足。周恩來則算了一筆賬,說雖然補貼了40億,但是取得了經驗,爭取了時間,大大提高了我國鋼鐵生產的設備能力和縮短了投入生產的時間,小土群為小洋群作了准備,小高爐為大高爐作了准備。“兩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鐵資源。鋼鐵賬要算。但既要算經濟賬,也要算政治賬;既要算現在的盈虧賬,也要算將來的盈虧賬。只能兩條腿走路,不能一條腿走路。

  7月23日一大早,臨時通知開全體大會。上午,毛澤東親自到會,坐在主席台中央的位置。當一截煙快要熄滅時,毛澤東發言了。他的講話,有時看起來很隨意,卻往往蘊含著無窮的意味。這次他又以隨便的口氣開始,但一開口就使人覺得不一般:

  “你們講了那麼多,允許我講點吧,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

  在毛澤東這篇近三個小時充滿憤激之情的講話中,對彭德懷等人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也聯系到反冒進,說他們重復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那時的反冒進,就是資產階級的冷冷清清淒淒慘慘的泄氣性、悲觀性。我們不戴高帽子,因為這些同志與右派不同,他們也搞社會主義,只不過是沒有經驗,一有風吹草動就站不住腳,就反冒進。”毛澤東欣慰的是,“那次反冒進的人,這次站住腳了。如周恩來同志勁很大,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雲同志也會站住腳的。恰恰是那次批評他們那一部分人,這次取他們的地位而代之。不講冒了,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說‘有失有得’,‘得’放在後面是經過斟酌了的。”其實信的原稿是寫的“有得有失”,秘書在抄寫時給寫倒了。彭德懷對此從沒怪過秘書,只是自己承擔責任。毛澤東情緒頗為激動,說道:“我為什麼現在不硬著頭皮頂住了呢?20天了,快散會了,索性開到月底。馬歇爾八上廬山,周恩來三上廬山,我們一上廬山,為什麼不可以啊?有些權利。”毛澤東在作自我批評時是比較冷靜、客觀的:“1958年、1959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應該說我。過去責任在別人,總理、陳雲,現在應該說在我,實在是一大堆事沒管。‘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發了瘋。”毛澤東還聯系到周恩來,說:“至於黨不管黨,計劃機關不管計劃,不搞綜合平衡,搞什麼去了?根本不著急,總理著急,他不急。人不著急,沒有一股神氣,沒有一股熱情,辦不好事情。”從中看出,毛澤東對南寧會議後的周恩來的工作是肯定的,這次廬山會議也覺得周恩來是站在自己一邊的。

  對於彭德懷等人來說,毛澤東的講話真是如雷貫頂,不知所措。散會時,彭德懷匆匆離開了會場,但剛剛走出不遠,就被周恩來派人叫去開會。他回過頭,看到毛澤東正與其他人一起向這邊走來,彭德懷迎上前去,對毛澤東說:“主席,那封信是我寫給你作參考的,為什麼把它印發了?”

  毛澤東回答:“你也沒有講不要印發嘛。”

  一向不善言辭的彭德懷無言以對,默默地走開了。

  毛澤東的這篇講話,成了廬山會議的轉折點。此後,會議的主題和方向,都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批彭的調子一步步升級。

  但在周恩來住處召集的彭德懷等幾位副總理開會時,周恩來還在談形勢的困難,還在安慰彭德懷



  周恩來說:“9000萬人上山,1070萬噸是一個革命。2700至3000萬噸則根據不多,現在落實到1300萬噸。”(參見谷牧:《回憶敬愛的周總理》)

  彭德懷仍沉浸在毛澤東的講話中,他的情緒有些抵觸,他解釋了自己寫信的動機和考慮,表達了對受到錯誤批評的不滿。

  在周恩來看來,彭德懷的“問題”遠沒有他當時反冒進那樣嚴重。

  中午,彭德懷回到自己住處,和黃克誠一起用餐。兩個人相對無言,誰也沒說一句話。黃克誠只吃了幾口飯,把碗一推,站起來走了。彭德懷更吃不下,在餐桌前坐了片刻,也放下碗筷離席而去。回到自己辦公室彭德懷坐在寫字台前,點燃一支香煙,吸兩口,熄滅。接著,又點上一支,又熄滅,丟進煙灰缸。他把桌上堆積的文件,拿過一份,信手翻兩頁,看不下去,又把它丟在桌上。整整一個下午,紛亂、煩躁、委屈和憤憤不平的情緒折磨著彭德懷。(《黃克誠自述》)

