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是一面鏡子:革命初見利忘義的亂象

2012-09-23 | 來源: 新浪讀書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不能靠政府撥款的軍隊怎樣解決軍費問題呢？

　　不用替他們擔心，他們有的是辦法。只要控制了地盤，斂取金錢並不難。

　　以北方實力派馮玉祥為例，他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一般人認為像馮玉祥這樣的行伍出身的大老粗，除了打仗之外不會有什麼經濟頭腦，實際上他的經濟頭腦絲毫不遜色於專業理財師。馮玉祥接管了京綏(北京到綏遠)鐵路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軍政要員免費乘車的特權，過去要員們乘坐這條鐵路線不僅不買票，而且還要坐最好的座位，現在一律買票乘車。此舉不僅增加了收入，而且還給馮玉祥披上了平等和不畏權貴的色彩。

　　既然權貴的錢都敢收，一般的老百姓就更不在話下了。於是馮軍控制的鐵路貨運價格猛竄了三倍，每噸貨物運價從過去的四元提高至十二元。此外，北京各旅游景點賣票的大規模實施，就是從馮玉祥主政北京開始的。他還創造性地定下了根據廣告牌大小，按月征收廣告稅的創收模式。

　　馮玉祥還創設了西北銀行，成立了西北汽車運輸公司，壟斷了西北的汽車運輸。還有就是截留了要上繳中央財政的鹽稅，自行在轄區提高稅率。如在他控制的張家口，凡輸入重要商品稅率均為百分之三，經張家口輸出的貨物都要征收裝載稅，對糧食和羊毛征收特別稅，對卷煙課以百分二十的附加稅。

　　馮玉祥不僅開源有方，在節流方面也毫不遜色。與他用膠皮水管給士兵們施以洗禮(馮將軍率領全軍集體加入基督教)相媲美的，是新年放鞭炮的典故。有一年元旦清晨，馮玉祥在鄭州召集全體官兵行賀年禮，訓話道：“今日元旦，應當放鞭炮慶祝。可是我們財政不足，而且也要節儉，就不買鞭炮了，我們就用嘴大聲放鞭炮算了。”

　　說罷，馮將軍帶頭用嘴喊了起來：“砰乓……”於是全軍大叫“砰乓”十幾分鍾，算是放了鞭炮。這個故事多少帶有調侃的味道，有點像香港無厘頭喜劇，但從一個方面揭示出馮玉祥節儉的性格。

　　那麼是不是說，所有的國民革命軍高級將領，都為軍費發愁呢？

　　至少有一個人不會為錢發愁，此人就是蔣介石。

　　·4·

　　蔣介石當年起家的時候，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做過金融投機買賣。

　　他曾經受過上海軍政府都督陳英士的兩百塊銀元，刺殺光復會領袖、浙江省都督陶成章。這一次蔣介石沒有親自動手，而是用這錢收買了殺手，在上海廣慈醫院行刺成功。從那時起，青年蔣介石就徹底明白了“殺頭的生意有人幹，賠錢的買賣沒人做”的道理，有錢可以讓人幹很多事，不管這些事是正義的還是不正義的。

　　蔣介石之所以不為軍餉發愁，是因為他有特殊的頭銜——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中山艦事件”之後，蔣介石取得了絕對軍權，下撥給部隊的軍費完全由他支配，給哪個部隊不給哪個部隊，給誰多少，都是由他大筆一揮，聽話嫡系和親信多給，雜牌少給或幹脆不給。當時的國民政府財政部只管掏錢，連財政部長宋子文也不知道蔣介石是如何支配軍餉的。

　　國民政府內的共產黨人吳玉章曾發出過質詢，要蔣介石報告軍餉是怎麼發的。催促了好幾次，蔣介石才派他的軍需處長出席會議報告了一下。結果這位軍需處長報出的也是一筆糊塗賬，算來算去，政府下撥的軍費與蔣介石的支出根本對不上賬，數百萬元說不清楚去向。

　　蔣介石對國民政府左派和共產黨聯合查賬的行為非常不滿，大訴冤屈：“自從北伐以來，不過多用了一千三百萬元，以這些錢買得了湘、贛、鄂幾省，走盡天下也找不著這樣便宜的事。你們還要說我多用了，真是太沒有良心了！”

