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 遏制蘇聯懲越南:鄧小平連橫了哪些國家

2012-09-19 | 來源: 新浪讀書 | 轉到微信 | 有1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毛澤東會見外國領導人是把他們召到他的住處，鄧小平則正好相反——他遍訪東南亞、美國和日本，以他自己高調、直率、偶爾有些盛氣凌人的風格開展外交。1978年和1979年，鄧小平風塵仆仆地頻頻出訪，以改變中國的國際形象——從革命斗士變為蘇聯和越南地緣政治陰謀的又一個受害者。越南戰爭期間，中國是站在另一邊的，它曾經在泰國和馬來西亞的華僑和少數民族中間鼓動過革命。現在大敵當前，這一切都成為次要。

　　1979年2月鄧小平在接受《時代》周刊的采訪中，向公眾闡釋了中國的戰略方針：“如果要來縛住北極熊，我們唯一的辦法就是團結起來。只靠美國的力量是不夠的，只靠歐洲的力量也不夠。我們是窮國，力量不大，但是如果我們聯起手來，那就有分量了。”

　　鄧小平在歷次出訪中不厭其煩地強調中國還比較落後，希望從先進的工業化國家那裡得到技術和專門知識。但他也堅持說中國雖然不夠發達，卻並不會因此改變它抵抗蘇聯和越南擴張的決心，如有必要中國會使用武力，單獨行動。

　　鄧小平的出訪——以及他多次提到中國貧窮——與傳統的中國治國之道迥然不同。沒有幾個中國統治者去過外國(當然，傳統觀念認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嚴格來說沒有“外國”可去)。鄧小平公開強調中國的落後，強調中國需要向別國學習，這與中國的皇帝和官員與外國人打交道時表現出來的傲慢形成鮮明對比。沒有一個中國統治者對外國人說過需要外國的東西。清廷接受了有限的外國創新(比如對耶穌會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表示歡迎)，但一貫堅持說與外國人通商是為表現中國的仁善，而非中國所需；毛澤東也高度強調自力更生，即使因此使中國陷入貧窮和孤立。

　　鄧小平先訪日本，此行是為了簽署中日關系正常化條約。鄧小平的戰略計劃是同日本不僅要實現關系正常化，而且要實現和解，好讓日本幫助孤立蘇聯和越南。

　　為此目的，鄧小平願意不再計較日本給中國帶來的長達半個世紀的苦難。他表現得熱情洋溢，宣布說“我心裡很高興”，還給了日本領導人一個擁抱，這樣的舉動在日本社會幾乎絕無僅有，在中國也是一樣。鄧小平毫不掩飾中國經濟的落後：“長得很丑卻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樣，那是不行的。”請他在訪客留言簿上簽名時，他寫下了對日本成就的空前贊揚：“向偉大、勤勞、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學習、致敬。”

　　1978年11月，鄧小平訪問東南亞，到了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他把越南稱為“東方的古巴”，說蘇聯和越南剛簽署的條約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1978年11月8日，他在泰國強調說蘇越條約威脅到“亞洲、太平洋以至整個世界的安全與和平”：“這份條約不單是針對中國的……它是蘇聯重大的全球計劃。你可能認為條約的意圖是包圍中國。我對我們的友好國家說中國不怕包圍。它對亞洲和太平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亞洲、太平洋以至整個世界的安全與和平都受到威脅。”

　　鄧小平在新加坡見到了該國傑出的總理李光耀，二人惺惺相惜。華人占多數的新加坡社會繁榮，後來鄧小平不無欽佩地說它“管得嚴”，“社會秩序算是好的”。28鄧小平在新加坡看到了中國未來可能的景象。當時，中國還極為貧窮，它的“公共秩序”經過“文化大革命”幾乎蕩然無存。李光耀敘述了他與鄧小平一段難忘的談話：

