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是一面鏡子:革命初見利忘義的亂象

2012-09-23 | 來源: 新浪讀書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1·

　　安源“罷工歷時五日，未傷一人，未敗一事”，以共產黨和工人的完勝而落幕。

　　罷工取得的紅利是巨大的，包括政治紅利和經濟紅利。

　　人們或許對工人的紀律性印象最深，不知道共產黨是用了什麼辦法。

　　實際上，工人嚴格的紀律性源自嚴密的組織。劉少奇在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透露了這個秘密。原來安源工人俱樂部借鑒了俄國工會和法國工團的經驗，以“十人團”為基本單位。所謂十人團就是每十個人為一個單位，相當於軍隊的一個班；每個十人團推舉一人為首領，相當於軍隊的班長；每十個十人團組成一個百人團，推舉出來一個首領稱“百代表”，相當於連長；若幹個百代表推舉出一位總代表，形成俱樂部的最高權力機構——“主任團”，主任團再選出一位主任(李立三就是首任主任)作為召集人。重大決策由主任團作出，再按照從上到下的嚴密組織系統嚴格貫徹下去。

　　因此劉少奇在報告中寫道：“此次罷工，如果沒有俱樂部的指揮，工人的行動只是盲目的、極無系統的；而且群眾運動的熱度是不能持久的，運動過後，群眾氣冷，即成一盤散沙，無法使之維持永久。”

　　罷工勝利之後，工人俱樂部的勢力幾乎控制了整個安源地區，用路礦兩局的說法，“萍礦之命脈，已操俱樂部之手”。工人們認識到，要想提高地位除了團結斗爭別無他途，加入工人俱樂部成了身份的象征，俱樂部會員每月需按時交納會費，三個月不交就要被除名。

　　罷工勝利也給俱樂部帶來可觀的經濟收入，每月可以從礦局領取津貼一千元，從路局領取津貼一百元，可收到常月費(工會會員費)四百八十元，每月收入達一千五百八十元。除去各項必要的開支，俱樂部每月還能節余很多錢，用於支援其他地區的工人兄弟。

　　這些錢都是怎麼花的呢？

　　俱樂部為自己爭取到三處房產，建起了一座能容納兩千人的講演大廳，經常請一些劇團上演文明戲。礦區內有了工人圖書館，能看到各地的報紙。工人補習學校擴大規模，由一所變成了七所，另外還建了一所工人子弟小學，七百余名工人子弟享受免費的義務教育；礦內小學聘請的老師每月工資三十元，比長沙和南昌市內小學教師的工資還高。

　　礦區內部的秩序轉由工人糾察團維持，當地軍警都不能插手。工人還有自己的裁判委員會，司法獨立，儼然成了社會主義理想的試驗田，被人們稱為“小莫斯科”。

　　安源罷工還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此後共產黨領導工人又進行了一系列的罷工。如開灤工人大罷工，迫使資方提高工資，從以前的每月二十七元增加至三十七元。湖南常寧水口山礦是國內最大的鉛鋅礦，也是湖南趙恒惕政府的財庫，那裡的工人希望建立自己的俱樂部。安源罷工骨幹蔣先雲被派去水口山礦，幫助那裡的工人建起了俱樂部，通過罷工，工人增加了工資，均分了紅獎。

　　安源工人俱樂部不僅為其他地方的工人提供了罷工經驗，而且還提供了經濟援助。如援助唐山、京漢、水口山、漢陽鐵廠等處失業工人近兩千元，援助株洲、長沙等地遭受水災的難民千余元；此外還每月繳納全國鐵路總工會每月會費一百五十元。

　　·2·

　　如果從地理位置上劃分，安源屬於江西。

　　但共產黨組織系統，卻一直把安源歸入湖南省委領導的范圍。

　　繼毛澤民之後，湖南省委又一位理財高手來到安源，他就是跟毛澤東一起辦書社的易禮容。此時李立三被中共中央調出安源另有任用，俱樂部的領導由劉少奇接任。兩人估計到，隨著罷工勝利後工人經濟收入的提高，購買力必然也會大大增強，正是盈利的好機會。經過商定，決定把工人消費合作社做大做強，除了加強安源老街工人消費合作社總社的經營之外，又在安源新街設立了分社。