　　吳玉章認為蔣介石是裝糊塗，他提醒這位總司令：“所謂多用一千三百萬元，只是一個月的軍費。如果從北伐以來算起，軍費總數至少在一個億以上了。”

　　什麼錢該花，什麼錢不該花，蔣介石心裡最有數。

　　有一個科目的開銷，蔣介石是從不吝嗇的，那就是在軍隊內部培植親信。他對自己的親信出手闊綽，是大家公認的，有人指責蔣介石的這種作法與舊軍閥並無二致，當年袁世凱組建北洋六鎮時，駕馭親信諸將就是用的這種方法，花錢如流水，能不被“金彈”征服的人少之又少。蔣介石對待這些指責毫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

　　蔣介石格外垂青黃埔軍校的學生，這是他賴以起家的資本。僅黃埔同學會每月的開支達數千塊大洋，黃埔第四期的畢業典禮花了兩萬多塊大洋，蔣介石眉頭都不曾皺一下。黃埔軍校學生見蔣介石，都以叫他校長為榮。帶兵打仗的學生即使做了錯事、打了敗仗去見蔣校長，他最初也就是一頓大罵，罵完之後，氣也就消了，接著就會要問挨罵的這位學生缺不缺錢花？如果說有什麼需要，盡可開口要求；通常是罵得越凶，給的錢就越多，即使挨罵的學生不需要錢，蔣介石也要隨便給他一兩百元，以示拉攏。

　　國民政府指望蔣介石帶兵打仗，所以盡可能地遷就他，特地撥給他一百五十萬元作為特別費，辦黃埔軍校的每月經費七十余萬元還照支不誤，因此黃埔軍校被譏諷為全世界花費最大的軍校。

　　蔣介石花錢如流水，別說政府不富裕，就是有座金山銀山，也禁受不起。加之他獨斷專行的作風，更加引起了國民黨左派的不滿，企圖用黨紀和政紀制約蔣介石，蔣介石哪裡肯受這幫文人的約束？於是與左派之芥蒂日深，因此策動“中山艦事件”，削弱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力量，然後又發動更大規模的“四一二”政變，與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撕破面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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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二”事變之後的兩天，有共產黨員參加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罷免了蔣介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務，並開除其國民黨黨籍，通令嚴緝歸案究辦。蔣介石還以顏色，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至此形成了相互對立的武漢政府和南京政府。

　　·5·

　　驅逐了蔣介石，武漢的國民政府基本上由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組成。

　　武漢國民政府的日子並不好過。長江作為華中地區通往富庶的江浙一帶的水上大動脈，被蔣介石切斷了。外國銀行紛紛倒向蔣介石一方，武漢的外資銀行大量關閉，不同武漢貿易，上海與武漢之間的貨幣匯兌幾乎停止。蔣介石掌握了中央銀行發行鈔票的權力，武漢政府只能印發“國庫券”聊以度日，國庫券最小的面值是五元，商人都不願意使用。許多小商販和人力車都停了市，武漢商業和金融一片蕭條。

　　兩湖地區的工農運動，對武漢政府的經濟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北伐戰爭開始的時候，共產黨提出了“一切權利歸農會”的主張，湖南、湖北一帶的農民運動勢如燎原，農民協會的勢力不斷擴大，有組織的農民已經達五百萬之巨。農會會員們刺探軍情、組織支前參軍，在軍事上幫了北伐軍很大的忙。

　　農民支援北伐，主要原因是革命覺悟，但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則是直接的驅動力。農民兄弟對美好生活的渴望一點也不比城市人差，一旦這種欲望被點燃，能量將是巨大和不可遏制的。

　　湖南農民運動是最轟轟烈烈的，有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證。

　　翻身的農民光棍漢沖進地主家小姐的閨房，雖然不能摟得小姐在懷，也要在香噴噴的繡床上滾一滾，把身上的泥巴沾在繡花被上，以表達對幸福的渴望。

　　湖南農民協會勢力之大出乎人們的想象，竟然達到可以壟斷一些重要商品市場的程度。

　　比如進口商品市場。當時西方工業發達國家的商品已經廣泛滲透到長江流域，從鍾表、香水等奢侈品到針線、鐵釘、暖水瓶、小剪刀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無不是外貨充斥。其中最大宗進口的商品是煤油，幾乎被“美孚”、“亞細亞”兩家外國公司壟斷。