　　他邀請我再次訪華，我說等中國從“文化大革命”恢復過來我就會去，他說那需要很長的時間。我反駁說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廣東人的後裔，祖先都是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而達官顯宦、文人學士則全留守中原開枝散葉，因此，沒什麼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國做不到，或沒法子做得更好的。他沉默不語。

　　李光耀對鄧小平的務實精神和虛心好學表示贊揚，並借機表達了東南亞關注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可能被中國的官僚和外交濾網濾掉而從未到達過最高層：

　　中國想讓東南亞國家和它團結起來孤立“蘇聯熊”，但事實上我們的鄰國想團結起來孤立“中國龍”。東南亞沒有“蘇僑”在領導由蘇聯支持的共產黨叛亂，卻有“華僑”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鼓勵和支持下威脅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在較小的程度上也威脅著印度尼西亞。而且，中國公開宣稱和海外華人血濃於水，關系特殊，越過他們的國籍國政府直接號召他們對中國的愛國心……我建議應該討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後來事實證明李光耀是對的。除新加坡以外，別的東南亞國家對和蘇聯或越南對抗都十分謹慎。不過鄧小平還是達到了他的根本目標：他的多次公開講話預示著中國可能會采取行動進行補救。作為鄧小平計劃中關鍵一環的美國必然會注意到他的講話。鄧小平的戰略計劃需要一個更明確的中美關系。

　　鄧小平訪美旨在慶祝兩國關系正常化並開啟共同戰略。這一戰略以《上海公報》為基礎，主要針對蘇聯。

　　這也表現出中國外交的特殊技巧——造成別國支持的印象，而實際上有關國家並未同意，甚至並未接到要它們支持的要求。20年前台海危機時中方就采用了這種方法。1958年，毛澤東在赫魯曉夫不愉快的北京之行三周後炮擊金門馬祖，造成莫斯科事先同意北京行動的印象，其實並非如此。艾森豪威爾甚至指控赫魯曉夫幫助煽動危機。

　　鄧小平采取同樣的手法，在對越南作戰前高調訪問美國。兩次中國都沒有要求對方幫助自己即將進行的軍事行動。1958年赫魯曉夫顯然不知道中國要動手，而且還因被迫面對核戰爭的風險而很不高興；1979年鄧小平到達美國後，通知華盛頓中國要出兵越南，但華盛頓並未明確表示支持，美國的作用僅限於分享情報和外交方面的協作。這兩次北京都成功地使外界以為它的行動得到了一個超級大國的同意，從而嚇阻另一個超級大國插手幹預。由於這種微妙而又大膽的策略，蘇聯在1958年無法阻止中國攻擊沿海島嶼；至於越南，蘇聯只能猜測鄧小平訪美期間達成了什麼協議，而且會假設對它最不利的情況。

　　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訪美是做給別人看的，目的在於恐嚇蘇聯。鄧小平在美國為期一周的訪問既是外交峰會，又是商業訪問，外加巡回政治演說，還有為對越作戰進行心理戰。他訪問了華盛頓、亞特蘭大、休斯敦和西雅圖，所到之處的情景為毛澤東時代所無法想象。1月29日在白宮舉行的國宴上，“紅色中國”的領導人和可口可樂、百事可樂還有通用汽車的老總觥籌交錯。在肯尼迪中心的晚會上，這位小個子副總理與哈林花式籃球隊的隊員們熱烈握手。在得克薩斯州西蒙頓的騎術表演和燒烤餐會上，他戴上寬邊牛仔帽，乘坐馬車，使周圍的群眾興奮欣喜。

　　鄧小平訪美期間一直強調中國需要外國技術，需要發展經濟。在他的要求下，他參觀了美國的制造業和技術設施，包括佐治亞州哈波維爾的一家福特汽車組裝廠、休斯敦的休斯工具公司(在那裡他仔細觀看海上開采石油用的鑽頭)，還有西雅圖郊外的波音工廠。鄧小平到達休斯敦時，坦率地表示要“學習你們在石油工業和其他領域的先進經驗”。鄧小平認為中美關系充滿希望，聲稱他願意“了解美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吸收所有對我們有益的東西”。在休斯敦的約翰遜太空中心，他在航天飛機的飛行模擬器裡流連不已。一位新聞記者報道了那時的情景：