  23日以後,彭德懷就再沒到餐廳同大家一起吃過飯,他的心情自然非常沉重。23日晚上散步時,他遇到聶榮臻,聶榮臻問他對毛澤東講話的感想,他說:“是非曲直由人斷,事久自然明吧。”這是他對過去許多歷史誤會一貫持有的態度。聶榮臻勸他認真考慮,要作檢討,對黨有利。彭德懷心裡很矛盾:毛澤東講得那麼嚴重,不作檢討是不行的,否則轉不過來。但要全部否定自己,也覺得不合實際。他請了兩天假,反省過去的種種問題,盡管內心矛盾重重,26日,他還是違心地作了檢討。

  彭德懷的老戰友朱德元帥在23日下午參加第一組的討論,他第一個發言,但並沒談彭德懷的錯誤,直到25日他在第四組作較長的發言,才提到對彭德懷信的看法:“高級幹部有不同意見,無論如何要搞清楚。把問題搞清楚了,統一了認識,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主席過去批評我空洞的樂觀主義,現在可以說是落實的樂觀主義。彭德懷的信雖然沒有直接說出悲觀失望,但是他把缺點錯誤說重了。這不合乎事實。彭總的一個特點,是容易固執己見。如果是正確的,當然要堅持;是錯誤的,就要接受批評,改正錯誤。彭德懷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錯誤的,應當利用這個機會,好好檢查一下自己,對某些缺點看得太嚴重。”他最後說:“彭總有一股拗脾氣,今後應該注意改掉。彭總在生活方面注意節約,艱苦卓絕,誰也比不過他。彭總也是很關心經濟建設的。只要糾正錯誤認識,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在26日彭德懷檢討後,朱德好像自己卸下一副重擔,寬慰地說:“彭總發言的態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暢快的。彭總的發言中有一句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是農民意識。在座的天天向前進,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觀性、片面性就是這樣來的。大家對彭總的批評是對的,彭總今天對大家的批評也比較聽得進去了。過去就聽不進去,談起來就吵。我相信經過這次會議,統一了思想,統一了認識,就不會把錯誤當作包袱背起來了。”很明顯,朱德也把此事看得輕淡了。

  事實上,形勢並不像周恩來、朱德估計的那樣樂觀。

  7月26日,對彭德懷的批判再次升溫。

  這一天,毛澤東向會議批示印發了《李雲仲同志的意見書》,並寫了題為《對於一封信的評論》的長達2000多字的批語。

  李雲仲原是國家計委基本建設局的副局長,給毛澤東寫信時任東北協作區委員會辦公廳綜合組組長。他直接參與了1959年經濟計劃工作,深感問題嚴重,他多次向上級領導反映,卻受到嚴厲申斥。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於1959年6月9日,將一封一萬多字的信,直接寄給了毛澤東主席。李雲仲信的第一部分是談問題。他開門見山地擺出自己的觀點。毛澤東的批示說,李雲仲“認為從1958年第四季度以來,黨的工作中,缺點錯誤是主流。因此作出結論說,黨犯了‘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的錯誤。而其根源則是在1957年整風反右的斗爭中沒有‘同時’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危險。”當年能像李雲仲這樣較高級的幹部,敢於直言上書,指出“大躍進”是犯了錯誤,在黨內恐怕是獨一無二的。信中用大量事實論證了“大搞土法煉鋼的運動,這是一條失敗的經驗……這是對國家元氣的最大消耗。……上百億投資,上萬噸鋼材,幾百萬噸水泥、木材被白白拋在幾千個工地上,長期不能發揮效果。看到這些損失確實很痛心”。李雲仲信的第二部分是建議。他建議“在各級幹部中進行反對主觀主義的思想作風教育教育全體黨員堅持黨的原則,加強黨性鍛煉”。



  毛澤東在批示中寫道:“李雲仲同志的基本觀點是錯誤的,他幾乎否定一切。”但毛澤東對信中所提到的計劃工作中的種種問題還是給予了肯定,尤其對於他敢於秉筆直言大加贊賞。毛澤東筆鋒一轉,又對准了彭德懷:“這個同志的好處,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盤托出,這跟我們看見的另一些同志,……躲躲閃閃的態度,不大相同。李雲仲同志和這些人不同,……他滿腔熱情地寫信給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驟克服現存的困難……”