　　資金從哪裡來？除了擴大發行股票的老辦法之外，又采用了一個新的更有效的方法，就是吸攬儲蓄。發行新股確實是融資的好辦法，為了讓經濟負擔重的工人也能成為合作社的股東，股票的面值並不大，每股只有五角。擴大發行的新股一共兩萬股，打算籌集資金一萬元，募股對象主要是礦區工人。新股一上市，就受到熱烈的追捧，工人們踴躍購買，為能成為合作社的股東而自豪。

　　開辦儲蓄部也異乎尋常地順利，工人們把平時節攢下來的錢存入合作社的儲蓄部，完全不用擔心安全。在此基礎上，合作社決定變相發行自己的貨幣。這倒不是共產黨的創新，安源煤礦資本家為節省流動資金，早就這麼幹過，他們自辦發行的貨幣名為“礦票”，能當現金使用，與銀元等值，但僅限於在礦區范圍流通，在礦方指定的商店消費。

　　合作社發行的貨幣共一萬元，以合作社的商品做保證，購買力明顯高於礦票。因為礦票實際購買力僅為銀元的百分之七十，與礦方勾結的商家還要從中撈一把。此時俱樂部會員已經達到一萬三千人之多，加上家庭成員，消費大軍超過兩萬人，都願意使用合作社發行的貨幣，而當時安源周圍的總人口數也不超過十五萬人。

　　安源成了共產黨幼年時期的一段美好回憶，安源工人消費合作社成了一種成功運作的模式，後來的各個根據地合作社，基本上都是按照安源合作社的模式建起來的。

　　對共產黨更具戰略意義的是，安源成了一個紅色據點，五年之後毛澤東領導秋收暴動，這裡成了暗伏的一顆重要棋子。因此安源的名氣雖然不如井岡山那麼響亮，但其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卻有其不可忽視的獨到之處。

　　安源罷工之後，共產黨又組織過幾次大的罷工，但結局遠不如安源罷工美妙。

　　其中損失最大的就是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的“二七”大罷工。在這次大罷工中，軍閥吳佩孚撕下支持勞工的偽善面紗，對工人大打出手。工人領袖林祥謙被殺害，工人死傷百余人，被捕數十人，因罷工而失業的有三百多人。罷工的失敗引起連鎖反應，導致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被查抄，全國五十多個工會被封閉，工會領袖被通緝，工人的言論集會等權利被剝奪殆盡，只有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碩果僅存，紅旗不倒。

　　“二七”大罷工，工人的鮮血贏得了社會的關注和同情。就連北京的國會議員對軍閥的暴行也看不下去了，幾位國會議員不顧局勢險惡，騎著毛驢專程去長辛店機車廠聲援工人，參加為死難工友舉行的追悼會。有的議員還找到共產黨在北方的領袖李大釗，表示願意提供經濟幫助：“你們太窮了，工作開展不了，搞群眾運動需要經費，我可以支援！”

　　當然，罷工中也有不和諧的一幕。

　　共產國際以募捐的方式，為罷工中的死難者家屬提供經濟援助。錢是通過“濟難會”的民間組織轉送到工會，再發給被捕、受傷和遇難者家屬和失業工人手中的。大筆金錢過手確實讓一些經管者紅了眼、黑了心。

　　由於缺乏有效的監督，京漢鐵路工會負責發放救濟款的兩位工人領袖，一位是負責發放南段救濟款的張連光，另一位是負責北段的張德惠，兩個敗類竟然卷款潛逃，給罷工造成惡劣影響，兩人也成了中共黨史上第一批貪污腐化分子。

　　·3·

　　金錢是一面鏡子，能照出人性中的善與惡。

　　每個人的靈魂都會在金錢面前受到煎熬，工人運動中的腐敗分子如此，政治家們也未能免俗。

　　在蘇聯的協調下，1924年初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首次出現了共產黨員的身影，他們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國民黨的領袖孫中山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形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

　　共產黨在“五卅運動”中再次顯示了動員群眾的天賦，讓國民黨刮目相看。在隨後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東征和南征中，共產黨也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為了打破盤踞在北方的北洋軍閥對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包圍，廣東革命政府又拜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廣州誓師北伐。