　　在美訪問的鄧小平表示中國熱切希望得到先進技術，他今天在這裡爬進飛行模擬器的駕駛艙，親身體驗了駕駛美國最新的航天飛機從10萬英尺高空降落到地面的情景。

　　中國第一副總理(鄧小平)似乎為這種體驗而著迷，模擬降落一次後又來第二次，最後離開模擬器時還戀戀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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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之清朝皇帝對馬嘎爾尼帶來的禮物和通商許諾的刻意漠然以對，或毛澤東毫不通融地堅持經濟自給自足，鄧小平的態度與他們簡直有天壤之別。1月29日在與卡特總統的會見中，鄧小平解釋了中國四個現代化的政策，這個政策由周恩來在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中提出，旨在實現農業、工業、科技和國防的現代化。但與他此行的首要目的——建立美中事實上的聯盟——比起來，這些都是次要問題。他總結道：

　　總統先生，您要我大致談談我們的戰略。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需要長時間的和平環境。蘇聯終究要發動戰爭。如果我們工作做得好，有可能推遲戰爭。中國希望把戰爭推遲22年。

　　在這一前提下，我們不是建議成立正式聯盟，而是各自根據自己的立場行事，協調行動，采取必要措施。這個目標是能夠達到的。如果我們的努力沒有結果，這個事就會變得越來越空。

　　不組成聯盟卻作為盟國一起行動，這把現實主義發揮到了極致。如果所有領導人都具有足夠的戰略眼光、深思熟慮的話，他們都會達成同樣的結論。結盟等於多此一舉，戰略分析的邏輯即足以促使有關國家向同一方向努力。

　　但姑且不論歷史和地理上的分別，即便是處境類似的領導人也未必能得出同樣的結論——尤其是壓力當前的時候。分析取決於對事實的闡釋；事實究竟如何言人人殊，至於事實具何意義就更是眾說紛紜。因此，國家間才組成聯盟——這一正式的關系形式盡可能地保護盟國的共同利益不受外部環境或國內壓力的影響。聯盟是權衡國家利益時需要額外考慮的因素。它還規定成員有法律義務在發生危機時守望相助。最後，聯盟如若認真履責，可減少潛在敵人作出誤判的危險，因而為外交政策注入一定的可判斷性。

　　鄧小平——以及大多數中國領導人——認為中美之間建立正式聯盟沒有必要，而且總的來說在推行外交政策時還會累贅礙事。他們願意依靠相互之間的心照不宣。但是鄧小平的最後那句話也暗含著警告。如果不能確定或執行共同利益的話，兩國關系就會變“空”，變枯萎，而中國就可能重拾毛澤東“三個世界”的理論——那仍是中國的官方政策——在兩個超級大國間尋找平衡。

　　在鄧小平看來，中美共同利益反映在建立非正式的全球安排，在亞洲通過政治/軍事合作遏制蘇聯，如同北約在歐洲的目的一樣。與北約相比，這一安排並無嚴格的組織結構，基本上以中美雙邊政治關系為基礎。它的地緣政治理念也與北約有所不同。北約主要是聯合成員抵抗蘇聯實際發動的侵略，明確避免任何軍事搶占的概念。為了避免外交對抗，北約的戰略信條完全是防御性的。

　　鄧小平的看法是要對蘇聯的整個外圍施加壓力，尤其是它新近擴張進入的地區，像東南亞，甚至是非洲，以挫敗蘇聯的計劃——尤其是在東南亞。

　　鄧小平警告說，蘇聯決不會受協議的束縛，它只懂得實力對抗的語言。據說古羅馬政治家大加圖在每次講話結尾時都要發出戰斗號召“Carthago delenda est”(“必須消滅迦太基”)，鄧小平也有他自己的號召：必須抵抗蘇聯。他在所有講話中都以各種方式警告說蘇聯一貫的本性是“見縫就鑽”。他對卡特總統說：“蘇聯在哪裡伸手，我們就要在哪裡把它砍掉。”