  毛澤東在此時公開李雲仲的信,的確顯示了他高超的“斗爭”藝術。這使得那些說毛澤東批評不得的人,無法張口,因為同樣是寫信,李雲仲寫得比彭德懷激烈得多,毛澤東都能欣然接受;毛澤東也借李雲仲的信讓大家特別是彭德懷不要躲躲閃閃,把“自己的思想和盤托出”,毛澤東覺得彭德懷還沒說真話,而且他的動機與“滿腔熱情”的李雲仲不同;同時也對那些態度不明朗的“中間派”們敲起了警鍾……毛澤東在“引火燒身”,而最終是要燒一燒彭德懷和他的支持者。

  毛澤東之所以能容忍李雲仲,關鍵是李雲仲還是“小人物”。在廬山也遭到批判的李銳後來說:毛澤東本人常說,人是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的嘛,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嘛,還反對過鴉雀無聲,說過“我就喜歡唱對台戲嘛”。在戰爭年代,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確是這樣身體力行的。可是由於種種主客觀原因,他本人逐漸離開了這個傳統。當然,南寧會議時,我陳述有關三峽問題不同意見,是一個同實際打交道的小人物(而不是一位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或常委),也許因此毫無反感,易於聽取。1959年廬山會議前,國家計委幹部李雲仲懷疑“大躍進”的上書,可說也是一例。毛澤東很看重這封信的意見,認為計委領導從未反映過。我們幾個人在會議前期幾次被召見,毛也是認真聽取我們的意見的。只是後來彭德懷、張聞天這些大人物開了口,事情才變得復雜而不可收拾了。

  (然而,由於全國上下的極“左”思潮,受到毛澤東贊揚的李雲仲並沒有逃脫厄運。廬山會議後,他被撤銷了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下放勞動。“文化大革命”中,他曾長期在黑龍江的一個煤礦當礦工,歷經艱辛,直到平反。)

  7月26日,各小組的會議還傳達了毛澤東的一條指示:事是人做的,不僅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線,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這條指示與對李雲仲信的批語,使得廬山會議又起波瀾,彭德懷被拋上了浪尖:既然對人,就新賬舊賬一起算吧。於是,彭德懷一貫動搖啦,這次反對總路線,過去執行的就是王明路線;從洛川會議到百團大戰,在戰略方針上與主席對立啦;鬧獨立王國,講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不聽黨的話啦……後來竟說彭德懷的入黨動機都不純,是帶著入股思想入黨的。

  在發言中曾說過彭德懷一些好話的人大為緊張。有人正式聲明,收回說彭德懷是好同志的說法,表示要重新評價彭德懷

  過去主持過反冒進,在7月23日還認為彭德懷的問題“沒什麼了不起的”周恩來,也感到一些壓力。他不得不進一步表明自己的態度。7月26日,他在向北京來的各部委的負責人作的長篇講話中說道:“會議形勢的發展,事前我也無思想准備。也許有人感覺到‘山雨欲來風滿樓’;許多人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四個星期會議的發展,大家慢慢懂得了。不是簡單的經驗總結,而發現是方向問題,是一場政治斗爭。……彭總的信是右的代表。”

  就在周恩來說過“不能單算經濟賬,還要算政治賬。局部和全局,還有當前與長遠,得失要算總賬,去年絕非得不償失、得失各半,而是得多失少”之後,他還是算起了“經濟賬”:“落實以後繼續前進,決不是機會主義。

  這就是政治態度。泄氣思想是動搖總路線。我們只是去掉一部分虛氣。”“另一種偏向是,盡說些空話,看到問題不去解決,熟視無睹,放心得下,這同樣是右傾。表面積極,總責備下面,光說空話,這實際上幫助了懷疑派。否認失調,否認緊張,這也是一類工作態度。”



  “今年850萬噸鋼材,最後算賬只700萬噸。不要沉溺在小洋群中,兩條腿要走穩當,如意算盤不能打得太多,不要怕拍王鶴壽的桌子,各部是否有這類事?幾十萬條錯誤,不能動搖總路線。問題只是偏差與不力,有的人碰到一個問題出現,就又懷疑一番;只看到個別現象,又忘記了全局和真理。我焦心如焚,置身其中。”

  “我不安了半年,並非對總路線動搖。但決不可盲目樂觀。鋼材訂貨,找不到廠長,心裡著實難過的。總之,積極負責,不說空話,面對鐵的事實,從武昌會議至今已八個月了,大家在小組會上要作適當自我批評,不要怪地方。”

  他還指出,基建用鋼材要減32%,共250萬噸。生產用鋼材減52萬噸,減9.2%。實幹、苦幹、巧幹,落實各項指標和措施,大家想辦法,同心同德,不埋怨,不畏難。

  作為當家人,周恩來不能空談總路線,空談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他自上了廬山,就沒有停止對這兩年經濟計劃的落實,為此他憂心如焚。可是正值批斗升級、對事又要對人之際,他要遵從毛澤東的指示和意圖,保衛“總路線”,言詞之間,顯露出他內心的矛盾。