　　北伐軍以十萬兵力迎戰北洋軍閥的七十萬人，采用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作戰方針，先破吳佩孚部署於華中、兩湖地區的十萬大軍，後破盤踞江西、福建東南的軍閥孫傳芳，最後相機消滅直系張作霖，統一全國。

　　1927年春，蔣介石率北伐的東路大軍相繼占領富庶的江浙一帶，在共產黨人發動三次的工人暴動配合下，攻占沿海重要文化經濟金融中心上海。但是，南方革命陣營內國共兩黨的分歧也日見加劇，最終導致了“四一二”事件。

　　國共的分裂，人們往往將原因歸結於政治因素，實際上經濟也起了很大作用。

　　北伐戰爭軍事上的勝利，雖然能暫時緩解南方革命政府的經濟窘迫，卻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革命經濟成了徹頭徹尾的戰爭經濟。以1926年2月為例，南方革命政府財政收入只有一千六百萬元，而用於軍費的開支竟然達到一千三百萬元，占國民總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一，政府的每一百元中就要拿出八十一元去打仗。

　　攻克上海之後，國民革命軍的軍費每月開支，僅軍餉一項就已經達到兩千九百萬元，每月其他軍需物資、作戰消耗開支至少還要再增加一千萬元；而政府的財政稅收每月只能籌得一千數百萬元。

　　斂錢的速度總是比不上花錢的速度快，革命政府也只好采取向老百姓轉嫁負擔的方法，如增加發行鹽余券、房捐等的數額；增加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新稅種，如征收卷煙保管稅每箱一元、加征漁業稅百分之五十、碼頭捐按貨每件增加兩三成、開征房證金、發行二五附稅庫券等，總之就是伸手要錢。

　　在北伐軍控制的區域內，城市工商業者的日子不好過，農村種地的農民日子也好不到哪裡去。又是共產黨站出來，為農民說話。國民黨主管財務的宋子文、孫科在中央各省區聯席會議上提出，要在革命軍控制的各省預先征收一年的錢糧，因為廣東的農村已經實行過這一政策。共產黨反對加重農民負擔的政策，毛澤東在會上毫不客氣地說：“本黨最重要之政策為農民政策，預征錢糧足使農民對本黨發生懷疑，不如用公債一法取之於少數有錢人較為可行。”

　　宋子文仍堅持必須在農村預征錢糧，毛澤東苦口婆心地進行了勸導：“預征錢糧不過僅收得兩三百萬元，何苦以此區區之數，使數十萬農民或大多數人民懷疑我們的決議案不能實行呢？主席仍舊主張發行三百萬殷實公債，向殷實商人募集。”

　　由於共產黨力爭，國民政府只好通過發行六千六百萬元的流通券和兩千萬國庫券來緩解財政困難。此消息一出，立刻導致華中地區物價飛漲，群眾的生活水平直線下降，甚至還不如北洋軍閥控制的地區。

　　即使是這樣，北伐軍的軍餉仍然不足，各路催要錢款的電報雪片似的飛來。湖北唐生智、江西的朱培德、湖南的程潛以及歸順革命的西北軍馮玉祥，都加入了討要軍餉的大軍，政府累積欠餉少則幾十萬，多到數百萬。這還是勢力比較大的，一些雜牌軍幾乎沒有得到過政府的軍餉，完全靠向地方自籌。

　　不能靠政府撥款的軍隊怎樣解決軍費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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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替他們擔心，他們有的是辦法。只要控制了地盤，斂取金錢並不難。

　　以北方實力派馮玉祥為例，他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一般人認為像馮玉祥這樣的行伍出身的大老粗，除了打仗之外不會有什麼經濟頭腦，實際上他的經濟頭腦絲毫不遜色於專業理財師。馮玉祥接管了京綏(北京到綏遠)鐵路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軍政要員免費乘車的特權，過去要員們乘坐這條鐵路線不僅不買票，而且還要坐最好的座位，現在一律買票乘車。此舉不僅增加了收入，而且還給馮玉祥披上了平等和不畏權貴的色彩。

