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能吏谢富治上将的荣辱人生(图)

2014-10-24 | 来源: 关岭博客 | 转到微信 | 有1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谢富治的老部下，后来担任国防部长的秦基伟在回忆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红安人谈到他，都说这个人应该写一写，历史就是历史嘛，不能光说好的不说坏的。就像林彪一样，还是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他，功是功、过是过，不能他后来坏了就否定他的一切。假若他在战争中没有特殊贡献，是不能在共和国的将军名单中列为上将军衔的。他恐怕到死也为他的一生骄傲。他是属于那种“春风得意”的人。尤其是后来登上中国最高的政治舞台和权力顶峰，他完全是忘乎所以了。他没有想到他死后留下的污点让人憎恨和鞭挞。”本文选自博客中国，作者文贝。

　　文革期间，谢富治在群众大会上讲话

　　史书上有忠臣和奸臣，清官与贪官，好官与坏官，能吏与庸官之别。能吏指的是能干的官，与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庸官相对应。

　　中国历史上称之为能吏的人很多，如隋朝的房彦谦，唐朝的狄仁杰，宋朝的包公、寇准、王安石，明朝的海瑞、张居正，清朝的和坤等。

　　古语云：“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能吏未必清廉，更不可能十全十美。但能吏一定是忠君爱国，是治国能臣。

　　普通百姓在感情上倾向于清官，皇帝却喜欢能吏。三国时期的曹操提出“唯才是举”，唐朝李世民推崇“唯才是举”，都是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典型。而清朝雍正皇帝更是提出“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的重才轻德的用人路线。他重用的李卫、诺敏、田文镜都属于这类人。他的基本立论是封疆大吏最上者，操守既好又能实心任事、不避嫌怨，其次则操守平常之辈，最下亦最可痛恨者，乃是洁己邀誉的清官巧宦。

　　贤与德，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望。能与才，是时代对效率的呼唤。清官虽好，却普遍存在短于理事，因循保守、拘泥偏执、猜忌刻薄、虚伪好名、言行相违等缺陷。从历代变法来看，推动社会变革的都是能吏，而阻碍者多数是秉持国政的庸人大臣。“不材之人为害胜于脏污者”的意思是宁可用操守有玷的才智之士，也不用因循废弛的庸人。而且每逢改革，保守者都指责“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因为年轻人锐意改革，是新生力量的代表。

　　谢富治在文革后不仅被打成四人帮死党，连骨灰都移出了八宝山。主流媒体把他贬的一无是处，就差“挫骨扬灰”了。然而综观他的一生，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战场上的骁将

　　谢富治三十岁就成为红军的高级将领，担任红九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385旅政委（旅长陈赓），太岳纵队政委，同时期的旅长后来基本是大将衔。解放战争时期是著名的陈谢兵团（陈赓谢富治兵团统兵八万、陈锡联谢富治兵团辖十、十一、十二军）政治委员，太岳反扫荡、上党战役、进军豫西、淮海战役、解放大西南都留下了他光辉的足迹。他三兵团麾下的三个军是刘邓第二野战军的主力。王近山、杜义德、阎红彦、秦基伟、王维纲、曾绍山、鲍先志等都曾是他的部下战将。

　　治理地方的能臣

　　建国后，谢富治被任命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成为云南党政军的一把手。他组织了云南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领导了云南的土地改革，指挥部队剿灭了当地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为恢复云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铁拳治毒，使云南长期存在的吸毒贩毒现象基本绝迹。他坚决镇压黑社会势力，积极发展生产，使云南这个边陲之地社会安定，生活不断提高。

　　正是由于他的历史战功和治理云南的成绩，谢富治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此时谢富治身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府主席，工作重心已转移到地方。时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负责授衔工作的宋任穷在其回忆录里说：“除了赛福鼎、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等少数几个因情况特殊授予军衔外，其他已转到地方工作的同志，包括驻外大使，都没有授予军衔。”，这是谢富治的特殊待遇。