  從周恩來的講話可以看出,他實在是用心良苦。一方面,作為前次“右傾錯誤”的主要責任者,不得不在新的政治斗爭中表明自己的“正確”態度,批判彭德懷的“右傾錯誤”;另一方面,作為全國經濟工作的實際領導者,又必須正視國民經濟困難的現實,從鋼鐵工業完不成計劃的情況出發,調低和落實相關的其他各項生產指標。而且,還得對這一工作進行足夠的解釋和說明,以免被人說成是“動搖”和“泄氣”。

  7月31日和8月1日,在毛澤東住處連續開了兩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批判彭德懷。參加會議的有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以及政治局委員彭德懷、彭真、賀龍。黃克誠、周小舟、周惠和李銳四人列席旁聽。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基本上是他講,彭德懷答,其他參加者很少發言。兩天的會議中午都沒有休息,工作人員送來一些包子充饑,會議照常進行。毛澤東從歷史上幾次路線斗爭的情況,批評彭德懷的表現。

  彭德懷低沉地說:“王明博古路線,1934年1、2月間,我自己就已經轉過來了,認為仍舊由老毛領導好。這是過去事實證明了的。這話我同黃克誠說過。”

  毛澤東講了“五次右傾路線,三次‘左傾’路線”後,批評道:“在幾次路線中你都搖擺,由於挨了整,心裡恨得要死,今後也很難說。”

  彭德懷插話:“我61歲了。”意思是年齡已經很大了,還恨什麼?

  話題又轉到了“大躍進”上,毛澤東指責說:“你彭德懷不願上落後地區,不願上山。1956年躍進很有必要,但同時也必定帶來各種不協調,不用反冒進就好了。收縮是對的。……群眾興高采烈,叫下馬,血淋淋的,群眾想不通。氣可鼓不可泄,人而無氣,不知其可也。”

  彭德懷:“我對此領會不深。”

  林彪插話:“氣難鼓易泄,泄了便難鼓。”

  林彪將話題轉到百團大戰上,說是只有打大戰的觀念。

  毛澤東贊同:“三個師只三萬二千人,號稱四萬八。當時打大戰觀念轉不過來,本應該分期發動群眾。”

  彭德懷抽起了煙。透過迷霧似的煙圈,他仿佛又回到當年的那場爭論:

  十幾年前,在延安,有些人對彭德懷打的百團大戰指東道西,彭德懷十分惱火,決心和毛澤東交換一下意見,並要求周恩來作中間人。三個人坐到一起,毛澤東平靜地說:“咱們定個君子協定:第一,把話講透。第二,可以罵娘。第三,各自檢討,不准記仇,不得影響工作。”毛澤東自己先作檢討:“造成這樣子的後果,責任全在我,事先沒得向你通氣,事後又沒得向你作解釋。百團大戰,是無可非議的。從組織手續上講,你戰前對軍委有報告,當時軍委和我個人也是同意了的。如果講到缺點的話,那就是軍委回電未到,你就提前動作了,但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若說你有錯,首先錯誤在我,我不但同意了,給你發了電報,還向你提出這樣的大戰役是否可以多搞幾次。”



  彭德懷是個直腸子,一聽這話,一肚子怨氣頓時煙消雲散:“同志間的了解、信任勝過最高獎賞,有主席今晚這席話,就是現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無憾了。你還是了解我的,倒是我對你有誤會,甚至有埋怨情緒,還要請你原諒,我是個粗人呀!”

  “不,你是一個有勇有謀、智勇雙全的將領,在革命處於危難關頭,你都是站在正確路線一邊,這不僅僅是對我個人的支持,是幫助了革命。好吧,請你多給我提點意見吧。”

  這時,周恩來笑著說:“君子協定的第一條是把話說透,你不要錯過機會喲。”彭德懷接著對毛澤東說:“那好,對你,我只有一條意見,會前應該給我老彭打個招呼,叫我也有點思想准備。”彭德懷最後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你毛澤東,我彭德懷,他周恩來,我們在黨內都要自覺地接受黨的監督和約束,辦任何事都要從黨和人民利益出發,我們誰也不能頭腦發熱,獨斷專行,隨心所欲。否則的話,勢必給黨和人民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如果發生了這種反常的事,那麼對我們來說,就是欠了黨和人民的債,是有罪的啊。”


  毛澤東顯然是動了感情,他握住彭德懷的手,說:“你講得太好了,我建議將你這個觀點,寫到我們的黨章裡去,恩來同志,你不反對吧?”