　　既然權貴的錢都敢收，一般的老百姓就更不在話下了。於是馮軍控制的鐵路貨運價格猛竄了三倍，每噸貨物運價從過去的四元提高至十二元。此外，北京各旅游景點賣票的大規模實施，就是從馮玉祥主政北京開始的。他還創造性地定下了根據廣告牌大小，按月征收廣告稅的創收模式。

　　馮玉祥還創設了西北銀行，成立了西北汽車運輸公司，壟斷了西北的汽車運輸。還有就是截留了要上繳中央財政的鹽稅，自行在轄區提高稅率。如在他控制的張家口，凡輸入重要商品稅率均為百分之三，經張家口輸出的貨物都要征收裝載稅，對糧食和羊毛征收特別稅，對卷煙課以百分二十的附加稅。

　　馮玉祥不僅開源有方，在節流方面也毫不遜色。與他用膠皮水管給士兵們施以洗禮(馮將軍率領全軍集體加入基督教)相媲美的，是新年放鞭炮的典故。有一年元旦清晨，馮玉祥在鄭州召集全體官兵行賀年禮，訓話道：“今日元旦，應當放鞭炮慶祝。可是我們財政不足，而且也要節儉，就不買鞭炮了，我們就用嘴大聲放鞭炮算了。”

　　說罷，馮將軍帶頭用嘴喊了起來：“砰乓……”於是全軍大叫“砰乓”十幾分鍾，算是放了鞭炮。這個故事多少帶有調侃的味道，有點像香港無厘頭喜劇，但從一個方面揭示出馮玉祥節儉的性格。

　　那麼是不是說，所有的國民革命軍高級將領，都為軍費發愁呢？

　　至少有一個人不會為錢發愁，此人就是蔣介石。

　　·4·

　　蔣介石當年起家的時候，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做過金融投機買賣。

　　他曾經受過上海軍政府都督陳英士的兩百塊銀元，刺殺光復會領袖、浙江省都督陶成章。這一次蔣介石沒有親自動手，而是用這錢收買了殺手，在上海廣慈醫院行刺成功。從那時起，青年蔣介石就徹底明白了“殺頭的生意有人幹，賠錢的買賣沒人做”的道理，有錢可以讓人幹很多事，不管這些事是正義的還是不正義的。

　　蔣介石之所以不為軍餉發愁，是因為他有特殊的頭銜——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中山艦事件”之後，蔣介石取得了絕對軍權，下撥給部隊的軍費完全由他支配，給哪個部隊不給哪個部隊，給誰多少，都是由他大筆一揮，聽話嫡系和親信多給，雜牌少給或幹脆不給。當時的國民政府財政部只管掏錢，連財政部長宋子文也不知道蔣介石是如何支配軍餉的。

　　國民政府內的共產黨人吳玉章曾發出過質詢，要蔣介石報告軍餉是怎麼發的。催促了好幾次，蔣介石才派他的軍需處長出席會議報告了一下。結果這位軍需處長報出的也是一筆糊塗賬，算來算去，政府下撥的軍費與蔣介石的支出根本對不上賬，數百萬元說不清楚去向。

　　蔣介石對國民政府左派和共產黨聯合查賬的行為非常不滿，大訴冤屈：“自從北伐以來，不過多用了一千三百萬元，以這些錢買得了湘、贛、鄂幾省，走盡天下也找不著這樣便宜的事。你們還要說我多用了，真是太沒有良心了！”

　　吳玉章認為蔣介石是裝糊塗，他提醒這位總司令：“所謂多用一千三百萬元，只是一個月的軍費。如果從北伐以來算起，軍費總數至少在一個億以上了。”

　　什麼錢該花，什麼錢不該花，蔣介石心裡最有數。

　　有一個科目的開銷，蔣介石是從不吝嗇的，那就是在軍隊內部培植親信。他對自己的親信出手闊綽，是大家公認的，有人指責蔣介石的這種作法與舊軍閥並無二致，當年袁世凱組建北洋六鎮時，駕馭親信諸將就是用的這種方法，花錢如流水，能不被“金彈”征服的人少之又少。蔣介石對待這些指責毫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

