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是一面鏡子:革命初見利忘義的亂象

2012-09-23 | 來源: 新浪讀書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1·

　　安源“罷工歷時五日，未傷一人，未敗一事”，以共產黨和工人的完勝而落幕。

　　罷工取得的紅利是巨大的，包括政治紅利和經濟紅利。

　　人們或許對工人的紀律性印象最深，不知道共產黨是用了什麼辦法。

　　實際上，工人嚴格的紀律性源自嚴密的組織。劉少奇在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透露了這個秘密。原來安源工人俱樂部借鑒了俄國工會和法國工團的經驗，以“十人團”為基本單位。所謂十人團就是每十個人為一個單位，相當於軍隊的一個班；每個十人團推舉一人為首領，相當於軍隊的班長；每十個十人團組成一個百人團，推舉出來一個首領稱“百代表”，相當於連長；若幹個百代表推舉出一位總代表，形成俱樂部的最高權力機構——“主任團”，主任團再選出一位主任(李立三就是首任主任)作為召集人。重大決策由主任團作出，再按照從上到下的嚴密組織系統嚴格貫徹下去。

　　因此劉少奇在報告中寫道：“此次罷工，如果沒有俱樂部的指揮，工人的行動只是盲目的、極無系統的；而且群眾運動的熱度是不能持久的，運動過後，群眾氣冷，即成一盤散沙，無法使之維持永久。”

　　罷工勝利之後，工人俱樂部的勢力幾乎控制了整個安源地區，用路礦兩局的說法，“萍礦之命脈，已操俱樂部之手”。工人們認識到，要想提高地位除了團結斗爭別無他途，加入工人俱樂部成了身份的象征，俱樂部會員每月需按時交納會費，三個月不交就要被除名。

　　罷工勝利也給俱樂部帶來可觀的經濟收入，每月可以從礦局領取津貼一千元，從路局領取津貼一百元，可收到常月費(工會會員費)四百八十元，每月收入達一千五百八十元。除去各項必要的開支，俱樂部每月還能節余很多錢，用於支援其他地區的工人兄弟。

　　這些錢都是怎麼花的呢？

　　俱樂部為自己爭取到三處房產，建起了一座能容納兩千人的講演大廳，經常請一些劇團上演文明戲。礦區內有了工人圖書館，能看到各地的報紙。工人補習學校擴大規模，由一所變成了七所，另外還建了一所工人子弟小學，七百余名工人子弟享受免費的義務教育；礦內小學聘請的老師每月工資三十元，比長沙和南昌市內小學教師的工資還高。

　　礦區內部的秩序轉由工人糾察團維持，當地軍警都不能插手。工人還有自己的裁判委員會，司法獨立，儼然成了社會主義理想的試驗田，被人們稱為“小莫斯科”。

　　安源罷工還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此後共產黨領導工人又進行了一系列的罷工。如開灤工人大罷工，迫使資方提高工資，從以前的每月二十七元增加至三十七元。湖南常寧水口山礦是國內最大的鉛鋅礦，也是湖南趙恒惕政府的財庫，那裡的工人希望建立自己的俱樂部。安源罷工骨幹蔣先雲被派去水口山礦，幫助那裡的工人建起了俱樂部，通過罷工，工人增加了工資，均分了紅獎。

　　安源工人俱樂部不僅為其他地方的工人提供了罷工經驗，而且還提供了經濟援助。如援助唐山、京漢、水口山、漢陽鐵廠等處失業工人近兩千元，援助株洲、長沙等地遭受水災的難民千余元；此外還每月繳納全國鐵路總工會每月會費一百五十元。