  “我舉雙手贊成!”……

  彭德懷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沒想到20年後,許多好東西丟棄了。他也承認:“這一仗是幫了蔣介石的忙,但對以後整偽軍有好處。華北會議斗了我,以後對守紀律比較注意。”

  毛澤東面對彭德懷,問了幾句很重的話:“我同你的關系,合作,不合作,三七開。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31年,是否如此?”

  彭德懷答道:“政治與感情,你結成一體,我沒有達到這個程度;你提的那麼高,我還沒有了解。跟不上,掉隊遠,這種分歧多。許多歷史事件,我一生無筆記,文件全燒了。”彭德懷後邊又說到:“在敵我斗爭中,我是堅決的。思想路線容易動搖,馬克思沒有學通,盲從也不行。我是是非各半的人(同主席關系對半開),有農民的無政府思想,叫‘主席’都不習慣。進北京後,跟主席打過八九次電話,找不到,面談機會少,得不到具體幫助。多年養成孤僻性格,無事不登三寶殿。”

  毛澤東還是不滿意:“多次重要時期,你從沒有寫過信,為什麼這次要上萬言書?這一回反映了你對待困難的態度問題。”

  彭德懷不同意:“過去在江西時,對中央也上過萬言書。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要有思想革命。”

  毛澤東又說:“你說發表你的信你不高興,不一定吧。寫這信的目的就在於爭取群眾,組織隊伍。”

  還沒等彭德懷反駁。林彪趕緊表態:“完全同意主席這個看法。”

  ……

  快散會時,毛澤東說:“會議交換意見,取得認識一致,要有個過程。”

  彭德懷承認:“我這次的事,同過去有聯系,要搞通。片面性同立場有關,出了點亂子就動搖,要慢慢深入,弄清思想。”

  8月1日的常委會,仍在大多數時間裡由毛澤東講話,進一步清算彭德懷的歷史總賬。毛澤東的講話近於漫談,內容廣泛,從軍事到哲學,從馬克思到列寧,彭德懷也有不少對話。

  第一個發言的是朱德,他一如既往,說話仍然慢條斯理。他只是就信的內容而談。這對於毛澤東來說,是很不解氣的事,他希望其他人不要這樣表態,於是在朱德還沒講完,毛澤東即將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幾下鞋面,說:“隔靴搔癢。”弄得朱德臉一紅,就停止了發言,直到散會時才另說了幾句。



  林彪是搬來的“救兵”,很快領會毛澤東的意圖,幾句話便“擊中要害”。朱德不講了,他便開始講,其中有幾句話講的時候聲色俱厲:“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馮玉祥。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

  毛澤東長噓了一口氣,對著彭德懷說:“老死不相往來,這麼多隔閡。結疙瘩要解開,辦法是談開;傾箱倒櫃而出。整人,目的是要三五七天睡不著覺,不觸及靈魂深處不行……交心要交足。你通不通?不通,以後再通,我們不是蘇聯那一套(指黨內斗爭),我們有自己的一套。昨天沒有講完。你這個同志,世界觀是經驗主義,非馬克思主義……同在北京城,10年九次電話,一年不到一次。我的責任是官僚主義。比較注意及時或隔一時間答復。九次無下文,我有我的不對。積九次,老子跟你不往來。”

  彭德懷插了一句:“你可以寫個條子。”

  毛澤東:“條子也是個辦法。黃克誠兩次想找我談,沒有下文,這是我的責任。香山住三天,有些忙,應當通知你再等一下。我毛病不少,警衛員說未起床,睡晏覺,你於是拂袖而去。”毛澤東對有些事,雖小,卻記得很清楚。毛澤東武斷地指出:“我們認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備發表的,以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選黨和世界。你的經驗主義、宇宙觀、世界觀,你的政策,同我們是兩個政策:要修正總路線,你想搞另一個,還沒有提出來。你的方法是,信的前半部分說總路線正確,其實毫無感情,全部感情在後部分。就是說你這人有野心,歷來有野心。你的說法,是說過參加革命做大事,說我是先生,你是學生,這都是客氣話。先生、學生,是講集體、勞動人民是先生。尊勞動人民為先生的思想,你沒有建立……歷來要用你的面目改造黨、改造世界。有各種原因,未得到機會。這次從國際取了點經……”