　　蔣介石格外垂青黃埔軍校的學生，這是他賴以起家的資本。僅黃埔同學會每月的開支達數千塊大洋，黃埔第四期的畢業典禮花了兩萬多塊大洋，蔣介石眉頭都不曾皺一下。黃埔軍校學生見蔣介石，都以叫他校長為榮。帶兵打仗的學生即使做了錯事、打了敗仗去見蔣校長，他最初也就是一頓大罵，罵完之後，氣也就消了，接著就會要問挨罵的這位學生缺不缺錢花？如果說有什麼需要，盡可開口要求；通常是罵得越凶，給的錢就越多，即使挨罵的學生不需要錢，蔣介石也要隨便給他一兩百元，以示拉攏。

　　國民政府指望蔣介石帶兵打仗，所以盡可能地遷就他，特地撥給他一百五十萬元作為特別費，辦黃埔軍校的每月經費七十余萬元還照支不誤，因此黃埔軍校被譏諷為全世界花費最大的軍校。

　　蔣介石花錢如流水，別說政府不富裕，就是有座金山銀山，也禁受不起。加之他獨斷專行的作風，更加引起了國民黨左派的不滿，企圖用黨紀和政紀制約蔣介石，蔣介石哪裡肯受這幫文人的約束？於是與左派之芥蒂日深，因此策動“中山艦事件”，削弱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力量，然後又發動更大規模的“四一二”政變，與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撕破面皮。

　　“四一二”事變之後的兩天，有共產黨員參加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罷免了蔣介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務，並開除其國民黨黨籍，通令嚴緝歸案究辦。蔣介石還以顏色，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至此形成了相互對立的武漢政府和南京政府。

　　·5·

　　驅逐了蔣介石，武漢的國民政府基本上由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組成。

　　武漢國民政府的日子並不好過。長江作為華中地區通往富庶的江浙一帶的水上大動脈，被蔣介石切斷了。外國銀行紛紛倒向蔣介石一方，武漢的外資銀行大量關閉，不同武漢貿易，上海與武漢之間的貨幣匯兌幾乎停止。蔣介石掌握了中央銀行發行鈔票的權力，武漢政府只能印發“國庫券”聊以度日，國庫券最小的面值是五元，商人都不願意使用。許多小商販和人力車都停了市，武漢商業和金融一片蕭條。

　　兩湖地區的工農運動，對武漢政府的經濟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北伐戰爭開始的時候，共產黨提出了“一切權利歸農會”的主張，湖南、湖北一帶的農民運動勢如燎原，農民協會的勢力不斷擴大，有組織的農民已經達五百萬之巨。農會會員們刺探軍情、組織支前參軍，在軍事上幫了北伐軍很大的忙。

　　農民支援北伐，主要原因是革命覺悟，但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則是直接的驅動力。農民兄弟對美好生活的渴望一點也不比城市人差，一旦這種欲望被點燃，能量將是巨大和不可遏制的。

　　湖南農民運動是最轟轟烈烈的，有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證。

　　翻身的農民光棍漢沖進地主家小姐的閨房，雖然不能摟得小姐在懷，也要在香噴噴的繡床上滾一滾，把身上的泥巴沾在繡花被上，以表達對幸福的渴望。

　　湖南農民協會勢力之大出乎人們的想象，竟然達到可以壟斷一些重要商品市場的程度。

　　比如進口商品市場。當時西方工業發達國家的商品已經廣泛滲透到長江流域，從鍾表、香水等奢侈品到針線、鐵釘、暖水瓶、小剪刀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無不是外貨充斥。其中最大宗進口的商品是煤油，幾乎被“美孚”、“亞細亞”兩家外國公司壟斷。

　　當時中南地區除少數城市使用電燈照明外，農村和小城鎮都用煤油燈。這兩家公司為打開中國市場可謂是不惜血本，開始農村不認煤油，大多以燈盞盛菜油照明。美孚公司為了打開中國市場，花費巨資特意定做了很多小洋燈，只要購買美孚的煤油就白送給小洋燈。中國的老百姓嘗試之後，發現煤油燈不僅亮度大，油煙比菜油少，而且價錢也不貴，這才逐漸接受了煤油燈。