　　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当时中央委员仅97人，不同于后来的将近二百人）。1959年又接替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部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员兼政委。196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公安部长。

　　公安战线上的杰出领导人

　　所谓乱世出英雄，谢富治担任公安部长正值大跃进后期的乱世。人民公社刚刚建立，集体化道路面临着曾经分散社会的挑战。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民生活艰难所形成的社会纷乱，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叫嚣和国内反动分子的蠢蠢欲动。1963年展开的文化革命各种政治思潮的角力，四清运动对各类所谓敌对势力和党内阶级异己分子的整肃。在国家法治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公安工作面临着既无法可依又必须为政治保驾护航的重任。这一期间的工作，即使在文革后被否定的政治语境下，谢富治主政的公安工作也没有受到多少指责。

　　文革运动的保驾护航者

　　后来人皆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谢富治人生的转折点，如果说前半生光荣的话，后半生则是耻辱的历程。其实这只是政治语景下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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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开始后刘少奇主政的文革不见有人对谢富治批评，因为他是维护刘少奇工作组的。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严厉指责了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后来人不顾大部分中央领导齐场批刘邓的事实，反而挑出谢富治的发言，以表示谢富治的“变坏”。而他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则成了错误的证据。

　　据“文革”初期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将军回忆说：刚开始时，谢富治经常挨批，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也不让他参加。

　　很多人拿谢富治批老上级邓小平来证明他的人品，其实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许多战将都与邓小平分道扬飚。陈锡联、苏振华、王宏坤、王秉璋、汪峰、王辉球、刘丰、吴忠等原来的二野战将，那个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只能说明邓小平的人缘不好，或者说确有问题。

　　把谢富治说成是迫害刘少奇、王光美的元凶更不合理。刘少奇被打倒是因为文革前期工作组的问题，历史问题是红卫兵揭露出来的。是中央决议成立专案组审查，虽然谢富治作为公安部长担任王光美专案组组长，却是在周恩来（刘少奇专案组组长）的领导下工作的。谢富治名义上是组长，却是在中央文革和周恩来领导下，江青、康生、陈伯达、萧华（总政主任）这些人当时身份并不比他低。

　　谢富治是反“二月逆流”的干将。搞不清“二月逆流”的人总喜欢扣在四人帮身上，其实1967年二月会议时江青基本没有到会，叶群代表林彪参加，四人帮还没有成形，主要成员都在上海工作。而与老干部对垒的是陈伯达，最后是毛泽东的态度才开始批评老干部。而老干部的反抗针对的不是文化大革命，是保陈丕显、萧华、刘志坚等自己的嫡系，维护的是官僚阶层的利益，是根本没有多少正义可言。而且在后来发生的“杨余傅”事件中，谢富治也是“受害者”之一。

　　谢富治支持砸烂公检法。说谢富治支持砸烂公检法就像赵紫阳分裂党中央一样可笑，试想那个主官会支持砸烂自己的地盘，除非是傻子。文革砸烂公检法是群众运动，是自下而上展开的。如此狂热的群众运动，他谢富治想拦也拦不下。很多人把《公安六条》的罪名加在他身上，事实上这个在当时具有法律效能的文件，为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某种意义上有功。至于其中的政治因素只能是政治环境造成的，况且这种中共中央、国务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的《公安六条》是经过中央讨论通过的，不是谢富治所能左右。而根据《公安六条》在文化大革命中抓捕和处决的人是极少数，远比后来《刑法》要少的多。

　　在谢富治担任公安部长的文革前，公安部副部长的名次排列为杨奇清、汪金祥、李震、于桑。１９70年军管后,公安部核心小组由于桑、刘复之、李震、张其瑞、施义之、赵登程、曾威七人组成，只是增加了几位军代表和群众代表。公安部内部的斗争是老派公安与军代表之间的争斗。