  會議室裡只聽到毛澤東的聲音和偶爾彭德懷的聲音。滿屋充滿惶惶不安的氣氛,好像整個廬山就要爆炸似的。周恩來在後來有過幾句插話,多是附和性的。只問過彭德懷一件事,訪問蘇聯時,他們一起同斯大林談話後,送彭德懷出門時,斯大林跟彭德懷說過什麼話。劉少奇也只問過長征時在三軍團一件無關緊要的事,直到最後才講了一篇話。

  毛澤東的話信馬由韁,但主題只有一個,就是批判彭德懷,以至攻擊到個人:“我66歲,你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感,難對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顧慮。六億人中最高明的是你,先生,學生,是假的。我們的合作三七開。”林彪一開始給彭德懷定性的那幾句話,毛澤東幾乎都接受了:“人家說你是偽君子,像馮玉祥。真偽有矛盾。不能說全部假,對敵斗爭是真的。心中很嚴重的東西不拿出來。”

  彭德懷:“過去的事可檢查一下。”

  毛澤東:“言為心聲,你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照信的後一部分講,領導與黨就不行了。你要打無產階級的旗幟。”

  彭德懷始終堅持:“我是直接寫信對你講的,沒有搞非組織活動。”毛澤東認定:“有右傾活動。”林彪,這個一向話少的人,此時卻一反常態,不但講得多而且調門也高:“不少人說你講假話,有野心。”

  毛澤東頗有同感:“以真話形式出現的假話。”


  林彪繼續講:“在黨內也有藐視一切的思想,好犯上。有個東西扛起,有思想、願望、目的,總覺自己行,有個路線、綱領、世界觀,自視很高。”

  彭德懷不能同意:“也有自卑感。”

  林彪借題發揮:“你那是腰杆不硬。你見風使舵,沒有張國燾蠢,是聰明人,看到不行,采取主動轉彎。王明船快沉了,趕快上岸,拿石頭打船,以示區別。馬克思世界觀沒有接受。”



  周恩來插話:“很驕傲,犯上。俯首甘為孺子牛,這是辯證法。要脫胎換骨。”他又聯系自己:“我多次錯誤,認識不全面。難道檢討了就沒有骨頭?”

  林彪指責:“是另外一個黨性、派性!換個名詞,就是野心,派頭氣勢有的。形式上有很多迷人東西,說你張飛,實際上並不是張飛:你自己走火說過,老奸巨猾,老於世故。內容、形式不統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無心。”

  劉少奇抽著煙像思考又像疲倦,插了一句:“不好敞開談。”

  林彪細致入微:“前年同我談話,簡直像准備好發言稿,機關槍放了,走了,非同志式談話,有戒備。”

  林彪講得很長,使毛澤東能稍事休息,他端起茶杯,吹走上面的茶葉,扭頭說了句:“形式主義的,並非征求意見。”

  林彪更加起勁:“平時以二杆子、張飛出現,一句話不走火,並不隨便,是假張飛,不是真張飛。一貫跟劉談不上。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用很沒有成見的形式對人,實際是老奸巨猾的本質。”

  此話正合毛澤東意:“內有二心,外似張飛。”

  林彪怒目而視:“說信不准備發表,而准備發表的。這樣多的話要說,為何不來談?信有一二三稿,想定稿,黨內刮風。”

  彭德懷不承認:“就是一稿嘛。”

  林彪幾乎罵了起來:“你是這麼個人。個人英雄主義,有新有舊,迷惑手段。相處多少人,總覺你特別,威風氣概,不易接近,不平等味道,自負太大,剛愎自用。這些思想根子不去掉,內心東西根本不去掉,就是個特殊人物!”

  周恩來還是比較平和,很少涉及具體內容:“一改二幫,那一套都改掉。要交心,你不易交心。”

  而毛澤東則細得多:“從打擊斯大林後,佩服赫魯曉夫。”

  劉少奇彭德懷認為中國也有個人崇拜。

  眾人紛說之下,彭德懷急了,他抬起僵硬的臉,爭辯著:“你們這樣推測,就難講話了。陰謀、兩面性。每回唱三個歌……”

  周恩來緩緩道:“看來是感情問題。”

  到會議結束時,按常規,思想批判完了就是人事處理。似有取代彭德懷之意尚未受命的林彪,此時就開始擺弄起彭德懷:“不是打倒,不是今後不信任,工作要你做。要整風、洗腦筋。”口氣很像毛澤東

  彭德懷難以申辯:“改造思想贊成。總路線擁護。但工作有消極面。”

  毛澤東:“我們黨是三山五岳,是個聯合會。”這就是毛澤東常說的要搞五湖四海,要容納那些反對派。

  彭德懷早有退意:“管軍隊要純的人。我沒提過任何一個人,無任何私人來往,也沒有私人信件。了解了為何又不願幹?軍委應當掌握在一個得力同志手上。我下來這次不公布。建議一人去主持軍委日常事務。國防部同外國不同,外國是一長制。”