　　·2·

　　如果從地理位置上劃分，安源屬於江西。

　　但共產黨組織系統，卻一直把安源歸入湖南省委領導的范圍。

　　繼毛澤民之後，湖南省委又一位理財高手來到安源，他就是跟毛澤東一起辦書社的易禮容。此時李立三被中共中央調出安源另有任用，俱樂部的領導由劉少奇接任。兩人估計到，隨著罷工勝利後工人經濟收入的提高，購買力必然也會大大增強，正是盈利的好機會。經過商定，決定把工人消費合作社做大做強，除了加強安源老街工人消費合作社總社的經營之外，又在安源新街設立了分社。

　　資金從哪裡來？除了擴大發行股票的老辦法之外，又采用了一個新的更有效的方法，就是吸攬儲蓄。發行新股確實是融資的好辦法，為了讓經濟負擔重的工人也能成為合作社的股東，股票的面值並不大，每股只有五角。擴大發行的新股一共兩萬股，打算籌集資金一萬元，募股對象主要是礦區工人。新股一上市，就受到熱烈的追捧，工人們踴躍購買，為能成為合作社的股東而自豪。

　　開辦儲蓄部也異乎尋常地順利，工人們把平時節攢下來的錢存入合作社的儲蓄部，完全不用擔心安全。在此基礎上，合作社決定變相發行自己的貨幣。這倒不是共產黨的創新，安源煤礦資本家為節省流動資金，早就這麼幹過，他們自辦發行的貨幣名為“礦票”，能當現金使用，與銀元等值，但僅限於在礦區范圍流通，在礦方指定的商店消費。

　　合作社發行的貨幣共一萬元，以合作社的商品做保證，購買力明顯高於礦票。因為礦票實際購買力僅為銀元的百分之七十，與礦方勾結的商家還要從中撈一把。此時俱樂部會員已經達到一萬三千人之多，加上家庭成員，消費大軍超過兩萬人，都願意使用合作社發行的貨幣，而當時安源周圍的總人口數也不超過十五萬人。

　　安源成了共產黨幼年時期的一段美好回憶，安源工人消費合作社成了一種成功運作的模式，後來的各個根據地合作社，基本上都是按照安源合作社的模式建起來的。

　　對共產黨更具戰略意義的是，安源成了一個紅色據點，五年之後毛澤東領導秋收暴動，這裡成了暗伏的一顆重要棋子。因此安源的名氣雖然不如井岡山那麼響亮，但其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卻有其不可忽視的獨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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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源罷工之後，共產黨又組織過幾次大的罷工，但結局遠不如安源罷工美妙。

　　其中損失最大的就是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的“二七”大罷工。在這次大罷工中，軍閥吳佩孚撕下支持勞工的偽善面紗，對工人大打出手。工人領袖林祥謙被殺害，工人死傷百余人，被捕數十人，因罷工而失業的有三百多人。罷工的失敗引起連鎖反應，導致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被查抄，全國五十多個工會被封閉，工會領袖被通緝，工人的言論集會等權利被剝奪殆盡，只有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碩果僅存，紅旗不倒。

　　“二七”大罷工，工人的鮮血贏得了社會的關注和同情。就連北京的國會議員對軍閥的暴行也看不下去了，幾位國會議員不顧局勢險惡，騎著毛驢專程去長辛店機車廠聲援工人，參加為死難工友舉行的追悼會。有的議員還找到共產黨在北方的領袖李大釗，表示願意提供經濟幫助：“你們太窮了，工作開展不了，搞群眾運動需要經費，我可以支援！”

　　當然，罷工中也有不和諧的一幕。

　　共產國際以募捐的方式，為罷工中的死難者家屬提供經濟援助。錢是通過“濟難會”的民間組織轉送到工會，再發給被捕、受傷和遇難者家屬和失業工人手中的。大筆金錢過手確實讓一些經管者紅了眼、黑了心。

　　由於缺乏有效的監督，京漢鐵路工會負責發放救濟款的兩位工人領袖，一位是負責發放南段救濟款的張連光，另一位是負責北段的張德惠，兩個敗類竟然卷款潛逃，給罷工造成惡劣影響，兩人也成了中共黨史上第一批貪污腐化分子。