　　當時中南地區除少數城市使用電燈照明外，農村和小城鎮都用煤油燈。這兩家公司為打開中國市場可謂是不惜血本，開始農村不認煤油，大多以燈盞盛菜油照明。美孚公司為了打開中國市場，花費巨資特意定做了很多小洋燈，只要購買美孚的煤油就白送給小洋燈。中國的老百姓嘗試之後，發現煤油燈不僅亮度大，油煙比菜油少，而且價錢也不貴，這才逐漸接受了煤油燈。

　　壟斷必然會產生暴利。“美孚”、“亞細亞”兩家外國公司大賺中國人的錢，自然會刺痛一些中國人的民族感情。湖南農民協會打起了反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旗號，理直氣壯地要求兩家外國公司運來的煤油必須低價賣給農民協會，由協會統一經銷。兩家外國公司當然不幹，威脅將市場上的煤油撤下，統統准備運走。

　　農民協會當然不能讓這塊到口的肥肉溜走，於是就在各處設卡攔截。外商便以商品被農會沒收為由，向武漢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兩湖地區的外商本來就對農民的反帝運動抱著深深的恐懼，正好找到借口，也都紛紛撤資離去，包括海關的外籍雇員也都撂了挑子，武漢政府只好臨時組織一個由中國人組成的海關管理委員會接管，於是外商又造謠說湖南已實行收回海關、沒收外國人財產的舉措，造成了更大的國際糾紛。

　　如果農民協會高舉愛國主義的大旗，只對帝國主義的奸商下狠手，武漢政府或許還能忍受。關鍵是農民協會也不怎麼買國民黨政府的賬。當時英國軍艦卡斷了長江下游的水路交通，江浙一帶的糧食運不進兩湖，武漢政府軍隊的軍糧只能靠在當地征集。湖南是產糧大省，湖南農民協會控制了糧食供應，武漢政府想調湖南糧食到湖北，非得經過湖南農民協會認可，否則不能出境。這種做法當然會引起武漢政府和軍界的不滿，認為農會不講政治，故意刁難。

　　更讓武漢軍方感到恐懼的，是農民對農村土地的要求。為了緩和與農民的關系，武漢政府土地委員會曾提出沒收大地主土地分給貧農耕種的方案，規定家有肥地五十畝、貧瘠地一百畝以上都在被沒收之列；對租種別人的土地的農民實行減租百分之二十五的優惠(即所謂“二五減租”)。

　　這下貧雇農高興了，比較富裕的農民和地主卻倒了霉，尤其是軍隊中高級軍官更是舉雙手反對。他們在槍林彈雨中打拼多年，掙了一些錢就圖個在家蓋房置地，以後告老還鄉、解甲歸田也有個安身之處。現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這麼一搞，大家這麼些年的命算是白革了。

　　軍方實力派首領唐生智、何鍵派代表參加了土地會議，強烈要求制定《保護軍人家庭財產法》，以安前線將士軍心。何鍵身為軍長也不能幸免，他父親在湖南醴陵被農民協會抓了起來，戴高帽子游街，何鍵氣得咬牙切齒，破口大罵農民運動是“游民行動、痞子運動”。

　　由土地問題導致的殺人事件時有發生，雙方互相報復仇殺，手段極其殘忍，砍頭、槍斃已經稀松平常，諸如剖腹剜心、“點天燈”之類的酷刑也出現了。

　　革命的農民要過上健康的新生活，自然主張禁煙並限制飲酒。湖北黃岡的農民協會鏟掉煙田、禁止釀酒，致使武漢政府無稅可收。國民政府法律上禁煙禁賭，但對煙館和賭館基本上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即便是在革命策源地廣東，每月征收煙賭稅至少有一百五十萬元。黃岡縣的農民協會斷了政府的財路，政府便下令將農會解散，並緝拿農會骨幹。

　　城市工人的工會也有很大的權力。工會可以直接逮捕人，召開群眾大會就可以判決。就連國民黨左派領袖徐謙也看不下去了：“工人糾察隊自行去擄人，是私行逮捕，破壞了國家法律。”“以後捕殺反革命只能由政府合法機關執行，其他機關只有報告，無直接行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