  毛澤東不同意:“現在不談此事,還是你幹。”

  彭德懷毛澤東又誤會了,掏心窩地講了:“也不是以此來抵抗。朝鮮回國後,就不想幹。軍隊復雜,科學技術,不摸不行,不好下決心。早有此意,並非不服從,希望諒解。我承認人思想改造,學點馬克思主義。讀書沒讀通。具體事務一來,學習又放下。32年來,沒有真正坐下讀過一本書。英雄主義思想還有根源。今天講的事,好多忘了,當年事,容易忘。軍隊培養新人,准備打仗。我這人隨便,越熟越馬虎。這次會本不想來。個人英雄主義,還加無政府主義思想。華北會議作過檢討。洗腦筋不容易,還要發作的。不守紀律,現在好一點。這次寫信,說‘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沒同別人談過,是否是備個案,是否如大家講的如此系統,現在還難接受。說我想發表,不能接受。我是贊成總路線、大躍進的。看到困難,動搖搖擺是有的。講我不要這兩個東西,沒有的事。這樣說,發展下去就危險了,小資產階級奪無產階級的權。主席23日不講話,會發生混亂,承認混亂,立場不穩,有搖擺。”



  毛澤東:“歷來搖擺,直到高饒事件,但能搖過來。這一次又可能搖過來,得看環境形勢。對你還是寄托希望的。”

  彭德懷:“這兩天兩次談話,很感謝。我決不抵觸。”

  毛澤東:“可以繼續申辯。平時不往來,是一種觀察現象。本質如何,現象不一定准確。合理時,我毫無顧慮。那時靠劍英(指長征時張國燾陰謀另立中央),我不會忘記劍英大功勞這一條。否則,中央當俘虜。三次反‘圍剿’戰爭,我們非常融洽。後來年紀大起來,積累了很多東西。”

  彭德懷:“信中也講無產階級,也下了決心的。”

  毛澤東也承認:“你出身勞動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對群眾有感情。問題是經驗主義。”

  彭德懷不反對:“經驗主義肯定,靠自己幾十年經驗辦事,林彪同志容易接受新東西。我只讀過兩年舊書,裝的很多東西,都洗盡不容易。是被動地跟著幹社會主義建設。沒有這次會議的話,走到另一條路,也許會的。”

  毛澤東:“采納你的意見,會混亂一時期,又要來糾正。”毛澤東再次聯系到歷史;“吳起鎮我講話,長征勝利,取得經驗,有7000骨幹,前途光明,當時只有7000多人。很多人不贊成這樣講,說吹牛皮。”

  周恩來也復重了前面大家講到的:“(彭德懷)華北又鬧獨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戰爭合作。抗美援朝,回到軍委,不大靠攏了。”

  劉少奇說得也比較平和:“元帥心情,不好合作,我也有此感覺。難道都怪這些人?你就那麼好?中間有個問題,把你那套丟開,服從黨,野心拋掉。是大家的野心,無產階級改造世界全世界的野心,不是個人野心。黨內好好合作,求同存異。原則問題要斗爭。團結、批評、團結。”

  毛澤東:“九個元帥、十個大將,圍在你周圍豈不好?人少好還是人多好?”

  彭德懷:“40天來,有兩面,有恨,也接受,當元帥不行,當副手,剛愎自用。”

  看來,要講的都已講完。與會者的沖突心理也漸漸平息。包括毛澤東,語氣也都和緩:“一下改不可能。洗腦問題,照顧他的特點,不能急於求成,不能急功近利,包括黃老(黃克誠),有缺點,慢慢改。”

  彭德懷也很誠懇:“近幾年有些改。如果意見不合,強迫我實行,抵觸厲害。主觀還想搞什麼,則不是。有人說我投機,很反感。話可以講,實際問題一來抵觸大。”

  只有林彪火力不減:“你自信心太高,不合乎客觀。把自己看成偉大英雄,其他看不起。幾十年本能反映:自信太高,過分自負,想當大英雄,個人英雄主義不改。”

  陷於孤立的彭德懷已經沒了起初的激動,表情嚴肅,卻靜若死水,痛苦的表情被埋在了心底。他身旁的方凳上,擱著一只大茶杯,茶水喝完之後,他用三個指頭把綠瑩瑩的龍井茶葉撈出來,放在嘴裡,慢慢地嚼著。最後他表示:“大家可以放心,我不會自殺,不會當反革命,可以種地參加勞動。”