　　鄧小平分析了戰略形勢，告訴白宮中國准備同越南打仗，因為它認為越南不會止步於柬埔寨。“所謂的印度支那聯邦會有不止三個國家，”鄧小平警告說，“它一直是胡志明的夢想。現在的三個國家只是第一步，然後也會把泰國包括進去。”他宣稱，中國有義務采取行動，不能坐等事態發展；出了事就太晚了。

　　鄧小平告訴卡特，他考慮到了“最壞的可能”——蘇聯大規模幹預，蘇聯和越南新簽署的防御條約似乎是這樣要求的。確實，報告顯示北京從北方邊境地區撤退了30萬平民，並命令中蘇邊境線上的部隊進入一級戰備狀態。但是鄧小平對卡特說，北京認為如果打一場有限的戰爭，速戰速決，莫斯科就來不及作“大反應”；而且時值冬季，蘇聯對中國北方發動全面攻擊也比較困難。鄧小平說，中國“不害怕”，但需要華盛頓“道義上的支持”，意思是需要美國把意圖表現得足夠模糊，使蘇聯不敢輕舉妄動。

　　戰爭結束一個月後，華國鋒對我解釋了戰前的精心戰略分析：

　　我們也考慮到了蘇聯反應的可能性。第一是對我們進行大規模攻擊。我們認為這個可能性比較小。他們在邊境上有100萬大軍，但是要對中國進行大規模攻擊還不夠。如果他們從歐洲調回一些部隊，那需要時間，而且他們就得擔心歐洲。他們知道和中國作戰是大事，短時間內完不了。

　　鄧小平給卡特出了個難題——是原則上的難題，也是公開態度上的難題。在原則上，卡特不贊同先發制人的戰略，尤其是涉及進入另一個主權國家進行軍事行動。與此同時，他即使不完全同意，但也十分重視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關於越南占領柬埔寨的戰略影響的意見，而這一意見與鄧小平的意見不謀而合。卡特解決難題的辦法是申明原則但留有隨機應變的余地。溫和的否定暗含著含糊的默許。他提出中國若出兵越南將失去道義上的有利地位——本來中國被公認是主張和平的國家，這麼一來就可能受到“侵略”的指控：

　　這是個嚴重的問題。你們不僅會受到來自北面的軍事威脅，而且還要面對國際態度的改變。現在公認中國是反侵略的和平國家。東盟國家和聯合國都譴責了蘇聯、越南和古巴。我不需要知道你們計劃采取什麼懲罰行動，但它可能會造成暴力升級和世界態度的改變，從反對越南變為一定程度上支持越南。

　　我們很難鼓勵暴力。我們可以給你們通報情報。據我們所知，最近沒有蘇軍向你們邊境移動的動作。

　　我的話只能說到這個地步。我們也和世界各國一起譴責了越南，但是出兵越南會造成不穩定，是非常嚴重的行為。

　　拒絕支持暴力卻又就蘇軍的動向提供情報，這給美國模棱兩可的態度賦予了新的內涵。這可能意味著卡特不同意鄧小平關於潛在的蘇聯威脅的意見；或者也可將其理解為鼓勵中國出兵，因為這樣就減少了中國對蘇聯可能幹預的擔心。

　　第二天，卡特和鄧小平舉行單獨會晤，卡特把一份闡明美國立場的說明交給了鄧小平(這份說明尚未公開)。布熱津斯基後來說：“總統親筆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信的基調是溫和的，內容是嚴肅的。裡面強調要力行克制，並總結了可能發生的不利的國際後果。我覺得這麼做是合適的，因為我們不能正式和中國人聯手。”當然，非正式的聯手則另當別論。