　　壟斷必然會產生暴利。“美孚”、“亞細亞”兩家外國公司大賺中國人的錢，自然會刺痛一些中國人的民族感情。湖南農民協會打起了反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旗號，理直氣壯地要求兩家外國公司運來的煤油必須低價賣給農民協會，由協會統一經銷。兩家外國公司當然不幹，威脅將市場上的煤油撤下，統統准備運走。

　　農民協會當然不能讓這塊到口的肥肉溜走，於是就在各處設卡攔截。外商便以商品被農會沒收為由，向武漢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兩湖地區的外商本來就對農民的反帝運動抱著深深的恐懼，正好找到借口，也都紛紛撤資離去，包括海關的外籍雇員也都撂了挑子，武漢政府只好臨時組織一個由中國人組成的海關管理委員會接管，於是外商又造謠說湖南已實行收回海關、沒收外國人財產的舉措，造成了更大的國際糾紛。

　　如果農民協會高舉愛國主義的大旗，只對帝國主義的奸商下狠手，武漢政府或許還能忍受。關鍵是農民協會也不怎麼買國民黨政府的賬。當時英國軍艦卡斷了長江下游的水路交通，江浙一帶的糧食運不進兩湖，武漢政府軍隊的軍糧只能靠在當地征集。湖南是產糧大省，湖南農民協會控制了糧食供應，武漢政府想調湖南糧食到湖北，非得經過湖南農民協會認可，否則不能出境。這種做法當然會引起武漢政府和軍界的不滿，認為農會不講政治，故意刁難。

　　更讓武漢軍方感到恐懼的，是農民對農村土地的要求。為了緩和與農民的關系，武漢政府土地委員會曾提出沒收大地主土地分給貧農耕種的方案，規定家有肥地五十畝、貧瘠地一百畝以上都在被沒收之列；對租種別人的土地的農民實行減租百分之二十五的優惠(即所謂“二五減租”)。

　　這下貧雇農高興了，比較富裕的農民和地主卻倒了霉，尤其是軍隊中高級軍官更是舉雙手反對。他們在槍林彈雨中打拼多年，掙了一些錢就圖個在家蓋房置地，以後告老還鄉、解甲歸田也有個安身之處。現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這麼一搞，大家這麼些年的命算是白革了。

　　軍方實力派首領唐生智、何鍵派代表參加了土地會議，強烈要求制定《保護軍人家庭財產法》，以安前線將士軍心。何鍵身為軍長也不能幸免，他父親在湖南醴陵被農民協會抓了起來，戴高帽子游街，何鍵氣得咬牙切齒，破口大罵農民運動是“游民行動、痞子運動”。

　　由土地問題導致的殺人事件時有發生，雙方互相報復仇殺，手段極其殘忍，砍頭、槍斃已經稀松平常，諸如剖腹剜心、“點天燈”之類的酷刑也出現了。

　　革命的農民要過上健康的新生活，自然主張禁煙並限制飲酒。湖北黃岡的農民協會鏟掉煙田、禁止釀酒，致使武漢政府無稅可收。國民政府法律上禁煙禁賭，但對煙館和賭館基本上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即便是在革命策源地廣東，每月征收煙賭稅至少有一百五十萬元。黃岡縣的農民協會斷了政府的財路，政府便下令將農會解散，並緝拿農會骨幹。

　　城市工人的工會也有很大的權力。工會可以直接逮捕人，召開群眾大會就可以判決。就連國民黨左派領袖徐謙也看不下去了：“工人糾察隊自行去擄人，是私行逮捕，破壞了國家法律。”“以後捕殺反革命只能由政府合法機關執行，其他機關只有報告，無直接行動權。”

　　武漢有個資本家關閉工廠企圖將現金私運出去，被工會發現報告了漢陽縣政府，並派人接管了工廠，武漢政府大發雷霆，以違反政府保護工商命令為由，解散了工會。武漢工商業店主交納的稅收，是政府的重要經濟來源。為了征到足夠的稅，政府替商人說話，要店員延長工作時間，並以店員不屬於工人階級為由，解散店員工會讓店員受商會轄制。工會找政府評理，政府竟然說：“革命時代的工人也應犧牲一點來幫助革命，使革命成功，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

　　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共產黨與國民黨必將會分道揚鑣，這幾乎成了歷史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