  會議是從上午10點開始,下午5點結束的。領袖們離開會議室時,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等桌上的煙灰缸已冒出了尖。人們都走開後,大門和窗戶仍然煙霧繚繞。

  事情並沒有完。

  在開常委會的過程中,各地的中委和候補中委已陸續上山,毛澤東的一個更大計劃已經開始。8月1日晚,周恩來召集了一個短會,宣布八屆八中全會於8月2日開始,毛澤東將發表講話。那天晚上,彭德懷在走廊坐著乘涼,向秘書們談起這兩天黨委會的情況,唉歎地說:“主席批評我這次寫信是有組織、有計劃、有准備、有目的地向黨進攻,我實在難以接受。”他邊說邊搖著頭。8月2日早上,即八屆八中全會正式開幕的那天,他抱著難以名狀的心情,自言自語道:“我已經夠臭的了,這次還要把我搞臭。不過這樣也好,這樣才能在全軍消除我的影響。”說著,大步走出門,向會場走去。



  全會會場在廬山人民劇院即原來蔣介石“廬山軍官訓練團”的舊址。會場裡分散著擺了許多藤椅,大體有前、中、後之分,毛澤東的位置在舞台下面,靠近的就算前排。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75人,候補中央委員74人,另有14人列席會議。還是毛澤東先講。他說,會議議程討論兩個問題:修改指標和路線問題。前一個問題,毛澤東只捎帶了幾句,重點講路線問題:“有些同志發生懷疑,究竟對不對?路線是八大二次會議定的。發生了問題,起初不清楚。上山後,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講說話不自由,有壓力。壓得他們不敢講話。當時都不清楚什麼問題,不知是什麼事。摸不著頭腦,什麼問題覺得不敢講話。其實上山起初半個月是神仙會,閒談一陣,沒有什麼斗爭,並無緊張局勢。後來才了解,為什麼有些人覺得沒有自由呢?就是他們要求一點緊張局勢。因為那種松松垮垮的情況,在他們看來,還不得要領,還不過癮,要攻擊、破壞總路線,要有批判總路線的言論自由。以批判去年為主,也批判今年,說去年工作都做壞了。自第一次鄭州會議到現在九個月,中央批評了刮‘共產風’、高指標,糾正了‘一平二調三收款’,逐步落實三級所有制等。九個月來這些工作,他們都看不進去,要求重新議過。他們要一種空氣,要民主,認為過去就是不民主,許多問題沒有徹底討論,認為政治局擴大會不過癮,討論不夠。現在開中央全會,請大家來,民主大些。他們可能還要擴大些,我們還有辦法嘛,還可以開黨代表大會嘛。明春准備開黨代會,看形勢,如需要,今年9月、10月開也可以。1957年不是要求大民主、大鳴大放、大辯論嗎?現在要求民主,這種形勢,開頭沒摸清楚,看來是這麼回事。廬山會議已開了一個月,今天開全會。新來的同志莫名其妙,不知怎麼回事。開幾天小組會,再開幾天大會,最後作出決議。”

  毛澤東又重復了他經常講的兩個問題:團結和允許犯錯誤,再次舉出阿Q,要允許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等等。毛澤東的這篇講話,不但為全會規定了“反右傾”這一主題,還將彭德懷等人的問題,上升到了路線斗爭的高度。事實證明,毛澤東在講話時比較注意辯證法,但實行起來,不管是他自己,還是其他人,都可能離開這些原則。特別是將彭德懷的事與“非組織活動”、“軍事俱樂部”聯系在一起時,許多原則只能停留在嘴上或紙上,而實際情況是,與會者關注的重點早已轉移到追逼彭、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人的“組織關系”上。在人們舊有的觀念中,“組織”往往大於“路線”。於是,全會的大部分時間裡,是開分組會,由各小組對上述幾人進行揭批。毛澤東照例不參加分組會議,但總能通過各種渠道得知分組會內容,並適時出面召開大會或個別談話,以指導和規定會議的進程。但更多的時間裡,他是批示印發文件、材料,對與會者施加影響,即他後來自稱這是“機關槍”和“迫擊炮”。

  8月3日,在分組會一開始,毛澤東就給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以及各組組長寫了一封信,鑒於彭德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他不習慣稱“主席”的情況,建議在會議簡報上一律稱同志。他提出,簡報上的稱呼不妥當,這種舊習慣應當改過來。建議:一律稱某某同志。例如:主席,稱毛澤東同志;總理,稱周恩來同志;林總、彭總、賀總,稱林彪同志、彭德懷同志、賀龍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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