　　谢富治制造冤案。文革中确实存在着许多冤案，这些冤案既与历史有关也与政治和权力斗争相关。身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无力阻止这些冤案的形成，而且作为政治局委员和北京市委书记，公安部的工作基本是李震、刘复之、于桑等打理。而1970年谢富治经诊断患有胃癌后，6月起公安部的工作移交给李震，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工作正在休养期间的刘伯承、谢富治2人不拟通知。直至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病逝，基本没有再参加工作。算起来谢富治在文革中的工作不到四年，把文革中的冤案套在谢富治头上，他承担不起。有人认为谢富治可以抵制，抵制不了可以辞职以示抗议。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包括许多老革命家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有一个辞职的吗？大部分人都是“忍辱负重”，反复深刻检查，以求保住地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凭什么要求谢富治一个人做政治的“殉道者”！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指出：“同年（按：1968年）十二月，谢富治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的名单。”其实这件1967年10月8日，在北京出现的传单《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正是在谢富治的直接领导下在天津破获此案，发现写信者是天津一家煤球厂的一个工人。后来此事被利用并不是谢富治的责任。

　　生活上洁身自好

　　曾经有文章把谢富治称作是“唯一一个不让子女腐败堕落的开国上将”，显然有些夸大。这种说法主要指的是当时许多上将们都把子女安插在自己的势力范围，提干或安排到好单侠。而重权在握的谢富治没有让子女进公安，把哈工大毕业的大女儿谢小沁改名刘青，安排到陕西闫良的轰五飞机制造厂锻炼。儿子谢铁牛发配到中缅边境当兵，成为第一批入越参战三年的战士。直到父亲病危才调回国到葫芦岛基层当兵，后来，挖坑道受伤腰椎压缩性骨折才调回北京。父母倒台后，谢铁牛做生意，后来成为新家坡公民。回国成立了铁牛集团，拥有广州超一流商业区“正佳广场”，与李嘉诚的“太古汇”面对面。

　　1954年成立的哈尔滨军工学院（陈赓任校长）简称“哈工大”（现为国防科大）先后培养和造就了150多位将军、39位“两院”院士，有“将门相国之后专门学院”之称。十大元帅中有七位元帅的子女，十大将有六位大将的子女、亲属就读“哈军工”。公检法三家最高领导人子女中还有最高法院院长张鼎丞的女儿张延忠（后任人事部人事司司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谢觉哉的女儿谢飘（后供职于国家经贸部）。这些“天之骄子”除了父辈倒台以外，很多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

　　谢富治的夫人刘湘屏解放前19岁就担任山西高平县长，文革前任八级部综合局局长。文革后任一级部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担任卫生部部长，中共十届中央委员。1976年被免职，1985年被开除党籍。被打倒以后，仍然豁达乐观，晚年还资助几个贫困学生上学。

　　即使在谢富治被打倒批判时，除了政治问题外，没有任何有关生活作风和腐败的问题，说明这个人在清廉方面比较干净。

　　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谢富治追悼会由李选念主持，周恩来致悼词。悼词给谢富治极高的评价，称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据说谢富治病重期间，江青去看望时还流了眼泪。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谢富治、康生进行审查。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撤消这两人的《悼词》，并开除党籍。他的骨灰匣也被请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揭下了覆盖的党旗。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之一。

　　谢富治的老部下，后来担任国防部长的秦基伟在回忆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红安人谈到他，都说这个人应该写一写，历史就是历史嘛，不能光说好的不说坏的。就像林彪一样，还是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他，功是功、过是过，不能他后来坏了就否定他的一切。假若他在战争中没有特殊贡献，是不能在共和国的将军名单中列为上将军衔的。他恐怕到死也为他的一生骄傲。他是属于那种“春风得意”的人。尤其是后来登上中国最高的政治舞台和权力顶峰，他完全是忘乎所以了。他没有想到他死后留下的污点让人憎恨和鞭挞。”

　　谢富治一生有许多错误和失误，既有政治环境又有个人缺陷。抛开政治因素，谢富治在各种岗位上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作为“能吏”明符其实。当然，在政治语境下，他的成绩也是他的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