　　·3·

　　金錢是一面鏡子，能照出人性中的善與惡。

　　每個人的靈魂都會在金錢面前受到煎熬，工人運動中的腐敗分子如此，政治家們也未能免俗。

　　在蘇聯的協調下，1924年初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首次出現了共產黨員的身影，他們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國民黨的領袖孫中山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形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

　　共產黨在“五卅運動”中再次顯示了動員群眾的天賦，讓國民黨刮目相看。在隨後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東征和南征中，共產黨也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為了打破盤踞在北方的北洋軍閥對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包圍，廣東革命政府又拜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廣州誓師北伐。

　　北伐軍以十萬兵力迎戰北洋軍閥的七十萬人，采用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作戰方針，先破吳佩孚部署於華中、兩湖地區的十萬大軍，後破盤踞江西、福建東南的軍閥孫傳芳，最後相機消滅直系張作霖，統一全國。

　　1927年春，蔣介石率北伐的東路大軍相繼占領富庶的江浙一帶，在共產黨人發動三次的工人暴動配合下，攻占沿海重要文化經濟金融中心上海。但是，南方革命陣營內國共兩黨的分歧也日見加劇，最終導致了“四一二”事件。

　　國共的分裂，人們往往將原因歸結於政治因素，實際上經濟也起了很大作用。

　　北伐戰爭軍事上的勝利，雖然能暫時緩解南方革命政府的經濟窘迫，卻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革命經濟成了徹頭徹尾的戰爭經濟。以1926年2月為例，南方革命政府財政收入只有一千六百萬元，而用於軍費的開支竟然達到一千三百萬元，占國民總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一，政府的每一百元中就要拿出八十一元去打仗。

　　攻克上海之後，國民革命軍的軍費每月開支，僅軍餉一項就已經達到兩千九百萬元，每月其他軍需物資、作戰消耗開支至少還要再增加一千萬元；而政府的財政稅收每月只能籌得一千數百萬元。

　　斂錢的速度總是比不上花錢的速度快，革命政府也只好采取向老百姓轉嫁負擔的方法，如增加發行鹽余券、房捐等的數額；增加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新稅種，如征收卷煙保管稅每箱一元、加征漁業稅百分之五十、碼頭捐按貨每件增加兩三成、開征房證金、發行二五附稅庫券等，總之就是伸手要錢。

　　在北伐軍控制的區域內，城市工商業者的日子不好過，農村種地的農民日子也好不到哪裡去。又是共產黨站出來，為農民說話。國民黨主管財務的宋子文、孫科在中央各省區聯席會議上提出，要在革命軍控制的各省預先征收一年的錢糧，因為廣東的農村已經實行過這一政策。共產黨反對加重農民負擔的政策，毛澤東在會上毫不客氣地說：“本黨最重要之政策為農民政策，預征錢糧足使農民對本黨發生懷疑，不如用公債一法取之於少數有錢人較為可行。”

　　宋子文仍堅持必須在農村預征錢糧，毛澤東苦口婆心地進行了勸導：“預征錢糧不過僅收得兩三百萬元，何苦以此區區之數，使數十萬農民或大多數人民懷疑我們的決議案不能實行呢？主席仍舊主張發行三百萬殷實公債，向殷實商人募集。”

　　由於共產黨力爭，國民政府只好通過發行六千六百萬元的流通券和兩千萬國庫券來緩解財政困難。此消息一出，立刻導致華中地區物價飛漲，群眾的生活水平直線下降，甚至還不如北洋軍閥控制的地區。

　　即使是這樣，北伐軍的軍餉仍然不足，各路催要錢款的電報雪片似的飛來。湖北唐生智、江西的朱培德、湖南的程潛以及歸順革命的西北軍馮玉祥，都加入了討要軍餉的大軍，政府累積欠餉少則幾十萬，多到數百萬。這還是勢力比較大的，一些雜牌軍幾乎沒有得到過政府的軍餉，完全靠向地方自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