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 手握国之重器周永康生异心惊中央

2013-08-09 | 来源: 自由亚洲电台 | 转到微信 | 有2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有消息甚至称,周永康在政治局常委中与胡锦涛等方面曾不止一次产生某种程度的不配合甚至是牴牾。这其实并非不可能。当年仅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便可以监听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热线,而掌握国安、情报等部门的政法委书记则更有条件做出类似以下犯上行为。此外,在薄熙来事件发生后的2012年3月7日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投票表决对薄熙来的免职的决定,周永康投了反对票,成为9大常委中的不和谐音,事后更是将中央的处理意见私下通知薄熙来,严重违背了中共中央的组织纪律和保密法规。其二心已然十分明显。

中共一向有维护中央集中统一的政治传统,而周永康之所以能够做出此类举动,更合理的解释便是其本人已经具有了某种程度上与中央集体相抗衡的政治力量,而这一力量来源便是其手中对政法系统中的公、检、法、武警、国安、情报诸多等部门强有力的集权和掌控。而周永康手掌“国之重器”,一旦存有异心,极有可能对中共造成相当大的杀伤力。

在薄熙来被解除重庆公职数日后的3月19日,曾有“北京放枪”传闻,有分析观点认为,并不排除此事系与薄熙来交好的周永康政法系统所为的可能。而在此次薄熙来即将于济南公审当口,当地派遣武装野战部队巡逻戒备的做法也可能是出于防止类似事件重现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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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士认为,周永康控制政法系统日渐成型的“独立王国”,不仅向外界释放出了中共中央分裂的信号,造成中央权威受损,而且导致政治力量的消耗,使得政治效率明显降低。周永康在政法委的这10年,往往被外界视为贻误改革时机的10年,而与此同时,社会和政治问题日渐增多、增大,形成利益固化的藩篱和改革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周永康本人推行的强硬维稳策略,成为社会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催化剂,加剧了官民矛盾和对抗,透支了中共执政合法性和公信力,也因此动摇了中共的执政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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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永康担任政法委书记期间,公安系统下的劳教制度大规模建立和投入使用。根据这一制度,公安机关可以不经任何司法程序认定,便可将任何普通民众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而在现实运作中,劳教时间往往更长,而且往往充斥着各类人身迫害的行为,任建宇劳教案、一元劳教案、唐慧劳教案等一系列恶性案件相继被公开。不仅如此,政法委系统还以打击异见分子之名,行集权与谋取私利之实。

同样在此期间,薄熙来与王立军在重庆唱红打黑期间,更是将打黑变成了“黑打”,公安机关与警察权力被扩充和强化,检察机关与法院却被形式化,不对大量民营企业家及普通民众造成了人身伤害,而且还达到了贪受其家财的目的。对此,周永康主持下的政法系统显然难辞其咎。

因此,政法王周永康的“独立王国”不仅在中共中央层面,在中共体制内外都陷入了近于万夫所指的境地。据调查显示,在周永康任期内,民众抗争事件不减反增,而且是猛增,从每年几万起发展到每年几十万起。而且西藏地区动荡亦呈现明显加剧事态,正是在周永康出任“政法委书记”之后,尤其是在西藏大增维稳费之后。除民间呈井喷式的群体性事件直接挑战政法委长期奉行的维稳策略,在2011年2月中国多地更是爆发了“茉莉花革命”,并得到了为数众多群众的现场声援。

其实,在中共体制内也不乏反对的声音,在罗干之前的前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曾写信给胡锦涛和习近平痛批政法委与周永康,并要求约束其权力。

而在2012年5月云南省16名老党员亦联名止书中央要求免去周永康常委和政法委书记两职,并交由中纪委查处。《炎黄春秋》在中共十八大前更是提出废除政法委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